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脑司令部里的两大司令
根据常规的经验，成熟的人有时是很理智的，而有时却很情绪化。在青少年阶段，人的情绪化非常严重，因为在头脑里还没建立理性，只凭着情绪的好恶处事，只凭荇简单的认识去处理问题，他们是自控能力很弱的一群，所以，即使他们犯了罪，也可从轻处3；随费人大脑的成熟，随着学识与文化的增加，修养与阅历的加深，人就愈来愈有理性了。但是到了老年阶段，人的情绪化又逐渐增大，有些老人开始有了返童心态。如此状况，我们是否可以说，人的奇少年阶段是由情绪这位司令员当政，而到了中青年阶段，权力就移交给了理智，由理智开始当起司令来了呢？
再者，就是一个理性的人，在一般状态下是理性的，他的情绪处于压抑状态，或者说是未爆发状态，一旦到了特殊的环境和特殊的氛围中，一旦到了按捺不住必须要爆发状态，那么，这时的情绪就掌控了大脑。情绪临时夺取了理智的领导权。
还有，男女也有区别，一般认为，男人的理性更多一些，而女人有时的情绪化十分严重。当然我们也得看具体的人，有的人理性很强，而有的人则更趋向于情绪化。
毒品、酒精和其他神经性药物，是可以控制头脑神经的外来因素，我们看到过许多的报道，都是因为酗酒才开始闹事的，酒在这里变成了情绪向理智夺权的帮凶。另外，天气、温度、孤独、家庭不和都会使人的情绪受到影响，让人失去理智，任凭情绪在那里瞎指挥。
这样杼来，人的思想是很脆弱的，理性的人不一定都会让理性始终统帅自己，说不定在某一个时候，情绪就夺走了领导权，让人们率性而为疯狂一把。
在全世界人口中，有20一30的人在一生中会总上不同程度的神经性疾病，包括忧郁症和无法治愈的疾病在内，有很多因素会导致人的脑部活动失常。故而，大部分人能在大脑正常下工作算得上是一个奇迹。
尽管已有证据表明，遗传基因是引发神经疾病的重要因素，但尚无法确定具体是哪种基因，也许是因为环境因素在神经疾病的发展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前不久，研究人员认定了与亨廷顿氏舞蹈病有关的一些基因，亨廷顿氏舞蹈病能够造成神经和生理严重混乱，患病方式是我们常说的孟德尔规律，即子女会从父母一方的身上遗传这种基因。
问题是很多种神经疾病是多种基因共同作用的结果，所涉及的基因越多，就越难弄清神经疾病的根源。我们都知道，尽管人类的基因组99，99是一模一样的，但就是那001的变化就造就了人在外貌和性情等方面的千差万别，因此也决定了人患病的概率。科学家希望通过对神经健康者和神经病患者的基因图谱进行比较，发现只发生在神经病患者身上的基因突变。
如果我们不像博弈论者那样先假设前提，而是从人类的现实状况出发，我们面临着任何一种博弈的时候，都应当想到你所面临着的对手是一个理智与情绪的混合体，同时也应认识到你本人也是这种混合体。在上一分钟已确定下来，想与他人签下几亿元的供销合同，可能再过一分钟这个人就变了，不想再签这份合同了。
确定某一个人有无神经病，是根据医生所定的标准，但是，这种确定是否合理，在神经病患者之前，是否还有准神经病患者？在长期的神经病患者之外，是否有间歇性的神经病患者？我们这样说的意思是，在许许多多的人身上，恐怕都存在着或多或少的非正常因素，只是还没有发展到神经病的严重程度。
英国的心理学家在5月2003年的一期《自然》周刊中说，总有一天，一项10分钟测试就可使心理变态的连环杀手原形毕露。
变态杀手在绝大多数的时间里与正常人无异，他们看上去心智健全，神情温和，而实际上却是受冷血的杀人欲望驱使的杀手，他们的假面具有能使他们伪装多年而不露破绽；他们冷酷而没有良心，不过他们往往善于撒谎和哄骗，善于表现他们所缺少的感情。
这样的人，你难说是正常的人，但是又很难把他们规范到患精神病那一个范畴中去。他们909的行为是理性的正常的，而可能有的行为是残酷的非理性的。
臭名昭着的美国连环杀手特德，邦迪和杰弗里，达默以及英国的死亡医生沙罗尔德，希普曼就是如此。有200多条人命最终断送在他们的手里。
加的夫大学的妮古拉，格雷负责的一个研究小组相信心理变态的杀手能被迅速发现。因为他们对词语的感情色彩没有正确的认识。
研究小组改编了一个名为隐蔽性关联式检测验收的程序。那是用于判断一个人是否对同性恋、种族或性别歧视，以及暗藏偏见的标准心理测试。
修改后的测试在屏幕上一个接一个闪现一些单词。测试对象必须区别每一个词是愉快还是不愉快，或者是暴力还是和平。
按钮有两个，每一个有两个标记。
当一个按钮的标记是愉快和和平时，另一个按钮出现不愉快和强暴。如此分类非常简单。
比如说，杀害明显是暴力，而呕吐则是不愉快。但是，如果把标记换一下一例如使一个按钮代表愉快和暴力，而另一个则代表和平和不愉快一一要加区分就变得复杂了。
举例来说，如果血或和平这两个词闪现出来，一般人在决定按哪个按钮之前，会用更多的时间考虑词的概念。
选对标记和选错标记的测试两者之间的时间差正是关键所在。研究者之一的罗伯特斯诺登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对心理变态的杀手来说，我们把表示暴力和愉快的词放在一起，或者把暴力和不愉快的词放在一起几乎没有什么不一样，他们做的决定通常都很快。
心理变态杀手在测试中快速选择按钮，这种表现大概根源于他们对暴力的反常的社会观点。
与非心理变态杀手和其他犯罪者相比，心理变态杀手对暴力的否定性反应少得多。
这种测试，也同测谎仪一样，依据着人情绪的起伏变化，心理的些微差异而进行的。但是老练的罪犯能够躲过测谎仪的测试，而上面的这种测试也非万能之策，它只是一种辅助的手段，不能用作证据。因为正常与非正常、理性与非理性，差异仅在一线之间、一瞬之间一念之间。我们必须承认人就是这样一种动物，他具有两面性一一理性的一面与非理性的一面。
情绪与病态一决策的两大敌人
有这样一句话，堡垒是容易从内部攻破的。人也是一样，没有人能打倒你，打倒你的就是你自己，在我们对于事情尤其是杂的烦心的事情决策的时候，情绪与病态就是两大敌人，正是内部有了这样两大敌人，我们才容易被对手打倒。
皮埃尔阿考斯和皮埃尔，朗契尼克夫妇，写了一本《病夫治国》的书，他们在书中列举了40余位总统和名人，讲述了他们是如何在晚年生病或他本来就有病的情况下，做出了许多荒唐的决策的。一句话，这一切都是疾病与情绪惹的祸。
美国人迪安腊斯克做过肯尼迪总统和约翰逊总统的国务卿，他曾经仔细地研究过他参加的首脑会谈时那些大人物的行为。他注意到人们可以从受情绪冲动和高血压控制的对手那里得到多大的好处。他说他看到的患病的领导人实在是太多了，他们尽管有病却仍然肩负重任。他的结论是：如果这些政治家身体健康，某些决定可能会不同。从这个角度看，我们所见到的许多历史事件可能会是另一个样子。
斯大林迫使已经垂死的富兰克林，罗斯福到雅尔塔来与他会谈，在这个会议上，东方和西方将决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自的势力范围。斯大林耍了这位美国总统，后者抵抗不了斯大林的压力，因为他在谈判桌上已陷入麻木。格鲁吉亚的独裁者已准备好随意处9那些欧洲国家，他把它们变成了他的国界的前沿地带。奇怪的是，150天之后，这位苏联人也在一次心肌梗塞之后衰弱了，呼吸和行动都很吃力，在波茨坦当着弯腰驼背的丘吉尔被哈里杜鲁门狠狠地摆弄了一番，杜鲁门好像打定主意毫不客气。而同一位丘吉尔，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是审慎周密，注意到某些英国元帅因为遇上了健康问题，其精神和身体的状况何等严重地影响了他们的生活和荣誉，也直接影响了国家安全，然而后来他却看不到自己的衰弱，忘记了他自己的那些正确观察。他的医生莫朗勋爵本来可以劝他隐退，使大不列颠避免脑病反复发作的首相突然去世所造成的后果，但是他却认为他有责任尽力推迟这一天的到来，而忘了他不是丘吉尔的私人医生。他自1940年起受命照顾英国首相的健康，政府对他的要求是：当丘吉尔的健康状况无力再领导王国事务时，他应该及时提醒当局。
仔细考察，大量此类反常行为就会显现，并且越来越多。例如艾森豪威尔，他长期被认为是最审慎的美国总统，他丝毫也没有向美国人民隐瞒他的第一次心肌梗塞发作，从而发展了向公众公布医疗情况这一做法。随后他又有几次同类性质的发作，一种叫克劳恩病的肠道疾病更加重了他的衰弱，加上他年事已高，对自己的状况有意或无意的不承认，他不再有判断它的能力了。然而他却断言，假使俄国人在他心脏病发作时发动进攻从而制造一种严重局势，要求迅速对使用武力做出决定，他肯定能在48小时内独自一人采取行动。再如肯尼迪，他恰恰不是在他当选时人们看到的那个精力充沛的健壮年轻人。他公布假的健康公报，忘记了谈谈他的阿狄森病，并且禁止他身边的人就此做出回答。再如胡安，庇隆。他在一次政变中被推翻，躲到西班牙。他又回到阿根廷，虽然一次系统检查使他放心了，他仍然患了心肌梗塞症。当然，他设法得到了总统职位，却也成了行动艰难的心脏病人。他于是把权力交给他的第三任妻子，结果死后给阿根廷带来了一场血腥的混乱，使之久久不能复元。还有休伯特，札汉弗莱，他于1973年查出膀胱长了恶性肿瘤，动了手术，接着，这位前美国副总统先后接受了放射治疗和化学治疗。这些治疗使他多活了几个月。尽管他不能完全估量出他病症的严重程度，但是他知道他的身体状况。然而鉴于他的经验，他认识到在临近的选举中将是民主党接替杰拉德福特的理想候选人。幸亏在这次角逐中，民主党人在最后一刻指定吉米·卡特来代表他们，使美国不必为一位任期内的总统举行葬礼，也使不止一位下属失去自动人主白宫的机会。
用不着再举例下去了，在人类历史的某些时候，的确有一些疯子，有幻象的人，预言者，神经官能症患者和精神错乱者，曾经起到过重大作用。而在这种时候，往往是由于他们身体和性格中的病态特点，令他们情绪反常、精神恍惚、病状的歇斯底里，或者脾气暴躁，而许多属于国家与世界的重大决策，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做出来的。而正是这样一些决策，使今天的世界是走向了这样一个方向而不是那样一个方向。
其实，在疾病与情绪之间，内存着一条虽然看不见，却牢固地系着的连线，那就是由于疾病，产生了身体内的生物化学反应，这种生化反应又如此紧密地联结着情绪。同时，情绪又反过来影响着疾病的治疗。这两者之间的相互关联使人的大脑也处于非理性的病态之中，用这样的大脑来分析时局和决策问题，肯定是糊里又糊涂的。国家大事尚且如此，我们普通的凡事小事就更是如此了。
从对手博弈的角度来看待问题，一方的老眼昏花、疾病纠缠、情绪波动，是他与家人之不幸，却是对手的幸运，就像上面所说的，罗斯福的病态给斯大林造成了机会，使他在谈判桌上争取到了许多的世界利益，为战后的两大阵营的确立奠定了基础。当然，如果这个对手是情绪化的，毫无理喻的，在决策上是乱来的，没有章法可循的，很可能使博弈双方都产生一场巨大的灾难。
因此，发生于皇帝晚年时代皇子与宦官、外戚之间的宫廷政变，搅乱了国家；或者是一个大家族在老子晚年时的儿子们争夺财产，出现局势的混乱，这种动荡所以会发生，都是因为一国之主或一家之主的昏庸糊涂造成的。这些老子们，年轻时的英明睿智已不复存在，替代它们的是短视与情绪性的好恶、多疑，在这时他们若能及时退出领导地位，是他们的幸运，也是国家、家族的幸运。不过，太少有那样做的皇帝与家主们，于是，在他们晚年的时候，也把一个国家一个家族带向了晚年。
从博弈论的观点说，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条行为规律：即在可能的情况下，要想方设法把对手的情绪逼疯。
让我们再来看一看引发第二次世界大战也就是世界灾难的罪魁祸首希特勒是一个怎样的人物？
直到1943年，美国政府才完成了对希特勒神经病面貌的刻画，美国政府此举的目的是为了弄懂第三帝国的首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进程中的可能反应并对这些反应提出估计。以便让罗斯福总统决策能否开辟第二战场的问题。神经病分析专家沃尔特，兰格承担了这一任务，他发现希特勒的恐癌症，因为他母亲死于乳腺癌，所以他对这种病比什么都害怕。他觉得胃部有问题，这就是为什么自1935年以来他之所以不敢大吃大喝的原因。接着嗓子受到了威胁。柏林有名的专家冯艾希教授给他动了手术，割下一块息肉，这块息肉使他失音。兰格还特别指出希特勒是癔病患者，他总是怀疑自己，否定所有前人的榜样，总之他无法从事任何需要智力的职业。他有一种潜在的同性恋倾向。1918年，当他拒绝承认德国战败的时候，他的短时间失明可以从医学角度证明他的癔病。心理与智力之间的矛盾被他以一种不稳定的意志所从事的政治活动的巨大力：表现得清清楚楚。
他的怀疑和恐集中到犹太人和第三帝国的邻国身上，他们成了替罪羊。他对传统医学的畏悮使他被江湖术士所包围，他只接受惯用邪术的提奥多莫雷博士，后者给他灌满了肠菌簇并让他吃素以便消除他所说的先天缺少细茂覆盖的状况，这真是一大笑话。只有效力很、发现于1948年的抗菌素才能引起这一现象。希特勒对医学及其作用的恐悮还表现在他的一个丧失理智的决定上，他禁止他的部队进行预防破伤风的接种，结果这种古老的、在别处已被控制的疾病引起了大2的死亡。在这个癔病总者的影响下，第三帝国也如同着了魔，变得歇斯底里起来。铁蹄已经准备愉快地踏上欧洲的路，他的狂妄自大的野心将要同时发出怒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