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后想说，我们已经看到了近年来小说创作中潜流涌动的气象，但我们还须看到，文学的开拓主要应是精神上的开拓，眼下以朴素现实主义为主要特色的文学，是否只注意留下一代人忙碌而无可奈何的身影，而疏于表达他们灵魂的呼唤？对民族灵魂的发现与重铸这一时代性主题，正在向动态的当代生活深入，那么向当代人的精神的纵深挖掘就显得非常重要。摆脱创作徘徊局面的关键，还在于作家们摆脱精神窘迫和生存窘迫，真正发挥社会良知和时代心音的作用。
喧嚣与沉思
一切都在纷纷进入市场，用书籍和期刊包装着的文学作品也不能例外，愿意的，跟着走，不愿意的，推着走。当时间到了90年代的今天，我们愈来愈清醒地感到，文学变了，文学的生存环境变了，文学的表现方式和审美趣味也正在变，从根本上说，作家、作品，读者三者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读者的力量通过市场的杠杆空的前地增大；作品的热点更加取决于社会生活的热点；作家已很难维持自上而下的灌输者和全知全能的教诲者的地位了。通俗文学有点像脱缰的野马横冲直撞，高雅文学为寻找自己新的立足点而备感焦灼。我们经常听到的一个困惑的声音是：高雅文学的出路在哪里？
我要说的是，高雅文学什么时候也不会消亡，出路就在脚下，只有经过不懈的调整和创新，才能证明自身在这个商品化社会和大转型社会中独特的存在价值。事实上，文学环境的急遽变化，传来的不全是坏消息，浅俗、媚俗、低俗的东西，毕竟是骤雨不终朝，飘风不终日，有它吼够的一天，而对精神价值和优美艺术的需求，毕竟是现代人不可或缺的精神生活的一部分，社会、读者对高雅文学的需要正在悄悄回升。中短篇小说主要是通过文学期刊发表的，文学期刊的常规操作方式目前还不会有太大变化，生要的在于它的内容的更新。近一年多来，在这个领域里，我不敢说又有什么新的思潮兴起，但可以肯定的是，变化不小，无论选材趋势、人物类型、审美体验和叙述方式、作者构成，都不断有新的元素加入，许多作品里涌动的情感潮汐，又有不少新鲜的、陌生的东西。我们与其硬归纳什么，徒托空言，不如沉浸进去，细加品味。面对不少精心之作和它们的多元色调，我常常想到这些作品背后执着的探索者、沉思者，想到他们在喧嚣、浮躁、急功近利之风甚炽的氛围中，所保持的那一份冷静和超脱、智慧和灵心，想到他们用艺术之光唤起我们心中的神圣感，便油然而生敬意。该去的去了，该留的留下来了，严肃文学自有源源不断的献身者；数最少了，但素质高了。
说到近年来的小说创作，不少人曾指出新写实潮流的广泛存在。的确，八九十年代之交的文坛，“新写实”扮演过重要的角色。那时，两难的境况，无奈的现实，困惑的情绪，比起人物来，更吸引作者们的注意，他们追求生活原生态的还原，思考群体的生存状态，认为创造典型境遇、典型状态比创造典型人物更重要，毛糙的生活片断比精心安排的情节更重要，他们不忙于判断和评价，甚至拒绝评价，拒绝赋予浅层的意义。然而，性格毕竟是最有魅力的，性格的凝聚力最大，如果说1993年的中短篇有何特点的话，回到人物、回到性格创造的审美追求在一些作品中变得突出起来了。当然不是复旧，而是在更加逼近生活真实的层面上提高人在作品中的位置。
毕淑敏的中篇《阿里》很出人意料，又极具震撼力，它是我所看到毕淑敏作品里最优秀的一篇；得过好评的《女人之约》、《原始股》什么的，与《阿里》一比就不算什么了，如果说前者是聪明的观察，后者便是滴着血的生命。我读《阿里》忍不住流下了热泪，我认为女主人公游星的悲剧决不仅属于阿里高原，它属于整整一个悲哀的时代，但又离不开酷寒的阿里高原，离不开铁罐般严密禁锢的年月，离不开军营这特殊的环境。当男性与女性的比例是一千比一的时候，女兵班的出现意味着什么是不难想见的。作者没有夸大“性”的作用，也没有苛求那个荒谬的时代为什么荒谬，她以对人的深刻理解来叙述她的故事。尖刻的、傲气的、敏感的、个人欲求强烈、骨子里带着反叛性的女兵游星，是个高干子弟，虽然她并不像人们想像得那样幸运，又肯按父亲的旨意到高原锻炼，并非娇贵的宠物，但她的锋利的性格和特殊身份却招来周围的冷漠。别的女兵都能收到求爱信，惟独她没有，对于她，男性们早就“同仇敌忾”了。这里，“一旦沾上男女关系就永难翻身”，她竟肆无忌惮地偷吃了禁果。事发后，“那个熟悉的游星仿佛死去了，剩下的只是个外表像她的女人”。由“我”来监护游星，由貌似清白的女人来看守貌似不清白的女人，多么残酷，残酷得像《红字》。如果她不是在一种现在看来怪异的气氛里被开除党籍，如果她为之吃尽了苦头的情人不是那么轻易地掉头而去，如果她不是带着负罪之身将去面见老迈的慈父的话，她也许不会死，因为她是那样的热爱青春和生命。游星的个性刻划得呼之欲出，她所具有的不再是狭窄的政治批判意义，她是一种严酷的美，环境愈是恶劣。这种美就愈是夺目。
毕淑敏写得从容。也许因为她自己就把青春留在了阿里高原，与其说她在写游星，不如说她在塑造大相无形的高原。严峻的高原与压抑不住的生命热流交织成一首悲怆的诗。分信件，种向日葵，洗澡车，乘橡皮艇漂流，写来如临其境，作者的感觉真是好极了！要表达我读后的复杂感受，借用这句话或最恰当：“这不知是不是地球上最矮的向日葵，但我想它肯定是世界上最高的向日葵了！”
焦祖尧的《归去》，也是写性格的力作。作品里的吴福，真是个有意思的人，他当农民时艳羡工人，当上合资煤矿的大铲车司机后，却又怅然若失，内心空荡荡的，终于归来，但蹲墙根晒太阳，敞开拉屎的日子并没有给他多少自由感，他又渴望着归去，再当工人。看来，人生是个无休止的反悔、遗憾的过程，《围城》就讲过这个道理。可是，吴福的烦恼对中国农民来说则是空前的。他与美国人安德逊之对比一土一洋，他妻子改芳与“怎么自在怎么活”的西番莲之对照一传统一现代，这烦恼就扩大了深化了。也许有人注意过一个大铲车司机的烦恼，但很少有人对其烦恼挖得这样深。小说的切入点非常之好，吴福的视角也妙，口吻也像，没有细致的观察揣摩难臻此境。焦祖尧近年来创作不多，但毕竟是有功力的作家，语言干净、利索，无废话。一个人总有他该去的地方，主人公吴福却拿不准他该去哪里，《归去》的魅力，正在对吴福这种边缘心态的准确把握和出色白描。
转型社会不断孕育和蜕变出新的性格，要能发现它、描绘它却并不容易。像中篇《单身贵族》这种作品，就不是谁都写得出来的。它的作者钟道新，堪称文坛一怪杰，他对商界、官场、科技、股票、期货、房地产、金融、现代管理术，谙熟得惊人，不知他的这份素质，是何时修炼成的。读他的小说，兼有逛大商厦和科技馆的收获，超前意识纷至沓来。同写大都市，他与王朔不同，王朔写底层恣肆的顽主们，用杂拌儿的语言发泄反价值的破坏欲，钟道新写的是新老“贵族”，经济场和权力场中的骄子和浪子。何为“单身贵族”？主人公许前飞身为经理，一有钱，二有车，三英俊，最重要的是第四，有个不在身边的妻子，故有此雅称。许前飞为了做好生意，打通关节，真是酒食征逐，驰驱不已；他还得稳住后院，取悦情人，难免心神俱疲，愁多欢少。看来他真得记住这样的话：“在商场上不要相信任何人”。许前飞的生活方式目前还属于少数人的，但以后会更多。这篇小说富于张力、承载的信息量大，关莉的线索，赖明的线索，都向社会扩展而去。
有的性格，是旧的政治文化和体制捏塑而成，他有昔日的辉煌，又深陷在今日的困境不能自拔，一旦用新的眼光加以深刻烛照，这种性格也就变成一种新的文学发现了。奚青的《天有病，人知否》包含的人生况味，颇耐咀嚼。秘书处长吴子耕，是擅写党八股式文章、报告的老手，他的思维方式、精神状态，他的窥伺欲和升官梦，都和一种政治文化形式密切联系着，他并不知道他的时代已一去不返，尽管他强自挣扎，但日甚一日的精神委顿证明着他的沉疴没有多少治愈的希望。从“单身贵族”许前飞，我们可感到生活的剧变，从吴子耕身上，这感觉就更如强烈。写人方面，孙少山的《老杆》也很可观。
先锋派小说在近年来的发展是值得注意的。我阅读有限，但也时有思索，我认为一部分先锋派作家正在逐渐摆脱文字游戏，叙述游戏和较纯粹的人性游戏，尝试着走上与现实主义整合的路径，也即增加社会历史内涵。从余华的《活着》的发表，似可看出先锋派艺术蜕变的端倪。这些年来，先锋派在语言革命、叙述革命上确也独领风骚，往往使评论者多从技术层面落笔。然而，中国读者的阅读期待中潜藏着不容忽视的社会性要求，这是一股无形的吸力，先锋派也难禁其吸摄力。事实上，先锋派虽欲淡化社会性，它整体上表现的以青年为主体的情绪和心理，本身就脱不开世纪末的社会性。最近以来，他们更强化了对终极价值和人文精神的追求。无论“纯形式”、人性、侠风、历史游戏之作，都在加浓社会性含量，有人对此戏称为“浪子回头”。1993年我读过格非的《雨季的感觉》、刘恪的《孤独的鸽子》，林白的《玫瑰过道》、兆衬的《张生的婚姻》等等。这里对后者略加评说，以见一斑。
《张生的婚姻》叙述平实，骨子里充满现代味，比较复杂，不易把握。小说写年轻的哲学教授张生与漂亮的宾馆女招待小柳的婚姻突变，小柳在去结婚登记的路上，忽然临时变卦，使张生如做了一个虚幻的梦。小柳的失常举措固然不近情理，但也非毫无来由。小柳原来纯洁到极点，二十多岁还看小人书，但邪恶露面了，爱她的大领是个高级流氓，她目睹了人兽不分的一幕，精神轰溃，隔段时间就到初恋的树林里哭泣。但她又是个总得相信谁，总不能一辈子不相信人的姑娘，张生的出现恰逢其时，才使他们有了一段情缘。小柳的天真状态结束得太突然，正像荡妇小芳所言，她很快就会天真不起来。
此篇的关节在于，为何正处在柔情蜜意中的小柳忽然变卦了？张生并没有什么过失呀。他的最大过失就在于他生活在幻觉中。小说写这个“义人”，思想者，学雷锋的标兵的精神失重和悬空，他后来买黄色小报，切动脉，说脏话，动手推人，发现了另一个非理性的自己。他从不相信上帝到最后在上帝面前忏侮，他从超凡入圣到学会粗俗，他从不理解那个集邮少年杀人到明白了恶的嚣张，总算比原先清醒了一些。但小柳仍然信不过他，她不相信纯洁可以保持，精神还有价值。“读书人总比玩钱的人可靠”这句话真要令人发一浩叹。小说中的每个人都是非理性的，但又无不被物欲操纵，包括那个因一枚邮票杀人的少年。是不是我们的时代也失去了理性？
描摹世态，本属一种古老的把握方式，今天它又焕发极大活力，成了当今中短篇小说审美意识的重心所在，作家李国文干脆把他的系列短篇总名为《世态种种》。摹写世态的意识，似与商品经济、都市经济存在某种联系，宋代、明代都是世态小说的繁盛期。写世态是因为世态有写头，缤纷缭乱，变化莫测，升降浮沉，千姿百态，它本身即包含巨大魅力，新酌情态、意象、情绪、“活法儿”，如实写来即有大珠小珠落玉盘之妙。当然，写世态并非终极目的，其动人的秘密仍在于它背后的价值沉浮。
阿成的中篇《蘑菇气》，无论在近年的小说还是他本人的小说中均属上品，好像他没费一点气力，只临摹了一段经历便成此佳作，让人想起羚羊挂角，无痕可求，不着一字，尽得风流，无技巧即最大技巧一类的话头来。小说写几个搞创作辅导的老师，随一地头蛇似的老邱，来到嫩江平原一处叫：“蘑菇气”的地方，打野鸭、吃狗肉，会会业余女作者的一天行状，那人物声容、地方风俗、关外莽荡的景象，呈满溢境界，过目即断难忘怀。阿成自言他在打乱生活与艺术之界限，固然不错，但他是巧妙道保留了生活的醇味，去掉了冗繁的叙述，貌似“自然主义”，其实由作家的心灵在取舍。刘震云的《新闻》也很突出，因它写了新闻界走穴的内幕，一般人看重它的现实性、干预性，却不太注意作者艺术上的追求。作者的着眼点仍在世态世风，至于具体操作者是谁并不重要，那些记者的名字都很怪，什么“大头”、“糖果”、“油素夫”之类，似有违小说作法，其实作者认为，他们都是符号，是类型，为典型世态服务的。杨泥的《香水》也写得冷静而调皮，突出了当前农村中浮躁的、官样化的、一窝蜂的办企业的现状。香水厂尚挂在嘴边，从上到下就轰扬开了，此类闹剧眼下比比皆是。看完《香水》，真如作者说的“一出门，清风一吹，小雨一淋，头脑自然就清醒了许多”。刘醒龙的《暮时课诵》、徐坤的《斯人》、陈建功的《前科》、《放生》、何继青的《军营股民》、毕淑敏的《原始股》等，均属写世态的力作，因评论已多，不再赘述。
从单一模式闯出来的当今文学，将以愈来愈多样的面目出现，这是开放时代多元化需求的必然反映。然而，多样，创新不限于外在形式、手法、叙述、语言的革新，最根本的，还在于精神存在形式的多样和情感表现的多样，在于精神空间的开发。值此“换脑筋”的年代，凡是生存、死亡，性爱，人的异化和人性的复归，浪漫的情思和纯美的观照，这些永恒的母题，都绽出新的花朵，不细细品味，不能领会新意。
王安忆的中篇《香港的情和爱》是部重头作品，海派都市文学的上乘之作，虽然手法略感单一（幸好是中篇，倘是长篇就易于让人疲倦），但对置身商品世界的漩涡中心，经奋力拼杀后的那种苍老，荒芜的心态，是写得极传神的。王安忆把种种世态人情进行一次一次地“开方”，分解到最小单位，剥出最内在的“核”，见解是那么独到而贴切，可说妙语连珠，剖毫析芒。她的笔触冷静，情感超然，通篇是“深深水，缓缓流”，与那种大开大合，如火如荼的写法迥异。这大约就是海派的代表性作风吧，对事物体察入微--所谓精明也者，一副细嚼慢咽的样子，绝无西北人吃羊肉泡馍的粗放。但安忆又不像有些上海作家那样琐屑，津津乐道于阿猫阿狗，她深沉，大方，有概括手腕。方方的《行为艺术》也颇别致，小说在竭力把生活和艺术融为一体，认为生活本身就蕴藏着艺术性，而艺术也可以不必借助“艺术媒介”，让生活本身来充当媒介。女画家飘云的行为艺术也好，一件疑案的揭秘过程也好，都是为了恢复人们正在失去的新鲜体验和奇特感受，当事人在一系列偶然中互相成为对方行为的配合者。于是，“我们都对人或被人进行了行为艺术”。显然，这是一篇带有强烈探索性和后现代主义影响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