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的迷惑会使人弄错方向，大的迷惑会使人改变本性。凭什么知道是这样的呢？自从虞舜拿仁义为号召而搅乱天下，天下的人们没有谁不是在为仁义争相奔走，这岂不是用仁义来改变人原本的真性吗？现在我们试着来谈论一下这一问题。从夏、商、周三代以来，天下没有谁不借助于外物来改变自身的本性。平民百姓为了私利而牺牲，士人为了名声而牺牲，大夫为了家族而牺牲，圣人则为了天下而牺牲。所以这四种人，所从事的事业不同，名声也有各自的称谓，而他们用生命做出牺牲以损害人的本性，却是同一样的。臧与穀两个家奴一块儿放羊却都让羊跑了。问臧在做什么，说是在拿着书简读书；问穀在做什么，说是在玩投骰子的游戏。这两个人所做的事不一样，不过他们丢失了羊却是同样的。伯夷为了贤名死在首阳山下，盗跖为了私利死在东陵山上，这两个人，致死的原因不同，而他们在残害生命、损伤本性方面却是同样的。为什么一定要赞誉伯夷而指责盗跖呢！天下的人们都在为某种目的而献身：那些为仁_义而牺牲的，世俗称他为君子；那些为财货而牺牲的，世俗称他为小人。他们为了某一目的而牺牲是同样的，而有的叫做君子，有的叫做小人。倘若就残害生命、损伤本性而言，那么盗跖也就是伯夷了，又怎么能在他们中间区分君子和小人呢！况且，把自己的本性缀连于仁义，即使如同曾参和史鳅那样精通，也不是我所认为的完美；把自己的本性缀连于甜、酸、苦、辣、咸五味，即使如同俞儿那样精通，也不是我所认为的完善，把自己的本性缀连于五声，即使如同师旷那样通晓音律，也不是我所认为的聪敏；把自己的本性缀连于五色，即使如同离朱那样通晓色彩，也不是我所认为的视觉敏锐。我所说的完美，决不是仁义之类的东西，而是比各有所得更美好罢了。我所说的完善，决不是所谓的仁义，而是放任天性、保持真情罢了。我所说的聪敏，不是说能听到别人什么，而是指能够内审自己罢了。我所说的视觉敏锐，不是说能看见别人什么，而是指能够看清自己罢了。不能看清自己而只能看清别人，不能安于自得而向别人索求的人，这就是索求别人之所得而不能安于自己所应得的人，也就是贪图达到别人所达到而不能安于自己所应达到的境界的人。贪图达到别人所达到而不安于自己所应达到的境界，无论盗跖与伯夷，都同样是混乱邪恶的。我有愧于宇宙万物本体的认识和事物变化规律的理解，所以就上一层说我不能奉行仁义的节操，就下一层说我不愿从事滞乱邪恶的行径。
活学活用
“仁义”多余，不可随便
庄子本来对统治者提出的仁爱非常反感，但却有个官来找他谈论仁爱。
有一次，宋国的汤太宰就去庄子家向他请教仁爱的问题。
庄子回答说：“虎和狼也有仁爱。”
汤太宰说：“怎么这么说呢？”心想动物也有仁爱的话，动物也和人一样了。
庄子说：“虎狼的父子也相互亲爱，为什么不能叫做仁呢？”
汤太宰又问：“我说的仁不是一般的仁，是最高境界的仁。”
庄子说：“最高境界的仁就是没有亲。”
汤太宰更不明白了，说：“我听说，没有亲情就不会有爱，没有爱就不会有孝，那么您说的最高境界的仁就是不孝，对吗？”
庄子正重地回答说：“不是这样。最高境界的仁太高尚了，一个孝字本来就不足以说明它。这并不是说至仁是超过了孝或不及孝，而是它跟孝没有关系啊。就像向南方走的人到了楚国都城郢时，向北望却看不见冥山，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距离冥山太远了。所以说，用恭敬的态度来行孝容易，以爱的本心来行孝困难；用爱的本心来行孝容易，用虚静淡泊的态度对待双亲困难；虚静淡泊地对待双亲容易，使双亲也能虚静淡泊地对待自己困难；使双亲虚静淡泊地对待自己容易，能一并虚静淡泊地对待天下人困难；一并虚静淡泊地对待天下之人容易，使天下之人能一并忘却自我困难。盛德遗忘了尧舜因而尧舜方才能任物自得，利益和恩泽施给万世，天下人却没有谁知道，难道偏偏需要深深慨叹而大谈仁孝吗！”
为什么庄子学派的人会对孔子的“仁义”这么反感呢？我们要看看当时的情况。
孔子生活的时代是正在瓦解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即将形成的时期，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一方面旧的等级秩序以及附着于这一秩序的行为规范已不再能有效地约束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另一方面，越是出身低层的人越是渴望享有在传统等级制度下不能享有的特权，以显示自己所获得的权力和地位。
由于孔子无法想象一种超越统治与被统治关系的社会秩序和生命形态，所以，孔子将“仁”看成是统治的基础，要求统治者本着忠恕之道、“爱人”之心来施行统治。孔子对周朝礼乐文化的继承和改造，所倡导的道德都必须以一个被统治阶层的存在为前提，所以孔子的道德思想本身就蕴含着对等级制的确认和维护。
孔子推行的“仁”在现实生活中必然要受制于“礼”。“礼”才是孔子思想的真正核心，它不仅是孔子道德思想和政治思想的全部落脚点和最终归宿，而且也是仁的完成、仁的节制。也就是说，礼从外部规范着仁，制约着仁。这种以“礼”释“仁”的观念发展到极端，就是“礼教吃人”，就是以道德的名义来掩饰各种不道德的行为。
庄子站在更高层次的更深广的视角，认识到孔子的“仁”有着极大的缺陷和局限性，它既不能涵盖人类所有的善行，亦无法使人在善恶之间做出正确的判断和选择。
在现代这个把“地球当村”的时代，我们再读孔子的“仁义”时，我们也要“择其善者而从”了。这时我们理解的仁义已不是过去的含义，只保留它的真义——对人发自内心的友爱。
短者不忧，用其“长处”
凫胫虽短，它本来就是那么短，如果人为地加长它，反而没有好处；鹤胫虽长，它本来就是那么长，如果人为地缩短它，反而是对鹤的伤害。这里，庄子用了“性长”、“性短”的说法，说明庄子所谓的“性”的确指的是事物的本来状态。
泥水匠
依靠曲尺、墨线、圆规、角尺而端正事物形态的，这是损伤事物本性的做法。运用礼乐对人民生硬地加以改变和矫正，运用仁义对入民加以抚爱和教化，从而抚慰天下民心的，这也是使人失去了常态的做法。
庄子揭示了事物的特殊性与矛盾性，没有绝对的长短、高下，正所谓“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把一个人放在恰当的位置，会令他的短处变成长处，这就是领导者用人的智慧了。
惠子对庄子说：“魏王送我一种大葫芦的种子，我把它种在地里，成长而结出的葫芦有五石的容量；用来盛水，它的坚硬程度却不能胜任：把它锯开来做瓢，却又没有那么大的水缸可以容纳。它不是不大，我认为它没有什么用处，就把它砸碎了。”
庄子听罢，讲了一个故事：“这是你不会使用大的东西啊！宋国有一个人，善于制造不龟裂手的药物，他家世世代代以漂丝絮为业。有个客人听说了，愿意出百金收买他的药方。于是集合全家人来商量说：‘我家世世代代以漂丝絮为业，所得不过数金；现今卖出这个药方，立刻可得百金，我看还是卖了吧。’这位客人得了这个药方，去游说吴王。这时越国正有困难，吴王就派他为将，率兵在冬天跟越国水战，因为有不龟裂手的药，大败越国；吴王就划分了土地封赏给他。同是一个不龟裂手的药方，有人因此得到封赏，有人却只是用来漂洗丝絮，这就是使用方法的不同。现在你有五石容量的葫芦，为什么就不想到把它作为舟而浮游于江湖之上？只是愁它大得无处容纳，可见你的心如茅塞一般没有开通啊！”
清朝有位军事家叫杨时斋，就很善于用人之“短”。他认为，军营中无人不可用，聋者，宜给左右使唤；哑者，令其传递密信；跛者，令其守坐放炮。杨将军深知，聋者因耳塞少听可免漏军情，哑者守口如瓶可免通风报信，跛者艰于行走而善坐……杨将军明白“长兮短之所倚，短兮长之所伏”的道理，用人用出了名堂，把每个人都派上了用场。军队作为执行特殊任务的武装集团，尚无不可用之人，那么，作为一个单位、部门和企业呢？领导者应学会量体裁衣，量才录用。
见己见彼，巧妙装傻
庄子说，我所说的聪明，不是说能听到别人什么，而是指能够内审自己罢了；我所说的视觉敏锐，不是说能看见别人什么，而是指能够看清自己罢了；不能看清自己而只能看清别人，不能安于自得而向别人索求的人，这就是索求别人之所得而不能安于自己所应得的人，也就是贪图达到别人所达到而不能安于自己所应达到的境界的人；贪图达到别人所达到而不安于自己所应达到的境界，无论盗跖与伯夷，都同样是滞乱邪恶的。
在庄子生活的时代，一群自以为很聪明的人，总是说些叫人不安的话，做些有损于老百姓利益的事，他们对国家、对社会和对人民的行为常常越轨，使人们讨厌他们。庄子冷眼旁观，然后说，一个没有了真正自我的人，一个丧失了生命原则的人，一个充满了欲望追求的人，可以称为世俗之人；在同样一个没有办法分辨真理与谬论的时代，一切事物都显得真假难辨，高明和愚蠢也往往颠倒了位置：飞黄腾达的人实在是些惟利是图的小人，雄心勃勃的人也大多是包藏祸心的野心家！
人们不管本身是机巧奸猾还是忠直厚道，几乎都喜欢傻呵呵不会弄巧的人，这并不以人的性情为转移，因此，要达到自己的目标没有既见己又见彼的目光是不行的。
现实生活告诉我们，在为人处世中要学会收藏锋芒，懂得藏巧，不为人所识破，也就是“聪明而愚”。
有一个经营石头的商人，靠炸山石卖石头赚钱，每年的利润高达几百万美元。他把这些利润变成投资，逐年把石场周围的土地买下一大片，并一直让它闲置。而他买下土地的目的，是为了斩断房地产开发商在石场周围建房盖楼的念头。一旦石场周围建房盖楼后，就会住进许多住户，住户们就会联合起来投诉石场的爆破声扰民，石场便很可能被禁止开采，断了老板的财路，所以石场主才不惜投入重金以绝后患。
石场主看上去傻，实际上是精明。所以，为人处事要跳出某种思维定式，变换一下观察事物的角度，纵观事物的全貌，事物往往就会是另外一种模样，另外一种结果。
心性刚强，嘲笑无谓
庄子认为一个人真正的聪敏，不是在意别人所说，而是听到所说检查自己是否有过错，对于别人不好的言语我们在听的同时，也要考虑自身是否存在这样的问题。受到了嘲笑，不要窘态毕露，无地自容，正因为嘲笑中往往存有真实的成分，事实越真确，刺激越厉害，如果立马反戈难免见你狭隘。不妨把它当做是对生命的洗礼。
美国伊利诺伊州的康农，在他初任众议院的议员，当众讲演时，言辞流利的新泽西州代表斐普士说：
“这位从伊利诺伊来的先生，口袋里恐怕还装着雀麦呢？”他的意思是讽刺他还未脱掉农村气息，而全会场的人听见了，惹得哄堂大笑。这该是多么的受窘，多么难堪的事！
但是康农虽貌相粗野，心地却很澄明，坦白承认斐普士先生所说的，虽然是嘲弄，但也是事实，他从容不迫地答道：“我不仅在口袋中有雀麦，而且头发里还藏着草籽，我是西部人，难免有些乡村气，可是我们的雀麦和草籽，却能长出最好的苗来。”康农因为这虽似自贬身份的反驳，却名闻全国，大家反而恭敬地称呼他“伊里诺伊最好的草籽议员。”
康农知道：对付嘲笑这一类事，不能躲闪，也不能害怕，你愈躲闪、愈害怕，它便愈攻击你，使你日夜不宁，你若迎头痛击，反而能为你所克服，而无所施其技。就好像遇到野狗一样，狗若见你怕它，它便越肆意咆哮，你若转身对付它，它反而停了狂吠，向你摇尾乞怜。
一个人受了嘲笑，不要怕窘态毕露，像康农一样，承认事实，而这些无关大体的小弱点，正表白了你自己诚恪忠实的性格，自己的缺点，本是想努力改进的事，哪里怕人家道破呢？自然安详无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