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量涉笔都市的作品中，我们看到的多是人们在物欲、权欲、情欲、金钱欲的冲击下或抗争或妥协或尴尬的表现，作家们或批判拜金与享乐的倾向，或发掘人性的庄严和优美，其众生相令人跟花缭乱，其精神的杂多性颇堪玩昧。已经有人把这类创作叫“欲望化的叙述”，或叫“欲望现实主义”，特别强调着“欲望”对今天创作的意义，似乎成了一大视角。其实，尽管“欲望”在市场经济时代确乎突出，但写欲望和感性不是目的，它们还须理性和精神的透视，好的作品也正是这样做的。袁一强的《小人不可得罪》写一研究院卑劣而腐化的副院长，贪赃枉法且玩弄女性，只因他上下其手，关系网严密，众人难奈其何，经过曲折复杂的斗争，终将此公扳倒，但回想斗争的艰巨，仍令人不寒而栗。小说贴近现实，生动鲜活，表达了反腐倡廉的社会心声。胡平的《赌金》，写了一个近乎荒诞的故事，但荒诞中包含残酷的真实。在同学会上，一个成了大款的家伙借酒撒野，忽然宣称，一个月内要把在场的某同学的妻子搞到手，并以十万元打赌。于是，一场金钱与贞操、物欲与尊严较量的滑稽而酸楚的闹剧上演了。那对夫妇是知识分子，面对唾手可得的巨款矛盾万状，但终于禁不住诱惑，半推半就地让那大款得了逞。小说的精彩部分，是写那对夫妇心照不宣的等待，潜台词太丰富了。前一段小说多写知识者的清苦难捱，这里则让金钱与知识、清高、贞操展开了直接的肉搏，令人不忍卒读。那个大款何以如此暴戾恣睢，是他自知金钱的作用，利用金钱的价值，这也耐人深思。牛伯成的《背影》也很严酷，写一位因丈夫出国不甘寂寞而陷入婚外恋的女性，如何被归国的丈夫发觉，并精心施加报复的故事。小说长于心理剖析，把温情掩盖下的利益关系和恶谑心态尽行揭出。陈应松的《一个，一个，和另一个》则写了愚昧和劣根怎样导致了劳动者的自残，其实是内耗的缩影。彭见明的《晚唱》是篇非常含蓄的作品，不知在叙述手腕上学聊斋，还是从沈从文的《菜园》里借了灵感，总之是娓娓道来，柳暗花明。小说写一位作曲者兼大提琴手，清贫而淡泊，好像都市里的隐，让人想起王冕者流，他对评职称，给企业写厂歌赚钱之类，一概藐视，紧紧守住自己，一尘不染。但一位台湾朱的富孀建了洋楼做了他的邻居，富孀酷爱音乐，听琴声而追慕其人，多次苦邀他每日来拉琴，他当然是拒之又拒。但最后，他竟抛妻离子，与这风韵犹存的老妇由合奏而共同生活了，且不顾周围的眼光。读者不明白，他怎么可能出此下策呢，他究竟是为老妇的财富所动，还是找到了茫茫尘海中的知音？作者的深意似正在于此。我倒是倾向于后一种看法的，虽然不足为训。其它如荒水的《循环游戏》、唐颖的《红颜》、缪永的《驶出欲望街》、郑彦英的《安娇》。各自展示着都市的新景观。这里还想提到一部虽不是写当今的城市，却未必没有警世意味的作品，那就是女作家张沪的《鸡窝》。此作在《北京文学》连载以来，很有读者。由于作者有一段特殊经历，曾在劳教农场与一群妓女生活过，故而写出了一种鲜见的真实。这是一些从肉体到灵魂都糜烂厂的人，她们的沉沦，社会因素已淡，主要是精神的堕落，町见丧失了生活意义和道德信念，人就可能变成非人，而非人化的行径是何其骇然。
如果说，在以上作品中更多是现象的展示，情状的描绘，有些作者还不能穿透这现象和情状，那么，在叶广芩的《本是同根生》、《祖坟》，王跃文的《秋风庭院》等作品中，它们的作者就极力要从对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的吟昧中汲取精华，来应对这个欲望四溢的世界。叶的两篇作品是可看做正续篇的，带着浓厚的自叙传和家世色彩，作者与那个满清望族后裔的小女儿其实很难拆开。两篇作品皆抒发了一种历史沧桑感和人情变易史、一种家族感情和时代风云相扭结的极复杂的情绪，作者一面写出这贵族之家的瓦解过程，一面从废墟中发掘一种清高脱俗的、剐正不阿的人格精神，实为我们民族文化传统中的瑰宝，而舜铨便是其化身。
让我们把目光再转向广大的农村。市场化、商品化的步步深入，早已使农村的面貌全非。还在几年前，我们谈论过城乡二元视角对创作的重要，现在看来，虽然城乡二元结构是国情，但正在打破中，仅仅把农村和城市对比地写，相互深化地写，已远远不够了。乡土创作的核心，仍在对中国农民的灵魂和命运的理解深度，能不能在与外部世界的激荡中深刻探索农民内在心灵的变化，仍是关键。我们常说，农民是国民性的集中负载者，把农民写透了，也就抓住了民族性格的秘密，这话并未过时，只是难度增大了。新时期以来，农村题材的创作成就巨大，它深入地探索中国农民的历史命运，尤其是深刻表现了由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过渡中，农民从物质到精神，从思想到行为，从道德到审美的大变化，对农民灵魂的审视，也达到了新高度。但是，到近几年，随着政策和生活的稳定，这种探索似乎难以为继了，线索不那么清晰了，整个乡土创作在状态化描写中徘徊。但仍有不少作家在力图超越，力图探索更深层的东西，效果如何，尚待品评。如张宇的长篇《疼痛与抚摸》，写了水家三代人四个女性的命运，思考着家族与政治，男权与女权，性爱与生命本体之类的问题，应该说立意新颖，另辟蹊径。但正如有人指出的，它写女人用的是生物学尺度，写男性用的是社会学尺度，不甚协调，哲理化议论也略嫌生硬。再如李锐的长篇《无风之树》，意蕴深厚，笔墨凝练，是下了大力的产物。我们注意到，这实际是作者《厚土》的一次大规模的延伸和推进，它的焦点仍在饥饿、性、政治等方面，它的主旨，仍在表现特定时段、特殊环境下的中国农民的生存状态和文化状态。严格地说，虽然深化了，提供的东西却并不比《厚土》多很多。
在乡土创作中，面的拓展，新矛盾的介入，人物的多样性，仍很突出；刘庆邦、李佩甫、何申、关仁山、刘醒龙、李贯通、刘玉堂、阎连科、赵熙、赵剑平、谭文峰、张继、常扞江等人仍很活跃，各有新人耳目的作品出世。关仁山的《太极地》和《落魂天》都是发生在作者故乡渤海湾的故事，都有一种外资和金钱形成的力量介入，极大地摇撼着古老土地上的生活秩序，人际关系和人的心态，不论对借太极地发财的人，还是海上捞尸人老顺子，他们都不再有商品化初期的心绪了。谭文峰的中篇《走过乡村》，也许是去年最令人震动的农村小说，它直面当今农村的现实，决不讳饰和退缩，具有现实主义的品格。像大自然一样纯真美丽的少女倪豆豆，遭到集村长、总经理、人大代表于一身的权势者倪土改的强暴，有冤难伸。蹂躏她的既是权力，又是财富。可悲的是，面对倪土改的恶行，村人。上级、豆豆的家人，均抱息事宁人态度，他们甚至为“私了”而得到的好处暗自窃喜，豆豆的命运便更加恶化。在某种意义上，她的家人和整个乡村都参与了对她的迫害，大家都从她的苦痛中捞到了蝇头微利，多么惨痛！大而言之，是短视的利益和需要强奸了道德和公理。何申有饱满的生活积累，有鲜活多趣的语言功夫，渐成写农村人物和基层干部的能手。新作《年前年后》围绕李德林其人展开的生活流，较前更为斑斓多彩。刘玉堂的创作给乡土小说带来一股民谣情调和俚俗风格，十分独特，这主要得力于他的语言和看生活的诙谐眼光，中篇《自家人》恰似一支沂蒙山小调。山东的青年作者张继出手不凡，短篇《杀羊》，写较贫困的乡村，极沉重又极逗乐，完全一振中国式的黑色幽默。
为了寻求可靠的道德理想和精神支柱，一些作品在历史与道德的矛盾中探索，其中有的作品则流露出偏执的情绪，值得商榷。我指的是谈歌的《天下荒年》。谈歌是位出色、刻苦的新起作家，他关于国营企业的一系列小说如《年底》、《大厂》等，正在引起越来越多的注意。
讨论当今小说的精神走向，还有一大领域不可忽视，那就是战争文学。去年是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有些作品是因它而起的，更多的作品则是作者长期的经营，正好赶上了盛大的纪念。王火的《战争和人》、周而复的《长城万里图》、李尔重的《新战争与和平》等长卷代表着一种趋向，即全景式的史诗规模，庄重的文献价值，政治军事历史的眼光，这是以往少有的。它们的视点也都有所调整，力求超越当时的阶级、党派、政治集团的眼界，站得更高，看得更全。另一种趋向则属民间化的视角，它大力发掘当时的草莽英雄和长期被排除在视野之外的人事。探究国民性的优劣，引出以往不曾注意的教训，如倪景翔的长篇《龙凤旗》、刘全忠的长篇《故渎》、邓友梅的中篇《猎户星座行动》等即是。还有第三种趋向，那就是在半个世纪后重看二战，换了一副眼睛，更关注历史与个体，必然与偶然，情欲与大义，人道与人性这些因素。如尤凤伟的《生命通道》、《五月乡战》、《远去的二姑》，阿成的《赵一曼女士》，陈军的《禹风》，邓一光的《父亲是个兵》等等。关于《父亲是个兵》，我想多说几句。这是用晚辈眼光看父辈的作品，能理解得如此深刻，实为罕见，作者不但理解父亲的血性和威武，更理解父辈的性格矛盾和文化心理冲突。父亲如雕像般站了起来，蕴含着中国农民抗争求解放的历史内容。缺点是多少有点理念和性格组合的痕迹。
通过以上多方面的但仍最粗疏的考察，我们看到了当今小说家们深入思索时代提出的问题，强化作品精神价值的努力，但又深感超越之难，文学的主体精神和思想魄力发扬得仍不够充分，表象展示多，精神提升少。人们常常提出疑问：为什么在现当代文学史上，包括80年代，都有许多充满理想和崇高精神的撼人之作，现在怎么很少见了呢？为什么惶惑、迷惘、耽于反思，上下求索的情绪充溢在大量作品中？这当然是非常复杂的问题。一个时段的文学的思想背景和审美风尚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那样，决非文学自身可以决定，它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生活现实和历史条件，牵涉到整个社会精神文明的建设问题。应该看到，当今社会的价值追求和精神信仰是极其纷纭的，怎样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下，在不同的价值体系的冲突和交汇中建设起我们健康优美的、丰富多彩的人文精神，怎样贯注正确的人生观、审美观，难度是很大的。我们不会放弃这一追求。但另一方面，文学又非完全被动，它有自己的主体性、独直性、能动性，有自己的优秀传统和创作方法，我们有理由期望文学在坚持从生活出发的前提下，增大思想力度和精神深度。我们需要更热烈地呼唤民族灵魂的展现，更勇敢地面对当代生活中的重大矛盾和问题。这就显出了深入生活，深入时代的重要。超越与深入永远是密不可分的。当然，这一切都要通过作家去实现。我很欣赏一位作家在《守住自己》中说的，“作家要坚守住自己的灵魂，就要与实利、喧腾、焦灼的社会氛围对抗，这是一种没有输赢的对抗”。现在，有这种决心和使命感的作家是越来越多了，我们对文学的前景充满信心。
强化时代的精神体验
如果换一个角度来看，可以说近年来的小说创作进入了一个以体验性为突出特征的时期。我曾在其它文章中说过，近年来，一种新的艺术思路和审美态度变得突出而显赫，这就是崇尚体验：小说经历若从注重生命体验（先锋小说）到注重日常生活体验（新写实），再到今天的逐渐转向文化体验的过程。其实准确地说，这并非一种纵向的递进过程，而是出现了二种乃至多种体验并存的局面，譬如所谓“极端化的个人叙述”，就是近年来刚兴起的。
严格说来，任何创作都离不开体验，“体验”并不是什么新发现，可是，当作家以主动的姿态，全身心地投入一种尚难把握的新旧交错的真实，亲历亲知，感同身受，充分关怀和体味，这种体验就可能绽放出新鲜的光彩和陌生化的审美效果。由于当代生活--从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有力冲击，作者不能过久地沉浸在归纳的满足中，一些貌似稳定的观念会转眼失去稳定，这便使一些作者权且放下归纳的欲望，去体验急遽变动的生活自身的微妙过程。但体验的方式又因作家主体对生活的态度，观照生活的角度，强调的侧重点，以及深层体验的向度而有所不同。若干年前，当先锋作家为回到语言本体和回到生命本体而呼喊的时候，他们对其处身的那个时期的文学而言是确实带有先锋性的，因为一向被忽视的生命意识、生命本体及其矛盾、相应的语言方式开始得到了文学意义上的尊重；当新写实作家呼唤“回到事物本身去”的时候，与新体验作家号召作者必须亲知和亲历的时候，他们也备在其时走到了前面，因为当时我们太需要正视生存本相了，太需要剥离外在的附加值，让更本色的真实直接呈现出来了，也太需要作家像普通人一样充分地体验急遽变动的生活，哪怕暂时弱化了理性判断力也不要紧。现在，我们对已有的创作明显感到不满足，发现不少作品对人物的描写仍停留在性格表层特征外加弗洛伊德情结上，一个个好像里比多过剩似的，很少能揭示出人物灵魂中强大的文化之流，于是，仿佛就为了弥补这种明显的缺憾，一些新的作品出来了，它们以其善于将时代精神的体验具体化为对人物文化心理裂变的体验，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在今天，很多作家都感到，也许情节不难找，故事也不难编，但普遍存在的问题是，创作主体对所写人物缺乏深层体验，换言之，缺乏文化体验。何为“文化体验”？似很难一句话说清，至少它应是一种越过了故事和人物外在性的深层体验，它能把历史和现实、政治和文化、形而上和形而下的种种体验，聚结到人物的文化心理的视屏上，于是它选取了“文化化”这一更为综合和混沌的视角，使作品不再以提出“问题”的方式，而以呈示灵魂的方式出现。它注重对一定文化背景下的人物的心理变异的感受和表现，它要求作者从深层次的时代精神的走向中找准人物行为和心理的支撑点。对文学来说，把人的存在状态及其精神内质投置到新的思考维度，把人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不同类性和精神特质深刻揭示出来，乃是高品位文学的标志。为此，有无相应的文化意识，以及相关的哲学意识和审美意识，便十分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