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达生》说：“忘其肝胆，遗其耳目，芒然彷徨乎尘垢之外，逍遥乎无事之业，是谓为而不恃，长而不宰。”强调坚持周密原则，并不否认在谋划思考过程中和谋划实施中，对临时情况做紧急处理，也并不排斥抓住“突发点”。突发点的出现正说明了谋划的不可完全周密性，突发点的出现与解决也正是使谋划不断趋向于周密。在谋划过程中，强调周密原则，无疑是十分重要的，但也不可忽视在谋划实施中补救、完善，让其更加趋向于周密，使谋划的产生与实施的全过程都做到周密严谨。
不危其真，留意美好
山木不能成材，但却能够终享天年；鹅雁没有本领，反而被人杀害。山木以不材生，而鹅雁以不材死，世上的事情往往会出于偶然的情形，很难把握。庄子总是注意这些现象，以致进行深刻的思索，人怎么在夹缝中生存？
庄子发现，既然是也不是，不是也是，是与不是之间也仍然难免受累，那么就抛弃任何是与不是的概念，完全超越这三种情况。无誉无毁，一龙一蛇，决不执着，以和为量。一旦合乎道德自然，也就无所谓生与死，无所谓终不终天年。
鲁侯认为自己修治先王传统，敬礼鬼神，亲自实践，但却不免于灾难，因此而忧患，是因为他还看不透自然的法则。市南子所说的，丰狐文豹再怎么静心、警戒、稳定，但却仍然避免不了网罗机关，这能够怨得上它们自己吗？是因为它们生活在人类的生活圈子里，或者说人类侵入了它们的圈子，它们难免会成为人类的猎物。
同样，市南子希望鲁侯抛弃国家这个外在的东西，去掉欲望，清除私心，去游行于无有人烟的地方，比如说那建德的国家。愚蠢厚朴，少私寡欲；只管耕作不求储存，只管施与不求回报：不知仪、不知礼；随心如意做事，却能合乎大道；生时可乐，死时可葬。这应该说是最理想国家的人民的精神状态，由这样的人民构成的世界便是真正的极乐世界，所以叫做建德之国。
现在，很多人都热衷于聚敛钱财，却不知道还有比这更有意义的事，那就是把美和爱倾注于生活之中，让生活美丽动人。不要一心只想着挣钱。富人家藏金山，然而不一定有审美的眼光和高尚的灵魂。他们把无价之宝都换成了金钱。
一个人如果不努力培养自己审美的情趣、温良敦厚的品格和爱心，其一生的拼搏又有何意义呢？除了利欲熏心，热衷于发财致富，除了一心向上爬以外，就没有其他值得自己追求的目标吗？难道生命中最重要的就是谋求财富、扩大权势吗？难道就没有比这更珍贵、更美好的东西，需要我们全力以赴、为之奋斗一生吗？
浑身洋溢着热情和快乐的人，无论走到哪里，都会感染别人的情绪，在他们周围，不会有抑郁和失望。就像太阳升起了就不会有黑暗和阴郁一样，在高尚的人面前，任何粗鲁野蛮的人都会觉得无地自容、四处逃窜的。对于凡夫俗子来说，那些在人格修养上有很高造诣的人，给予的最大启示就是：极力塑造和蔼可亲、温文尔雅、轻松愉快的心境。
庄子说：“苦心劳形以危其真。”英国银行家和生物学家卢帕克爵士说：“几乎没有人能意识到追求内在美的渴望，体验到心灵深处的幸福，感觉到宇宙万物的奇妙。也没有多少人意识到，我们取得的成就不会比期望的多，更没有人会想到，我们内心深处对于幸福的渴望会战胜痛苦和忧伤。”
荣辱之境，贵于平常
庄子向往的是一种既和世俗混合而又不失去自我的人生风范。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也为了真心行道，人必须入世随俗，消减自己的锋芒，不使自己成为众矢之的。但是入世的目的并不是完全与世沉浮，随波逐流，而是更好地保全自我和实现自我。为了在世俗生活中更好地保全自我和实现自我，超世的精神与情怀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应有的。超世也就是超然世外，不关心世事的发展及其结果，也不以世俗荣辱为荣辱、是非为是非。就此而论，超世精神也就是圆融精神与自由精神的合一，从某种意义上体现了外圆与内方的统一。
荣辱观是中华传统伦理学中最基本、最一般的道德范畴，儒道两家都谈到了它。管仲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南宋学者吕本中说：“当官之法惟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知此三者，可以保禄位，可以远耻辱，可以得上之知，可以得下之援。”
由于荣宠和耻辱的降临往往象征着个人身份地位的变化，所以，人们得宠之时也就是春风得意之时，他们当然惟恐一朝失去，就不免时时处于自我惊恐之中。
得宠的人怕失宠的心理是正常的。一般来说，一个飞黄腾达的人是较少受辱的，所以，一个人在受辱的时候也往往意味着他个人地位的降低或低下。与宠的荣耀相比，受辱当然是一件丢人脸面的事情，人们普遍认为是一件下贱事，所以，得失之间都不免惊慌失措。另外，当一个人功成名就的时候，容易欣喜若狂，甚至得意忘形，这就为受辱埋下了祸根，因为他对成就太在意了。所以庄子吸取经验，淡泊名利，这成了保全自己的方法，更是一种修养。
一天，古希腊哲学家第欧根尼在晒太阳，亚历山大皇帝对他说：“你可以向我请求你所要的任何恩赐。”第欧根尼躺在酒桶里伸着懒腰说：“靠边站，别挡住我的太阳光。”
亚历山大托人传话给第欧根尼，想他去马其顿接收召见。第欧根尼回信说：“若是马其顿国王有意与我结识，那就让他过来吧。因为我总觉得，雅典到马其顿的路程并不比马其顿到雅典的路程远。”
还有一次，亚历山大问第欧根尼：“你不怕我吗？”第欧根尼反问道：“你是什么东西，好东西还是坏东西？”答：“好东西。”第欧根尼说：“又有谁会害怕好东西呢？”
征服过那么多国家与民族的亚历山大，却无法征服第欧根尼，他很佩服地感叹道：“我如果不是国王的话，我就去做第欧根尼。”
一般情况下，你受宠，是你能力得到了施展，受人器重，这对你自身、对社会都有益处，尽管这种惊喜仅仅出现在你本人和家人身上。人一旦失宠，如果能保持几分理性，自然能看得开一些，那种惊恐心态也会弱化一些。
人生的际遇是变化多端，难以预测的，起伏难免，有时是逃不过去的，碰到这种时候，就应有“上台下台都自在”的心态，这种心态不只会为你的人生找到安顿，也会为你找到再放光芒的机会。
适得其反，进取不贪
一个人有进取心是好事，可是进取心一旦变成贪婪就是坏事了。有的人贪功太过，不仅旁人看着恶形恶状，自己也未必能够达到目标。用世俗的观点来看，即使要争，也得争得委婉一些，面子功夫要做足，不能让人有反感之心，否则就是功夫不到家，不要适得其反。
曹操曾经在嫡长子曹丕和三子曹植之间犹豫不决，不知道到底该立哪一个为太子好。依照旧例是立长，但曹丕虽然是很能干，然而曹植的文采过人，名满天下，很受曹操的喜爱和器重，不止一次地让曹操产生了立曹植为太子的念头。
曹丕很担心弟弟会取代自己的位置，就向心腹大臣贾诩寻求帮助。贾诩性格内向，老成持重，智谋超群但从不轻易显露，他本身就是一个低调的人，因此一般人都不能了解他的才干。但善于识人的汉阳阎忠却认为他有张良、陈平之谋略。
贾诩为曹丕制订了扬长避短、以拙制巧之计。他对曹丕说：“愿将军恢崇德度，躬素士之业，朝夕孜孜，不违子道。如此而已。”也就是说：“只要您有德行和度量，兢兢业业做事，并且不要违背做儿子的礼数就可以了。”曹丕觉得贾诩的话很对，自己的办事能力不亚于弟弟，只要不给别人换太子的借口，那父亲也没有道理要换掉自己。于是他处处以忠厚老实的面目出现，谨慎小心，不越雷池一步，不失时机地表现自己的孝顺和德行。
有一次，曹操率兵亲征，曹植特意做了文章来歌功颂德，讨曹操的欢心，同时也向大臣们显示自己的才能。但是曹丕却伏地而泣，长跪不起，什么话也不说，就是趴在那里痛哭流涕。曹操十分惊讶，问他怎么如此伤心。曹丕便哽咽着说：“父王年事已高，还要挂帅亲征，作为儿子，我心里又担忧又难过，觉得自己实在是太不孝了，不能替父亲分忧，所以如此悲伤。”
一语惊四座，满朝肃然，大臣们都为曹丕的仁孝而感动，连曹操都深深为之动容。相反，曹植的表现却让人觉得他没心没肺，丝毫不为父亲的亲征而担心，只知道炫耀自己，实在是有悖孝道，恐怕也不能做好一国之君。这件事使得曹丕在曹操心目中的分量加重了，天平倾向了他那一端，曹植渐渐被冷落了。
后来曹操为太子之事询问贾诩的意见，贾诩开始的时候闭口不答。曹操说：“我向爱卿请教太子之事，爱卿为什么不回答呢？”贾诩说：“臣适有所思，所以一时没有回答。”曹操问他何所思，贾诩说：“臣想起当初袁绍和刘表的事来。”原来当初袁绍死后立袁尚为继承人，而没有立长子袁谭，结果导致儿子们为了争权而引起内乱，最终灭亡。而刘表也没有立长子刘琦，而是立了刘琮，也因此导致内乱。贾诩提起这两个人就是在提醒曹操前车之鉴不可忘，曹操果然也明白了他的意思，又见曹丕一直表现良好，便于建安二十二年（217）立曹丕为太子。后来，在曹操去世前曾评价他的几个儿子：“我是深爱我的三子曹植的，但是他为人虚华，不诚实，嗜酒放纵。我的二儿子曹彰有勇无谋，四儿子曹熊身体多病难以保全。只有我的长子曹丕，他为人笃厚恭谨，可继我业。”
当曹操的死讯传来时，曹氏兄弟都在外地，但表现各不相同。曹丕在邺郡，当他得知父亲的棺椁即将到来时，就率领大小官员出城十里，披麻戴孝，伏道迎入城中，显得哀戚难忍，孝感动天。而曹植却一向是将自己的君子之风放在首位，虽然听到使者来传达哀信，却端坐不动，并不显得有多么悲哀，虽说如此很有狂士之风，但是未免让大臣们觉得他不孝，而感觉到寒心。于是在曹操死后，曹丕顺理成章地登上了魏国的王位。
如果曹丕不是这样有手段，按照贾诩的指导以退为进，而是冲动地和曹植竞争，那结果可能就不会这样。因为在世人心目中，他的才华明显不如曹植，而且结交的英豪也不如曹植多，胜负很难定论。但是曹丕的聪明之处就在于他随顺自然，以不争为争，恪守太子本分，让曹植一个人尽情表演。结果是公道自在人心，曹植的炫耀反而衬托了曹丕的德行，让他登上王位。
在日常生活里，如果不能达到清静无为的境界，做一个“上士”，那至少也要表现得有城府一些，将自己列位于“中士”，以免欲望达不到还给自己惹来一身的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