1、进与退的平衡
只进不退者莽，只退不进者懦。
几度苍海横流，几多时光飞逝。悠悠中华青史，成功者如恒河之沙不可胜数。虽其时空、经历、功业各有千秋，但细晶即知其共有特质大体相通，即善于进退者，不管命运如何不公，他们都如老练的航海者在风顶浪尖上破浪扬帆，在暗流汹涌、岩礁错综间进退自如，最终游刃有余地抵达成功彼岸。
他们何以如此轻松，他们成功是否天命使然。非也！
常言道：道路宽，风水顺，进为先；顶不住，惹不起，退为上。
只进不退，智者不为；只退不进，懦夫所为。
进与退，原本一线之隔，却差之毫厘，失之千里。
赵太祖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可谓善“进”，而杯酒释兵权又可谓善“退”。范蠡陪越王勾践赴吴为人质，此为“进”，而勾践称霸后他隐居江湖通达商贸，被世人美称为“陶朱公”，此为退。
掌握主动，肇机进攻是现代人获取成功的基质和必备要素，但“退一步海阔天空”同样是走向成功的重要因素，正所谓“以退为进”，“退中求进”。
进退间，成功与失败早已注定。
进——是兵家致胜的上上策。
退——是赢家出手的高高招。
凡成功者，须深谙“适时进退”之理，应熟念“进退有度”之术。
《左传·宣公十二年》中说：“见可而进，知难而退，军之善政也。”意思很清楚：见到能获胜的机会就进攻，认识到难以取胜就后退，这是指挥军队的一条好办法。
《左传·昭公十五年》中还说：“力能则进，否则退，量力而行。”意思是估计自己的力量能够完成就进取，办不到就撤退。要正确地估量自己的能力去做相应的事。
春秋时期，楚国日益强盛，楚将子玉率师攻晋，楚国还胁迫陈、蔡、郑、许四个小国出兵，配合楚军作战，此时晋文公刚攻下依附楚国的曹国，明知晋楚之战迟早不可避免。
子玉率部浩浩荡荡向曹国进发，晋文公闻讯，分析了形势。他对这次战争的胜败没有把握，楚强晋弱，气势汹汹，他决定暂时后退，避其锋芒。对外假意说：“当年我被迫逃亡，楚国先君对我以礼相待。我曾与他有约定，将来如我返回晋国，愿意两国修好。如果迫不得已，两国交兵，我定先退避三舍。现在，子玉伐我，我当实行诺言，先退三舍。”
接着，就撤退九十里，他撤到晋国边界城，仗着临黄河，靠太行山，足以御敌。他已事先派人往秦国和齐国求助。
子玉率军迫到城下，晋文公早已严阵以待。晋文公已探知楚国左、中、右三军，以右军最薄弱，右军前头为陈、蔡士兵，他们本是被胁迫而来，并无斗志。子玉命令左右军先进，中军继之。楚右军直扑晋军，晋军忽然又撤退，拣、蔡军的将官以为晋军惧怕，又要逃跑，就紧迫不舍，忽然晋军中杀出一支部队，驾车的马都蒙上老虎皮。陈、蔡的战马以为是真虎，吓得乱蹦乱跳。转头就跑，骑兵哪里控制得住。楚右军大败。晋文公派士兵假扮陈、蔡军士，向子玉报捷：“右师已胜，元帅赶快进兵。”子玉登车一望，晋军后方烟尘蔽区，他大笑道：“晋军不堪一击也。”其实，这是晋军诱敌之计，他们在马后绑上树枝，来回奔跑，故意弄得烟尘四起，遮天蔽日，制造假象。子玉急命左军并力前进，晋军上军故意打着帅旗，往后撤退。楚左军又陷于晋军埋伏圈内，再次被歼灭。等子玉率中军赶到，晋军左、中、右三军合力，已把子玉团团围住。子玉这才发现，右军、左军都已被歼，自己已陷入重围，急令突围。虽然他在猛将成大心的护卫下，逃得性命，但部队伤亡惨重，只得悻悻回国了。
晋文公以退为进，量力而行，深得“进退有度”之术，终于以小胜大，以弱胜强。
当进必进。为了报忠于旧主和兄弟之情，关羽辞了曹操去找刘备。一路上受到铁岭关、洛阳城等守将的阻拦，尤其是在黄河边古城下被张飞逼迫，又被大将蔡阳追赶。这一路过关斩将，关羽若在那些守将面前一打则退，一吆喝就投降，关羽大概也不会有什么事，曹丞相给他的荣华富贵也依然不会少。然而，正因为关羽知难而进，一路过五关斩六将，才使他的人生更辉煌，更具传奇色彩，更加动人。
当退必退。正如老子所说：执持盈满，不如适可而止；锋芒磨炼得锐利，不可能保持长久的锐势。金玉满堂，没有谁能永远守藏；如果富贵而骄横，就是给自己留下祸患。功成名就则身退，这是合乎自然规律的。
“功高震主者身危，名满天下者不赏”、“弓满则折，月满则缺”，这是亘古不变的真理。所以当一个人的名利、权位志得意满时应该见好就收，要有急流勇退的明哲保身态度，尽早觉悟。“功成身退，天之道也”。我国历史上，能“运筹于帷幄之内，决胜于千里之外”的张良等明智的功成身退，都给我们留下了很多做人处事的绝好借鉴。反之，如果在紧要关头不能做到急流勇退，到头来只会像伍子胥一样被摘下头颅挂于城门之上，难免像李斯一般发出“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出”’的哀鸣，会像萧何那样蒙受锒铛入狱的凌辱，会像韩信那样落得兔死狗烹的下场。现实生活中“爬得越高，摔得越重”不是更能证明此中道理吗？
现实中是“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人人都向往着高官厚禄，幸福荣华。然而，“功成身退”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战国时代，有位叫商鞅的政治家，仕秦孝公时，以历史上有名的“商鞅变法”的功绩，奠定了自己的地位，同时巩固了秦国的统治。然而，他最大的不幸，就是触犯了原来是他强有力的靠山的孝公，晚年遭到五马分尸的极刑，使一世荣华，顿时化为乌有，死后仍骂声不绝。
当初，他为孝公断然采取极其严厉的政治改革措施，虽为秦国政治清明、富国强兵做出了根本贡献，但改革也触动了贵族阶级的利益，一时间在朝野上下树起了数不清的政敌。有孝公支持，政敌对他也无可奈何。当时他也使孝公感到威胁。《战国策》中记载：“孝公疾起，传位商君，商辞而不受”。是孝公生前故意传位，以试他心，可见商鞅已见疑于主子。这时他本应主动“功成身退”隐遁避险。另有赵良引用“以德者荣，求力者威”之典故力劝商鞅隐退，可商鞅在“退”字上欠火候，不以为然固执己见。最终，孝公将他驾空，政敌也伺机报复，当秦孝公一去世，反对派们在新王即位后，纷纷策划陷害他，终以谋反罪名处以极刑。
西汉人疏广，字仲翁，东海人。地节三年，任为太子太傅，哥哥的儿子疏受，任太子少傅。
五年后，疏广对疏受说：“我听人说过，知道满足的人不受到侮辱，知道停下的人不会遭受危险，成就了功名勇退，这是合乎规律的。现在已功成名就，不肯离开，将会怕有后悔的时候。”过几天，两人都称生病了，向皇帝上书请求回家安度晚年。请求同意了。皇帝赐给他们黄金二十斤，太子赐给他们五十斤。大臣和朋友们在京城门外举行送别仪式，送他们的有一百多辆车子。人们都说：“这两个大夫真贤能。”
商鞅之所以惨遭毒手，是他太不识时务，只知进，而不识廉知耻，故而引起众怒，不死将何？二疏之所以被认为“真贤能”，是因为他们见好就收，功成身退。
至于隐退与否，因人而异。最后理想的结局，当属“功成身退”、“告老还乡”能保平安，此乃“天之道”也。历代用人者也都倾向于录用“知退者”，因喜退者识廉知耻，忠心弥坚，极少生事。
自古以来，凡在进退上处理不当者，都会使一生功绩毁于一旦，身败名裂，遗恨永年。
以上各例，都是古人的故事。似乎离普通读者远了些。其实，在现实生活中，进退之术，无时不有，须臾不可离开。
赫蒙是美国有名的矿冶工程师，毕业于美国的耶鲁大学，又在德国的佛莱堡大学拿到了硕士学位。可是，当赫蒙带齐了所有的文凭去找美国西部大矿主赫斯特的时候，却遇到了麻烦。那个大矿主是个脾气古怪又很固执的人，他没有文凭，所以就不相信有文凭的人，更不喜欢那些文质彬彬又专爱讲理论的工程师。当赫蒙前去应聘递上文凭时，满以为老板会乐不可支，没想到赫斯特很不礼貌地对赫蒙说：“我之所以不想用你，就是因为你曾经是德国佛莱堡大学的硕士，你的脑子里装满了一大堆没有用的理论，我可不需要什么文绉绉的工程师。”聪明的赫蒙听了不但没有生气，相反心平气和地回答说：“假如你答应不告诉我父亲的话，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赫斯特表示同意，于是赫蒙对赫斯特小声说：“其实我在德国的佛莱堡并没有学到什么，那三年就好像是稀里糊涂地混过来一样。”想不到赫斯特听了笑嘻嘻地说：“好，那明天你就来上班吧。”就这样，赫蒙运用了必要时不妨让步的策略轻易地在一个非常顽固的人面前通过了面试。
也许有人认为赫蒙那样做不十分合适，问题是能不能做到既没有伤害别人又能把问题解决。就拿赫蒙来说，他贬低的是自己，他自己的学识如何，当然不在于他自己的评价，就是把自己的学识抬得再高，也不会使自己真正的学识增加一分一毫，反过来贬得再低也不会使自己的学识减少一分一毫。
美国著名政治家帕金斯30岁那年就任芝加哥大学校长，有人怀疑他那么年轻是不是能胜任大学校长的职位，他知道后只说了一句：“一个30岁的人所知道的是那么少，需要依赖他的助手兼代理校长的地方是那么的多。”就这短短一句话，使那些原来怀疑他的人一下子就放心了。人们遇到了这样的情况，往往喜欢尽量表现出自己比别人强，或者努力地证明自己是有特殊才干的人，然而一个真正有能力的领袖是不会自吹自擂的，所谓“自谦则人必服，自夸则人必疑”就是这个道理。
让步其实只是暂时的退却，为了进一尺有时候就必须先做出退一寸的忍让，为了避免吃大亏就不应计较吃点小亏。美国第一届总统华盛顿在任时，身边的副总统是德雷斯顿，这是个闲差，可是德雷斯顿却把它变成具有实权的职位，他常常在演说时讲一些他做副总统闹出的笑话，这样做的结果非但没有降低自己，反而赢得了敬佩和拥护。
总之，古今中外，凡成功者，无不是当进则进，当退则退，进退自如。还望读者诸君从中慢慢体悟。
2、时与势的平衡
审时度势，方能进退自如。
时，是时间；势，是事物的趋向和形势。时势指的是某一时期的客观形势。
人生的成败，与时势关系很大。英雄造时势，时势造英雄。我们极富悟性的祖先概括了这足称万古不变的至理名言，说尽了人生成败与当时世界的关系。任你本事通天，才智贯地，只可把这两条规律注解得明明白白，充充分分，却无法打破这两句话所概括的世情事理。不过大才大智大福成大事；小才小智小福则成小事；平凡之人则求衣食住行，养家活口，安居乐业。无论大小才，或凡俗之人，其要有所成，皆须取决于时势。
或者为道为僧，明白“走来名利无双第，打出樊龙第一关”，似乎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然而，界外有界，行外有行，都要普度众生，都自认为正果，门户对立，其实又是一番时势造英雄之景观。
时与势，首先说时。
从社会历史的意义上看，时间表现为时世。时世的作用如何？从两条成语看得出来——成：时势造英雄；败：生不逢的。这两条成语。可谓说尽了时世对人生事业的作用，这是客观事实，人们既无可回避，也不能改变。
但，时势造英雄，生不逢时，时势在这里仍大可研究，仍有成败规律可寻找，仍有人生立身处世艺术可总结。固然，对于社会历史，对于人生世事，过去的已经过去，但总结过去，便可主动地把握未来。
大抵说来，乱世出英雄，治世多才子；上升之世，志士仁人，忠正君子畅行其道，国家民族富强兴旺，人民安宁幸福；衰微之世，奸佞小人，阿谀逢迎之徒飞扬跋扈，国家蒙难，人民生活水深火热。
从历史与个人结合看人才成就特点，大抵开创一种新的历史文明的时世，多开创性建树的英才杰士。继承一种历史文明，保守既成体制的时势，则多守成之才士，则多在已有的文明基础上发展与完善型人材。
春秋战国，群雄割据，天下纷争，人民受难，这是坏事。另一方面，这一时期又孕育了一大批开创社会历史新文明的人才与事业。这就是政治上，开始推倒奴隶制，确立封建地主的统治地位，而以秦国的商鞅变法为标志，确立郡县制，敲响了奴隶主分封制的丧钟。而各诸侯国为了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又实行学术自由，鼓励知识分子著书立说，以作为其军政行为的参谋与参考。这样的结果，就形成中国先秦时期的“诸子百家”，作为历史文明的成就，它使中国在哲学、政治、经济、军事、科学、文化、生活方式进化到封建主义的成熟时代，尤其是在学术思想上，它开创了中国历史的第一个黄金时代。
因此，与这个时代相称的便是一批影响千百年的开创型杰出人物。哲学上的老子、孔子、墨子、庄子、荀子、韩非子；政治上的春秋五霸、商鞅、李斯、秦始皇；军事上的孙武、吴起、伍子胥、孙膑；科学上的公输班、扁鹊等等。
在前半个世纪里，又成长一批开创社会新历史新文明的杰出人物。林则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开眼看世界的中国人，因为时势，他走在这个时势杰出人物的最前头。孙中山领导推翻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建立中国的民主共和国，这又是一个创造。与此同时，中国的文化科学也创造了新形态。胡适、鲁迅等创造了中国现代新文学，李四光等创建中国的地质学，华罗庚等创建中国现代数学，钱学森等创建中国核科学，严济慈等创立中国现代物理学等等。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成功者与英雄。一般从成败的客观结果看，乱世出英雄。因为乱世，给人提供施展才华的机会更多。相反，治世给人提供了和平、安宁，同时，也必须付出另一种代价：收敛个性锋芒，遵守既定的社会秩序。这样，个人获得平安，也同时失去许多建功立业的机会，加之床上有被，锅中有饭，出门有路，受入侵犯了有法律保护，如此，好端端的生活，大家都得爱惜点，互相体谅点，个性圆通点。这还不用说要守法遵纪敬上司。
如此态度，汉武帝时东方朔这个人的行为方式说得明明白白、且发人深思。
东方朔曾因一封上奏文章为武帝看重，来到武帝身边工作。武帝很欣赏他，常让他陪着吃饭。他常把吃剩的肉揣到衣兜里带回去，衣服弄脏了也不在乎。武帝私下送给他的绸缎，他也只随便往肩上一搭，然后退下。因为他的才学、能力，武帝还经常赏钱给他，他也不把钱当一回事。
汉武帝看到东方朔这些举止，很叹息地说：“这个人要不是有这些毛病，谁还赶得上他呢？”同事们有时替东方朔做些事，汉武帝便说：“这要是他本人做，可就比你们做得漂亮多了！”
看到东方朔如此行为，有人就问他：“苏秦、张仪在世，都帮助帝王做出一番大事业。像您这样有学问有见识的人，行为这样特别，也不想升官，这是为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