蚂蚁不会承认“我”的价值，老虎也不会承认“我”的价值，向日葵不会承认“我”的价值，蜡烛也不会承认“我”的价值，太阳不会承认“我”的承认，万物都不会承认“我”的价值。
一切价值的承认只能够来自于人，而人在且只在社会里，这就是“我”为什么不得不作为社会人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尽管“我”自私自利，但“我”的命根子却在社会。
不亦妙哉！“我”即便大自私特自私，但也丝毫不与社会相冲突，而完全与社会相融合，真的是截然相反而又浑然相成！正因为社会上有价值承认，“我”对社会依依不舍。一旦因为某事而不得不暂时离开社会，“我”就感到孤独，甚至感觉窒息。
2004年2月初的时候，一个叫弗朗西斯·茹瓦永的法国人创造了一项单人驾船环游世界的最新纪录。这不是没有代价的，茹瓦永坦言，在73天的航行中，孤独感是无法抑制的，几乎使人窒息。人们常常会说到孤独，可什么是孤独呢？所谓孤独，也就是长时间得不到价值承认滋润的感觉。
关于人类社会的形成，卢梭曾经写道：“第一个用围墙围起一块土地的人想出来说‘这是我的’，并且找到颇为简单的人相信是他的。这个人就是文明社会的真正创始人。”这绝对不是“我”！从“我”一开始步入社会，或者说，从“我”一开始作为社会人，更明白地说，从“我”一开始跟别人打交道，就是希望别人向“我”注目致礼，就是希望别人向“我”竖起大拇指，就是希望别人说“我”了不起。你可以说“我”居心不良或心怀叵测，但“我”决不会在任何的私有财产上不良或叵测。
关于人是怎样由所谓野蛮迈出进入文明的第一步，康德注意到了人要在同胞们中间为自己争得一席之地位的努力——也就是“我”对价值承认的渴望。假设第一个文明人真的是为图谋什么私有财产而步入社会，那社会和文明根本就不可能形成。道理非常简单：既然你要圈这块地，没关系，那“我”去圈另一块地，对你敬而远之，不与你发生关系，不行吗？如果“我”只图什么吃喝住穿行，而不图别人的价值承认，你走你的路，“我”也许将独自跳舞，社会根本上要“树倒猢狲散”。
何况是步入社会，即便是参与任何的集体活动，“我”也一而律之地在价值承认上心怀叵测！“参与第一，比赛第二”——奥林匹克运动会的精神是所谓的重在参与，可是“我”往往挂羊头而卖狗肉，以参与为名，以获得别人的价值承认为实。没有价值承认，万万不可以，这正是奥林匹克运动会为什么丑闻年年有的原因。
如果有谁在内心里真正搞什么参与第一而比赛第二，那才真正是傻瓜糊涂蛋。鲁迅先生曾写过这样一首诗：“大家去谒陵，强盗装正经。静默十分钟，各自想拳经。”这算是诗到了“我”心坎里。哪一个参与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人不想获得别人的价值承认而心甘情愿做三陪呢？企望奥林匹克运动会不要政治化而纯粹体育化完全是痴心妄想，在这个世界上，只要有“我”在，任何的集体活动都是政治活动，为价值承认明争暗斗是不可避免的。
何况是参与集体活动，即便是“我”在日常生活中称赞别人，“我”也是心怀叵测。英国大文豪威廉·毛姆的一句话说得“我”直汗颜：“当人请你批评时，其实是希望获得赞赏。”大家千千万万注意这一点！“我”的的确确确确实实实实在在就是这么一个人，没有价值承认，万万不可以。
没有价值承认是万万不可能的
经济学具有一定的广谱性，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完全合理的。所谓经济，在中华语文中即经邦济世，原本就是大学问。在西方思想史上，经济学也有着非同寻常的背景，它起源于深究人的本性以及人和人关系的伦理学。《国富论》是众所周知的，它是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最有名的著作，专门研究怎么样才能够富国富民，本名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可很少有人知道《国富论》只是经济学之父另一部著作的思想的延续和发挥，不客气地说，《国富论》只是这部著作的零头，这部不怎么有名的著作叫《道德情操论》——一部典型的伦理学著作，“人是自利的”这一思想即出自于此书。
比伦理学更基本的可能要算心理学，就深究人性而言，心理学可能比伦理学要更专业。心理学懂得价值承认吗？当然！美国最著名的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一针见血地指出：人的本性中最殷切的要求就是渴望得到别人的价值承认。
尼采是一位哲学家，以“超人”论闻名，这是众所周知的。可尼采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位哲学家，而自认为是一位心理学家，而且是“一位无可匹敌的心理学家”，他甚至狂妄地宣称：在我之前，根本没有心理学。在尼采看来，他嗅到了人心灵最深处、最隐蔽和最根本的“内脏”，这就是“权力意志”，他庄严宣告：“这个世界就是权力意志——岂有他哉！”那什么是权力意志呢？在某种程度上，权力意志就是“我”对价值承认的绝对欲望。
权力意志的确是人心灵最深处、最隐蔽和最根本的“内脏”，看一看下面这位小孩：
满街都是新鞋
我是多么寒碜
缠着妈妈一路哭闹
直到突然看到
一位失去了腿的人
孩童天真无邪，可怎么就这“坏”呢，竟然以别人的灾为幸、祸为乐？这正反映着人的本性或者说人心灵深处的真实，心理学称之为“嫉妒”。所谓嫉妒，简单地说，就是别人有价值承认而“我”没价值承认，甚至“我”还不得不向别人注目致礼，于是嫉妒之情就油然而生。或许正因为这样，嫉妒被心理学家认为是爱和恨之外的“人类第三大情感”。
其实，嫉妒应该算人类第一大情感，因为“我”步入社会不是图别的任何东西，就是为别人的价值承认，可现在“我”却不得不向别人注目致礼，那“我”当然首先就得嫉妒别人，然后再决定是爱，还是恨。有一首这样的诗：
一棵树看着一棵树
恨不能自己变成刀斧
一根草看着一根草
甚至盼望着野火延烧
显而易见，这里的恨是在嫉妒之后发生的。争辩嫉妒是人类的第三大情感还是第一大情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嫉妒是“我”心灵深处的真实东西，而且坚强不屈。就像邵先生的诗所描写的那样，“我”了不起，怎么别人比“我”更了不起或差不多呢？岂不是“我”没什么大不了！直叫“我”坐立不安，呼唤刀斧或野火实在是“予不得已”。“既生瑜，何生亮”——谁叫别人比“我”更出色呢？“我”是绝对禁不住自己的价值承认欲望被别人压抑的。
权力意志坚强不屈，谁如果在价值承认问题上跟“我”过不去，那“我”就跟谁过不去。战国时，庞涓与孙膑同为鬼谷子弟子，后共事魏惠王，庞涓看到孙膑在兵道上比自己技高一等，更得魏惠王之价值承认，遂想方设法陷害这位老同学，直到孙膑最后不得不装疯扮傻，庞涓认为对自己已不构成价值承认威胁。秦朝时，李斯诬陷乃至最后废除韩非也完全是出自同样的原因：李斯看到韩非在国政上更高一等，严重构成对自己的价值承认威胁，于是必欲除之而后快。
岂只是庞涓和李斯，人类历史上存在着不计其数的阴谋诡计，表面上的原因可能九之九，实质上的原因或许就一之一，这就是别人比“我”更出色——“我”没有大拇指而别人有价值承认。且说一桩小事吧，2002年9月13日，江苏南京市汤山镇的“正武”面食店发生特大食物中毒事件，300多人中毒，42人死亡，轰动全国。案犯陈正平不久就被公安机关抓获，案件的起因是他把剧毒鼠药“毒鼠强”投放到“正武”面食店的食品原料内。陈正平为什么投毒呢？非常简单，就是别人比“我”更出色，他交待说，看到“与自家竞争的‘正武’面食店生意兴隆，怀恨在心，遂进行投毒犯罪”。
莫说是别人真的比“我”了不起，就是最简单的大伙儿把别人多瞧了一会儿，“我”心里面也不是滋味。没有价值承认是万万不可能的，如果嫉妒不能够救“我”于默默无闻的角落之中，那“我”就学习老狐狸，骂葡萄是酸的，甚至于也向阿Q同志学习，瞪眼直嚷嚷：“我们先前——比你阔得多啦！你算什么东西！”——这就是精神胜利法！没办法，如果别人的的确确确确实实实实在在比“我”更出色，那“我”就只有“虚晃一枪”，在精神上想方设法争得一点价值承认。真的是山不转水转，水不转路转，路不转人转，活人岂能尿憋死！
当然，“我”不能傻呼呼地向老狐狸和阿Q同志学习。俗话说得好：名师出高徒。学习精神胜利法也要找引人注目甚至于举世瞩目的名师，比方说“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的李白。“别君去兮何时还，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别人对权贵摧眉折腰，“我”对权贵拍屁股走人，这不是“我”比别人更了不起么？
哪里真的是“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呢？在这里拍屁股，在那里拍胸脯，“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李白为托韩荆州的门子，极尽摧眉折腰之能事，把胸脯拍得咚咚响：“倘急难有用，敢效微躯！”——李白同志实际上是大吃酸葡萄的老狐狸！
精神胜利法其实是自我安慰，是精神鸦片，是自己欺骗自己，何胜利之有！即使是曾经沧海，可以随时随地地呸别人说“我们先前——比你阔得多啦！你算什么东西”，但这不也已经是一种羞辱了吗？与其说“曾经沧海难为水”，还不如说“过时凤凰不如鸡”。
如果说“我”所在的这个世界真存在什么胜利法，那也就是价值承认胜利法。有一个王婆婆，万贯家财，好大矜夸，动不动就“我如何”，来不来就“我怎样”。请道士题寿材，王婆婆一掷千金，目的是希望道士下笔着好字以引人注目，道士左思右想而不知王婆婆“色出”在哪里，妙手偶得之而题：“翰林院侍讲大学士国子监祭酒隔壁王婆婆之柩。”——看，黑压压的价值承认在前面作开路先锋！“我”相信，王婆婆在这棺材里绝对能睡得又香又甜。
怎么又退回去做营营之徒了？既然“我”步入社会图的是价值承认，而不是任何的物质财富，咱们就别打别人钱包的主意了，还是去争取别人的价值承认吧。遥想公瑾当年，快人快语，舞剑作歌：“丈夫处世兮立功名，立功名兮慰平生，慰平生兮吾将醉，吾将醉兮发狂吟。”只有立功名——获得别人的价值承认——才是“我”真正的精神鸦片。
6、人在社会博弈中是这样进化到大爱的
人与人的算计依从如下五个阶段
如果说其它形式的竞争——比如在财富上竞争高低——还不怎么天经地义的话，价值承认的竞争则绝对是天经地义的。因为“我”要的是别人的价值承认，别人要的是“我”的价值承认，而没有价值承认又是万万不可能的。“我”说过，生命诚可贵，自由价更高，若无价值承认故，二者皆可抛——那就让价值承认争夺战拉开帷幕吧！
纵然千变万化，万变不离其根。推动一切社会现象发生发展的根就是源于一个词——竞争。竞争的熟悉说法叫比，或者叫博弈。价值承认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算计，就是一分高下！在第一铁律中详细论证过，生命的方向是向上的，人追求的是大格局人生。而这一切要实现，就得参与到社会博弈的算计中去，或主动或被动。
万丈高楼从“我”起，推动发展只因“比”。人类的一切竞争动力都来源于算计。比有三个层次，即利己比，利他比，利万物比。今天，人类还处在比的初级阶段——利己比，也就是说还处在利己的恶比阶段。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由于时空物的局限，人类的整体文明还十分的肤浅、狭窄和平庸，还笼罩在一分为二的斗争哲学的框架之中，人类彼此还在争斗不休，最顶级的科学家许多都在制造杀人武器，都极其近视、浅视，都极其自私、贪婪；都只关注小圈子利益，都无视整体利益；都无视我们共同的生存环境的存在；都无知至极，无聊至极，可怜至极，从而导致人类的整体生存环境十分恶化，个体生存危机日益加大。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是这样论述的：
从理性的角度，人是算计的动物。人人都在算，但并不是人人都能算计成功。在人与人的算计中，也是存在境界高低之分的。具体说来有如下几个级别：
第一级算计：以力服人。
第二级算计：以理服人。
第三级算计：以财服人。
第四级算计：以养服人。
第五级算计：以爱服人。
在非教化时代，以力服人是最普遍的，每个人都长了100多斤，而其中有少数更是长得五大三粗，因此，在相互争夺利益时，有力的人就能凭暴力征服对方。关于这个问题，你只要看春运挤火车就知道力量的好处。
暴力制胜首先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暴力，如果甲没有胜算，就会想办法多找几个人去对付乙。但乙也不傻，也有可能叫上更多的人来对付甲。如此以来双方为了增加自己的胜算，便会使暴力不断升级。于是，本来原初只是两个人的暴力冲突，而后逐渐升级为几个人对几个人的暴力冲突，依此类推，逐渐演化为二派斗争，再是团队斗争，再是民族斗争，再是国家斗争，再是多国集团斗争。战争的来源必然是始发于两个小人的利益斗争，而后是斗争双方想战胜另一方采取“绑架“亲近的人入伙的方式而导致矛盾飞速升级。
如，边界区有二个小孩打架，有可能升级为双方父母打架，再升级为父母双方的亲朋群体打架，再升级为两个村庄的打架，再升级为二个地区的战争，再升级为二个国家战争，最后升级为世界大战。
随着暴力的升级，双方都必然会有人死，而且死的人可能会越来越多。人是聪明的人，在不断以暴力服人的过程中，发现暴力不仅很危险，而且有时还无效。完全有可能自己在暴力中死亡，完全有可能赔了夫人又折兵。于是聪明的人便开始对暴力反思，开始新的算计，寻找新的出路。
《天下事》一书中有这样一个故事：
有一群人，不务正业，专门从事抢劫，可称之为土匪。他们先是流动抢劫，从乡村到城镇，抢一阵子就换一个地方。日子过得虽然有滋有味，但风险太大，随时有被受害人致残或被官府捉拿处死的危险，劫匪们已经失散好几个兄弟，心底里也渴望能够稳定下来。
后来，他们在流动的抢劫中发现了一座高山，算得上一块风水宝地，山下有大片良田，山上有居住环境，还有一个风光旖旎的湖泊。于是劫匪们就在这瑞安营扎寨，白天下山抢劫，晚上在山上休养，一度过得非常逍遥。
但不久。劫匪们发现山下的居民都搬走了，良田大片抛荒，他们不得不面临无米下锅的窘境。在这种情况下。劫匪们围坐在一起，共商大计，最后他们决定以税代抢。第二天就派人与山下的居民约定，他们以后不搞抢劫了，而是代收保护费：养牛一只，月缴五角；养猪一只，月缴三角；种稻一亩，秋收后缴谷一斗……收这些费的目的是保护居民们的正常劳动生活和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有内部抢劫发生，他们负责惩办；如果有外来抢劫发生，他们负责追击。
这不正是公共权力的雏形吗？这也不是凭空设想，李自成就是这样一位先从恶后从良的土匪。按《明史纪事本末》的记载，李自成开始起义的时候，是一个地道的土匪，一路上烧杀抢掠，席卷半个中华。“然志乐狗盗，所至焚荡屠夷”。后来，他接连打了几次大胜仗，旗下的兵马达百万之众，觉得自己可以得天下了，于是行为大变，甚至秋毫不犯，“自成下令日：杀一人者如杀我父，淫一人者如淫我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