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信经常衣衫不整，但他的身上却挂着一把宝剑。淮阴城里的一班少年看着很不顺眼，经常取笑他，他也不跟他们计较。这些人看韩信挺好欺负的，就对他说：“韩信，你文不像文，武不像武，富不像富，穷不像穷，像个什么呀？我看你还是把那把宝剑摘下来吧。”这拨儿人中有一个屠夫的儿子，特别刻薄，当众对韩信说：“你老带着剑，好像有两下子，可是我知道你是个胆小鬼。你敢跟我拼一拼吗？你要是敢，就拿起剑来刺我，如果不敢，就从我的胯下钻过去。”
饿着肚子的韩信听了这话非常气愤，众目睽睽，他又走不脱，动刀子就要伤人。考虑再三，他只好忍气吞声地趴下来，从屠夫儿子的裤裆下面爬过去。大伙儿见状全都乐了，觉得韩信实在是个胆小鬼，因此送给他一个“胯夫”的绰号。
人们哪里知道，韩信是个胸怀大志的人，他甘心忍受常人不能忍受的耻辱。后来他率领千军万马逐鹿中原，所向披靡，战功赫赫，成为一代名将。他与部下谈起这件事时说：“难道那时我没胆量杀他吗？只是杀了他，我的一生就完了。因为那时我能够忍耐，所以才有今天的地位和成就。”这一番话正反映了他具有常人不具的才能与志向。
韩信结识刘邦，也有着一种英雄相惜的情缘——韩信参加起义稍晚，直到项梁的军队渡过淮河后，他才带着宝剑参加了项梁的起义军，但是只是万马千军中的一个小兵。项梁失败之后，他又跟随项羽，可是由于他是一个小兵，谁也不怎么注意他。然而韩信的机遇在于：项羽见他比一般的小兵强，就封他做了个持戟郎中，跟随着将军，站在帐幕之外。好几回他向项羽献计，但因为人微言轻，项羽都没有采用。在鸿门宴上，韩信看到刘邦低声下气地向项羽求情，便开始同情起刘邦来，觉得刘邦当时的情境与自己钻裤裆的情景非常相似，由此对刘邦有了几分同情，而且看准了刘邦是个能屈能伸之人，准能成大事。后来刘邦做了汉王，像充军一样被项羽逼着去了汉中，韩信认为投奔一个失势的主人准能得到重用，便决心投靠刘邦。并且在此途中还得到陈仓有一条秘密的消息，从而为刘邦以后暗度陈仓提供了重要帮助。
韩信一路追随着刘邦军队的踪迹，找到南郑，进了汉营，可是天大的希望只捞到了一个芝麻大的官，并没受到足够的重视和使用。韩信满腹学问，自然少不了发些牢骚。这天，他跟十几个伙伴喝了点酒，说了许多不该说的话，被怀疑谋反，定了死罪，叫夏侯婴监斩。韩信仰着头问夏侯婴：“汉王不是准备争夺天下的吗，为什么连有志之士也要杀？”
夏侯婴闻言吃了一惊，正眼打量，只见韩信身材高大，相貌堂堂，一表人才，加上那不同凡响的呼喊，立即察觉此人与众不同。及至问了几句话，便觉得此人不同凡响，便把他留下，后来又把这件事报告给了刘邦，刘邦免除了韩信的死刑，还给他加奖一级，让他做治粟郎中。但是胸有大志的韩信还是不得满足。
后来韩信认识了萧何，交谈了几次之后，萧何认为韩信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十分器重。就在刘邦面前多次推荐他，并把韩信的身世讲给刘邦听，刘邦仍不感兴趣。韩信见夏侯婴、萧何对自己已很器重和赏识，并向刘邦郑重地推荐了自己，依然得不到刘邦的重用，于是打算乘大家都纷纷逃亡之际，离开刘邦而去。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萧何得知了韩信逃亡的消息，意识到韩信的才能对刘邦的确很有价值，便顾不得报告刘邦，白天没有追上，连夜也要追赶，恳切地劝韩信回去。夏侯婴也随后赶了上来，许诺如果刘邦再不重用韩信，就三人结伙一起出逃，韩信这才答应回来。
此时刘邦正因萧何的离去而顿感懊丧，心生怨愤：正是你萧何当初竭力劝说我要忍耐，不要逞一时气愤和项羽硬拼，建议韬光养晦，先到汉中称王，再选择时机和项羽一争天下。我才为此打消了立即进攻项羽的念头，同意到汉中就封。现在听你萧何的话到了地偏一域、生活困苦的汉中，弄得大家人心思散，纷纷逃亡，连你萧何也要弃我而去，怎不叫人懊恼十分？！
正在刘邦气急败坏之时，萧何回来了。刘邦见到萧何，又是高兴又是生气，张口就问：“丞相为什么要逃亡？”
萧何回答说：“臣不敢逃亡。臣下是去追逃亡的人？”
刘邦问：“你所追的逃亡者是何人？”
萧何说：“是韩信。”
听说萧何竟亲自去追赶一个无名的韩信，刘邦不禁又动了气：“逃亡将领有好几十个，你一个也没去追回来，现在你说是去追韩信，怎能让我相信？”
萧何说：“千军易得，一将难求，那些将领逃跑了还可以再得到，但像韩信这样的人才，天下却不会再找到第二个了。你如只想在这里做大王，韩信自然用不着；但如要向东拓展而争天下，则必用韩信，这要看大王究竟作何打算。”
刘邦闻言说：“我当然要向东争天下，怎么能长久地呆在这里呢？”
萧何对刘邦说：“大王如果决心东争天下，唯有重用韩信，使其真心实意地留下来效忠大王才行。假如不能重用韩信，他迟早还会逃亡的。”
刘邦见萧何向自己力荐韩信，不庸置疑，只得应承下来，说：“听你的，任命韩信为将军。”
萧何又说：“还小了点，任命他为将军，韩信还是不会留下来。”
刘邦说：“那就任命他为大将军吧！”
萧何闻言，十分高兴，连声说：“如此才是英明的决定。太好了！”
二人既成一致，刘邦当即就要召见韩信，宣布自己的任命。萧何却加以阻止说：“大王对人向来傲慢，如今任命一个大将，如同召唤一个小儿，显得有失尊重、随便了。这正是韩信逃亡的原因。大王如果诚心任命韩信。必须选择一个良辰吉日，沐浴斋戒，设立坛场，举行隆重仪式，正式郑重地任命才是。”经萧何这么一说，刘邦深觉有理，于是当下表示同意。
此时刘邦虽然已答应任命韩信为大将军，但从内心来说并没有真正认识到韩信的价值，他只是因为相信萧何才这样做的，而且他也知道，萧何对于自己的帮助是真心的，所以对萧何推荐的人，尽管自己不了解，但是相信不会差太远。
这从一个方面说明了他选才之慎、之严。
对于韩信来说，则是另外一种感觉，从他能够忍受胯下之辱，到连接跟了几个主子，竟然一直都没有受到重用，还差点因为说了几句牢骚话而掉脑袋。如果不是夏侯婴慧眼识英，韩信只怕已经再没有机会为任何人效力了。但他有内秀之质，确实具有非凡的军事指挥才能，而且不易为人所发现。
韩信能遇到萧何和刘邦，得到他们的赏识和任用，完全是一种历史的偶然性——由于史书中没有提供足够的必然性，让我们姑且这样看吧。幸运的是，这一历史的偶然性却对今后的军事形势和政治形势产生了重大影响，无论是对韩信还是对刘邦或是项羽，都具有决定其前途和命运的意义。
【智慧金言】
然而无论怎样说，刘邦此时对韩信毕竟是不了解的。为了稳定军心，同时为了不伤自己的宠臣萧何、夏侯婴的面子，在当时萧、夏二人以辞职相挟的情况下，他同意接受萧、夏的推荐，不仅答应任命韩信为将军，而且极其爽快任命韩信以“托国”之职——大将军。这样做自然有从善如流的真诚，也有稳定军心的权宜之计，同时也有因求才若渴的实际需要而产生的爱才惜才之心。
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宋江和兄弟宋清两个送武松，待他辞了柴大官人，宋江也道：“大官人，暂别了便来。”三个离了柴进东庄，行了五七里路，武松作别道：“尊兄，远了，请回。柴大官人必然专望。”宋江道：“何妨再送几步。”路上说些闲话，不觉又过了三二里。武松挽住宋江说道：“尊兄不必远送，常言道：送君千里，终须一别。”宋江指着道：“容我再行几步。兀那官道上有个小酒店，我们吃三钟了作别。”三个来到酒店里，宋江上首坐了，武松倚了哨棒，下席坐了，宋清横头坐定。便叫酒保打酒来，且买些盘馔果品菜蔬之类，都搬来摆在桌上。三人饮了几杯，看看红日半西，武松便道：“天色将晚，哥哥不弃武二时，就此受武二四拜，拜为义兄。”宋江大喜。武松纳头拜了四拜。宋江叫宋清身边取出一锭十两银子，送与武松。武松那里肯受，说道：“哥哥客中自用盘费。”宋江道：“贤弟不必多虑。你若推却，我便不认你做兄弟。”武松只得拜受了，收放缠袋里。
中国人很讲究哥们义气，素有结拜异性兄弟的传统。只要情投意合便要义结金兰结拜换帖，有了八拜之交即可为朋友两肋插刀，“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当初，宋江认准武松是个不可多得的将才，所以在武松离别柴进时，宋江一送再送，最后到一小酒店再喝饯行酒时，结为异性兄弟。但求同生死，共患难。
虽然，在法制化时代的今天，哥们义气是不可取的，“义”可体现在共同的志向和利益上，我们可以在这志向和利益中去做文章，让下属也好、同事也好，携手合作，共图大业。
成功者，常常把其下属施之以兄弟之礼节，所谓结义便是他们获得成功的有效手段。所以要善待下属，视下属为兄弟。
春秋时的晋国是周室姬姓一系，到了晋悼公姬周手里，他想重整文公当年的雄风，所以常常对拥立他的大臣们说：“承蒙各位不忘文公、襄公的美意，立我为君，同时仰赖祖宗的灵佑，使我得为晋主，我怎能不谨慎从政呢？也请诸位尽心竭力辅佐寡人！”
姬周即位当年秋（公元前572年），兴兵伐郑，弟弟姬杨干一向骄横惯了，不受军纪约束，驱战车横冲直撞，扰乱了晋军的行列，主管军法的中军司马魏绛便依法杀掉了给杨干驾车的人。悼公听讯后，气呼呼地对中军尉佐羊舌赤说：“魏绛不顾杨干的面子，杀掉他的驾车人，这不等于给我脸上抹黑吗？还有什么耻辱可以与此相比！你一定要杀魏绛，给我出这口气！”
羊舌赤劝道：“魏绛这个人忠心不二，侍奉君主有难不避，有罪不逃，恐怕用不着我去，他就会主动来向你解释的。”
羊舌赤话刚说完，魏绛就已来到姬周帐前。他把奏章交给有关官员后，便要拔剑自杀，幸亏众将士从旁止住了他。姬周打开奏章，只见上面写道：
君不以臣不肖，使承中军司马之职。臣闻：“三军之命，系于元帅，元帅之权，在乎命令。”有令不遵，有命不用，此河曲之所以无功，邲城之所以致败也。臣戮不用命者，以尽司马之职。臣自知上触介弟，罪当万死！请伏剑于君侧，以明君侯亲亲之谊。
悼公看后，才知道当时的实际情况，连鞋都来不及穿，光着脚跑出帐外，唯恐魏绛已自杀殒命。待见到魏绛时，连忙道歉道：“我向羊舌赤说那番话，是出自手足之情；你诛杀杨干的手下，是依军法行事。杨干是我的兄弟，我却不能教育他，使他触犯军法，这是我的过错。这事不能怪罪你，请你快回军营继续履行自己的职责吧！”魏绛叩谢不杀之恩。众将士无不称颂姬周知过即改的胸襟。
晋悼公姬周回到行营，大骂他那个不争气的弟弟：“你这个混虫！不知军法，险些让我背上错杀爱将的恶名！”骂完后仍不解气，又让人把杨干押往宗族教师那里学礼三月之后，方许相见。
被誉为人才大师的曾国藩把举荐英才作为合格的政治家必备的两个条件之一来看待。他三番五次说道：“居高位者，以知人晓事二者为职”，并谓“今日能知人能晓事，则为君子；明日不知人晓事即为小人。”言可适用于政治上的最高者，亦可适用于负军事上的最高责任者。曾国藩之所善于选将与将将，知人晓事而已矣。蔡锷所辑之《曾胡治兵语录》，对曾国藩知人晓事之说，甚表赞同。文曰：
文正公谓居高位以知人晓事为职，且以能知人晓事与否，判别其为君子为小人，虽属有感而发，持论至为正当，并非愤激之说。用人之当否，视乎知人之明昧；办事之才不才，视手晓事之透不透。不知人则不能用人，不晓事则何能办事？君子小人之别，以能否利人济物为断。苟所用之人，不能称职，所办之事，措置乖方，以致贻误大局，纵曰其心无他，究难为之宽恕也。
曾国藩在《应诏陈言疏》中把人才的缺乏看做是吏治腐败的重要原因，他在《复龙翰臣书》中痛切地指出：
二、三十年来，士大夫习于优容苟安，揄修袂而养八步，倡为一种不白不黑、不痛不痒之风。见有慷慨以鸣不平者则相与议其后。目击此等风俗，盖已痛恨次骨；京官办事通病有二，曰退缩，曰琐屑。外官办事通病有二，曰敷衍，曰颟顸。退缩者，同官互推，不行怨，动辄请旨，不肯任咎是也。琐屑者，利析锱铢，不顾大体，察及秋毫，不见舆薪是也。敷衍者，装头盖面，但计目前，剜肉补疮，不问明日是也。颟顸者，外面完全，中已溃烂，奏章粉饰，而语无归宿是也。有此四者，习俗相沿，但求苟安无过，不振作有为，将来一遇艰巨，国家必有乏才之患。
曾国藩将治政、治军、治饷等等全归于用人。关于治政，他说：“人存而后政举。方今纲纪紊乱，将欲维持成法，所须引用正人”。关于治军，他指出：“选将之道，诚为至要”“法待人而举。苟非其人，虽则前贤良法或易启弊端”。在办厘金问题上，曾国藩指示部下：“广求人才，参错布置，庶期改观”。总之，在各方面，曾国藩都把人才问题摆到了十分重要的位置，视为维护封建统治成败的关键。
正因如此，曾国藩从进京开始，就注意网罗人才，以为将来之用。京都人物渊薮，十多年的京官生活，使他得到不少观察人才涯和使用人才的经验。
曾国藩十分注意联络志向相投的友人和同乡，在那时学术观点和思想感情方面比较接近的人，主要有刘蓉、郭嵩焘、江忠源、欧阳兆熊、罗泽南以及李鸿章等。
江忠源，字氓樵，湖南新宁举人，大挑二等。在北京时，郭嵩焘介绍他认识曾国藩。江忠源以“任侠自喜，不事绳检”著称。曾国藩初时只是和他谈些市井琐屑的事情，酣笑移时，江忠源辞出，曾国藩目送之，回头向郭嵩焘说：“京师求如此人才不可得。”即而又说：“是人必立功名于天下，然当以节义死。”当时承平日久，闻者都很惊疑。从此二人交谊甚好。
有一天，江忠源告诉曾国藩说：“新宁有青莲教徒，天下将大乱了。”过了二年，江忠源又到北京，曾国藩问他：“你说教徒要肇乱，为什么现在没有迹象动作呢？”江忠源就说：“我在家的时候，曾经把邻里丁壮都组织起来了，一旦有事，可以防御”。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青莲教首领雷再浩果然聚众起事，江忠源率领乡人一战就把他扑灭了，因功授知县，擢发浙江。
咸丰帝即位，曾国藩应诏保举贤才，江忠源为其中之一，上疏说他：“忠义耿耿，爱民如子”。可见江忠源是怎样的一个人物了。
罗泽南，字仲岳，号罗山，与曾国藩为同县人。禀生举孝廉方正，平时假馆四方，靠教书度日。他的道德学问，有人称属屈指可数的人物。他标榜宋儒，认为“天地万物，本吾一体，量不周于六合，泽不被于匹夫，污辱莫大焉。”他家境贫寒，岁饥常不能具食，母亲、哥哥都病死了，夫人又因连哭三日而失明。他“不忧门庭多故，而忧所学不能拔俗而入圣；不耻生事之艰，而耻无术以济天下。”
曾国藩对他很尊敬，常在书信中表示敬慕之意，称其为家乡的颜渊。后来湘中书生，起兵拯难，立勋名于天下，大半都是他的学生，而且都是湘乡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