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不妨看看先锋小说的际遇。从思潮的角度讲：我认为先锋小说的命运受思想文化背景变幻的影响非常明显。80年代中后期，是其发展的黄金时期，也就是“新观念像条狗，撵得人没功夫撒尿”的那个时期，现代西方社科思潮被大量引进，真正中国化的现代派小说也宣告出现了，紧接着是一段繁盛发展。但到90年代初期，学界排斥西方思潮独尊国粹的倾向有所抬头，先锋小说几乎在一夜之间失踪了，恍如隔世。90年代中期以来，学界才出现了一种比较健全的共识，那就是力求站到人类精神文明的高度，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出发，从本土化的诉求出发，认清东西方文化互补性的重要。于是，在小说创作方面，那种西方出观念、中国出生活的写作路径被认为走不通了，一种新型的、很难作出现实主义的或现代主义的划分的、具有强烈隐喻性和表现性、象征性和寓言性的创作形态在长、中、短篇中出现了。它们已不同于原先的先锋小说了。当然，先锋小说对当代中国文学的意义，其颠覆、更新、拓展的叙述革命作用，是任何时候都不能抹煞的。我们的文学素来热衷摹写与再现；缺乏超越的笔调和恣肆的想像，是先锋小说打破了这一统天下。然而，它不久即因走向形式主义的怪圈，失却生命的血色，渐渐搞不下去了。最近看到有篇文章引用一位身为批评家的大学老师的话：一些先锋小说不再是感悟生活的窗口，而是现实价值之外的冷漠旁观者，展现的仅仅是一些卑微灵魂的卑微欲望的些许满足，在一种虚假的个体私人生存意趣上从事暖昧的语义纠缠，于是成了专供当代文学教师的研究对象而已。这段话批评的是90年代的某些小说，其实有一定的代表性。正因为如此，好像是应了物极必反的规律，90年代又出现了写实风尚压倒一切的大回潮。上面我谈到的一批作家，正是不满于写实的局限，他们追求独异、深刻、人文关怀和形而上意味，既重视写实，又摆脱写实，在充分发挥写实感染力的同时，不忘抽象性、寓言性，努力超越题材特定时空的表层意义，走向整体的象征性甚至不惜采取符号化的表现方法。
应该看到，都市小说的新发展是近年来小说创作中的重大事件。我所说的新都市小说并非以都市为背景的一切小说之谓，而是指都市本身作为一个最重要的并影响所有人的命运的人物出场的作品，也就是说，每个真正的都市都是有个性甚至有灵魂的，同时，它又是与正在成熟着、膨胀着的市民阶层和市民社会紧密联系着的。更重要的是，它总是表现人与都市这庞然大物之间的心灵的搏斗，也即主要表现灵与肉、人性与金钱、精神与物质的激烈冲突。这是非常富于时代感的主题。都市化是世界大趋势，也是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大趋势，它的震动强烈度怎么估计也不过分，对于农业文明传统深固的中国社会来说，都市化不但改变着中国社会的传统结构，而且改变着社会的精神生活方式和文明状态。都市足市场的漩涡、欲望的渊薮，对90年代的中国都市来说，大量人口的流动，城乡价值的错位，都市上层、下层、白领、蓝领以及边缘人，构成了何等浩繁的价值纠缠与精神矛盾啊。毫无疑问，都市生活的沃土决定了都市小说的繁荣。
在新生代作家笔下，都市小说从主题到文风都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他们以其他年龄段的作家难以体验到的新的感性，写出了不少视角独特、新鲜泼辣、富于陌生化效果的作品，无论叙述人还是芸芸众生，都开辟着新的生存空间，生活方式和生活情趣都是以前不曾有的。有人称之为欲望化叙述，又说，它们主要表现个体的虚无和无奈的反抗。我觉得比较准确。实际上，质而言之，它们比较出色地揭示了物化现实下生命所体验到的漂泊感和零碎感。我一直认为，从欲望化叙述向心灵化叙述的转变，应该是新都市文学的深化之路。因为，它们常常通过生存虚无和性的放纵来表现人的某种精神状态，这固然生动，但往往抽去了利欲和性事的道德内涵，变成了物理性的活动。这是不利于走向深化的。个别小说迷失得多么远已是众所周知的事。看来，在不远的未来，我们的都市文学面对的生命现象也将是十分复杂的。我忽然想起日本一位作家在描述新新人类时说过的：他们很小时，就早熟了；他们长大后，又像孩子般幼稚；该读书时，他们早恋；该结婚时，他们独身；该上大学了，他们果在家里：该工作了，他们却不干正经事儿。他们与电子物相处的时间非常之多，他们是一些消费动物。这些话很有趣，但也很苍凉且很无奈，其实何止孩子，在物质主义的重压下成人的变形不也是令人惊异的吗？
我们当然也注意到了女性主义小说的发展，这些年来它极大地吸引了公众的视线，它是90年代以来最突出的文学现象之一。但“女性主义小说”并非贴切称谓，只能姑且用之，强调其以女性的性别意识为本位的写作特征。在我看来，这一脉创作自有其贡献，但日渐陷入停滞局面，正面临着或另辟蹊径或改弦易辙的关口。我是这样看的；我们的文学在极“左”思潮下几乎处于无性别状态，到80年代初，由于重塑了女性的温柔、体贴、善良、无私的母性，才结束了无性时代。可是那时对女性太强调其人道的、启蒙的、伦理的意义，将母性与人性、主体性作为启蒙话语混同使用，以致女性意识还是没有得到全面的觉醒。90年代出现了一股女性主义写作潮，主力是一批年轻的女作家。她们的突出特点是，从个人体验出发，对启蒙意义上的女性意识加以解构和弱化，而强调女性在社会体验、身体经验、文化构成、心理特征上，皆有别于男性，现在是肯定女性的独立性及其人文诉求的时候了。这一脉创作，总体上看，着重表现女性的性别身份在社会中逐渐形成并受到压抑的过程，也即女性成长主题，尤其注重对视为禁忌的性别体验的描绘，传达女性被压抑在深层的另一种呼声。这当然是有独特意义的，对于她们在与男权、男性为中心的冲突中所表现的自我实现的追求和寻求平等的呼喊，也是成予肯定的。但是，我感到，有些作品“性别自恋”的倾向越来越强烈了，甚至特意与政治性、道德性、社会性的女性区别开来。如果开始这么写时还有种革命性的意味，长此以往写下去就成了一种自限。因为说到底女性也是社会的人，文化的人。有人指出，有的作品走向了另一极端，所谓“谈个人，不谈社会，谈私人问题，不谈公共话题，谈卧室、浴室、产房、厨房，不谈广场、市场……”，这批评有点道理。所以，我认为这类创作倘要走向深化和大气，应该回归，应该在保持女性独立性的同时，向社会的、文化的以及尽可能广阔的层面回归。这是一种螺旋式的前进。
有必要重申文学性的要求，重申隽永的细节、鲜活的人物、可触摸的氛围、扑面的生活气息、绝妙的对话，从字里行间往外冒的情趣、理趣、幽默、哲思，任何时候都是需要的，都不会过时。
在对近年来创作流向进行了一番梳理和评述之后，我深深感到，在当今的小说创作中，在关乎思潮与文体的问题上，有一系列对立统一的关系存在着，突出的就有：个人化与群体化，诗性与审丑，形象与理念，写实与超越，贴近与距离等等。这些关系并不是停留在纸面上的概念游戏，而是能实际影响创作的精神性和技术性的问题，必须正视之。下面我择几个关系谈点看法。
首先，“个人化写作”就是当下文学面临的一个重要精神命题，谈论当今文学几乎没法不涉及“个人化”问题。但目前“个人化”是个颇为歧异、含义模糊的概念--难道还有不通过个人化写作的文学吗--显然它不是指创作劳动的个体性，也不是指创作个性或个别反映一般等等。事实上，个人化是一种人文姿态，是对个人独立性和自由意识的确认。但并非所有人或自称是“个人化写作”的人都能这么认为。我理解，“个人化”之被提出，主要是因为现代人面临着商品、物质、财富、专制、权力对人的个性、独立性、主体性的挤压和销蚀，并且被消解到无个性的群体化、符号化生存中去。这种挤压越严重，个人化的抗争也就越强烈。也可以说，个人化是现代人拯救自我的一种方式。马克思早就说过这样的话：个人的自由发展是社会健全发展的先决条件。在创作上，“个人化”是有感于繁琐、无聊、麻木、浅层次的欲望化以及心灵的萎缩等物化现象，而表现出来的对人的尊重和对人的终极关怀，并极富个性地表达出强烈的人文精神。所以，现在实际上有两种不同的个人化，一种注重私人空间，描写极端个人化的生存体验和心灵感受；另一种则是，虽然身处边缘化的位置，但能把当下的生存体验上升到精神体验的高度，以个人化写作来沟通对民族灵魂的思考。前一种个人化，虽也不无批判意味，但后一种个人化，境界就大得多了。我更赞赏后一种路径，并主张多多发扬这种个人化--主体化的创作精神。现在对新生代作家的批评，主要集中在缺乏思想穿透力和缺乏营构黄钟大吕的气质上，实际应批评的是其个人化写作尚未提升到主体化的高度。
我曾提过小说诗意的失落问题。这当然不是个简单的技术问题，很多读者抱怨当今的小说不好看了，再也没有让人沉醉、流连、荡气回肠、潸然泪下的感染力量了，他们其实并不完全知道这究竟为什么。为什么呢？因为物质的巨大进步在给人以文明的同时带来了另一种深刻危机，那就是上帝死了，人分裂了，心破碎了，那就是农业文明的均衡和诗意被打破了，掀翻了。于是，图画中出现了扑朔迷离的怪相，音乐出现了尖锐刺耳的啸叫。小说里出现了丑陋、恶心的人事。然而，这似乎并非真正充分的理由。正像我们承认审丑的出现有其合理性一样，我们知道审美特性是任何时候都不能没有的；没有了，就不成其为艺术品了。从古到今，诗意的形态不知变了多少，但诗意不灭，永远存在着。卡夫卡的作品有没有诗意，加缪的作品有没有诗意，更别提众多现实主义作家的作品了，回答都是肯定的。就在某些新生代作家笔下，我同样看到了陌生而意味深长的诗性的存在。可见，还是应该回到问题的起点，还是应该拯救小说的诗意，只要不是虚假的、廉价的、瞒和骗的。
最后，我还想指出：在形象与理念的关系上，我们也还有麻烦。不知从何时起，总有人不遗余力地在劝诱作家向一种非常可疑的晦涩文风膜拜，学习，他们很有鼓动性，也很有市场，实际是要作家牺牲文学性向某些理念靠近，他们混淆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文学与文化哲学的界限，并宣称这才是最高文学境界。事实上，如此努力的结果，不是在“回到文学”，而是在远离文学。不错，作品应该有思想、形而上、富于文化和哲学的品格，但它首先要尊重艺术的个别性原则、形象性原则，否则就滑向非文学了。我想有必要重申文学性的要求，重申隽永的细节、鲜活的人物、可触摸的氛围、扑面的生活气息、绝妙的对话，从字里行间往外冒的情趣、理趣、幽默、哲思，任何时候都是需要的，都不会过时。我不明白，有些作者为什么非要把小说弄得很艰涩，很不好看了才罢手，为什么有人总是迷恋于一种榨干了感性汁液的知性化、逻辑化的叙述语言？
坦率地说，小说作家和小说研究家在这新的世纪里，都将面临一个回避不了的问题，那就是如何守住自己，发展自己的问题，小说原有的文学恐龙地位正在受到挑战。在小说创作中，深度背景的淡化、思想的贫瘠化、文学传统的弱化以及技术的僵化，都是令人担忧的。我以为，文学与时代的关系毕竟是一切关系的根本，不管用何种方法，属何种流派，没有哪一部伟大作品不是表现它的时代的重大精神问题。人是中心，人是太阳，没有哪一部大作品不是书写着灵魂的历史。只要能尊重生命，尊重精神，反抗物化，小说的前景就依然是广大的。
日常性、思考性与精神资源
面对今天纷纭复杂的创作现象，我们会突然发现，一些困扰多年的问题依然存在，好像绕了一大圈后，我们并没有前进多少似的。比如，究竟是文学冷落了时代还是时代冷落了文学，究竟应该以社会读者的眼光还是以文学的职业眼光来衡估当前文学的发展，怎样看待市场经济时代的审美趣味，怎样看待写实与想像、真实与虚构的关系，等等。还有，现在我们究竟应该推崇什么：直面现实批判现实的勇气？解构一切的超脱和无意义？不加评判不动声色的冷峻叙述？追求形而上的玄妙境界？显示越来越复杂的形式技巧？摒弃花活返朴归真，首先必须写得好看？如此等等。对于这些问题中的任何一个，我们部不可能找到一元论、决定论式的终极答案，因为我们的确处在一个元化多并存的文学时代，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只能听其自然，完全陷入无所谓好坏的相对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