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这篇假定性的小说做过多的意义分析也许是迂阔的，我比较欣赏的是它的艺术手腕，许多切实的生活背景和确定的时空被淡化，他们到底是谁，来干什么，他们的职业和经济来源是什么，也全被虚化，而能一下子突现情感领域，突现情感的真实和心理的真实。它靠很俭省的动作和语言，描摹他们的情态。章苇与青衣、花旦的相处、谈吐，叫我想起聊斋里的《小谢》篇，想起那两个性格迥异的少女，真是呼之欲出，跃然纸上。这种剥离现象性因素，突现情感的复杂、情绪的微妙变化的作品，还见于《田园恋情》（何玉茹）和《新麦地》（张冀雪）等作。《田园恋情》已不复我们习见的农村题材小说了，它着力于氛围和情调的营造，着力于抒发人物幽深的情愫，不论写母亲、姨妈，还是写女儿、情人，都淡朴有致，母亲是超脱的，姨妈是功利的，女儿真担心自己有一天会禁不住诱惑，离开母亲走近姨妈，于是她贮满了朦胧的愁绪。朦胧构成这篇小说的美感。《新麦地》是个有“寻夫”的故事悬念的，作者不愿抛弃故事性也许是明智的，但他的全部努力不是为了故事，而是为了故事以外的意蕴。短篇《行者》（薛燕平）也可说是写老干部的，新颖的是它全然没有全面铺述的重拙，却自始至终从腿的感觉写来，写种种不同的行走的感受，也就使小说从生命意识逐渐蔓延到社会意识，留给我们的人物是活生生的。
对当前创作的一个主要批评意见是作家主体批判精神的薄弱，这个意见很有道理，如果失去了批判精神，现实主义也就失去了它的思想锋芒。但什么样的批判才是现实主义的，或者是艺术化、心灵化的，却是个值得思索的问题。回想起来，80年代初期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流行，那时的作品充满了批判性。但我以为，它们大多数应属于批判的艺术--以批判为宗旨，辅之以相应的故事和形象，其中的形象和故事，无不紧紧围绕着批判的宗旨。总之，批判即是目的。它们太集中、太鲜明、太直奔主题了，倘若不信，重读一遍，一定会感到过滤掉的东西太多了。文化观念的进入文学，扩大了批判精神的视野，而对艺术的本位要求，对人的深层表现的要求，则有可能使批判的艺术真正上升为艺术化、心灵化的批判。我想，不管批判多么重要，批判本身毕竟不是文学的终极目的，文学与哲学、政治学等学科也应有所区别。文学的批判只能是文学肌体中的有机成分，或如流动在其中的血液。目前的文学，这种渗透着人文内涵的批判精神确乎有强化的必要。
近读小说《村长出事》（阙迪伟），觉得有嚼头，对思考文学中的批判精神或有启发。它写一个贪污受贿的村长出事了，被司法机关抓了，原本以为村人会拍手称快，议论鼎沸，谁知村人冷静得很，不是王顾左右而言他，就是装糊涂，甚至还陷入惶惶不安中。村长老婆闹事，还有人同情。不久，被撸了的村长保释出狱，先有人去探望；维而就出现了探视的高潮。最尴尬的是临时主持工作的副村长，他去也不是，不去也不是。最终1：级机关收到群众来信，严厉质问，为什么贪污分子比劳模还光荣？遂以副村长的免职告终。我并不是说这小说达到怎样的高度，只是觉得它的批判内涵比较丰富。为什么村人对贪官恨不起来？也许认为他是个倒霉蛋，比他大的有的是，也许他属于那种也做了好事也捞了好处的官，也许担心他走了再来个更贪的，不一而足。而趋之若鹜的探视潮，则反映了一种东郭先生式的仁慈观，与文化传统中的恕道有关。能不能说，腐败不但在少数为官者中，也在一般人的心灵中植下了某种毒素呢。
另有两篇小说也值得一读，它们是《老秘》（郑彦英）和《一个乡长的来信》（张继）。《老秘》中确有深邃的令人警醒的揭示，结尾部分却被陈旧观念夭折了它的深度，使其真实性未能贯彻始终。它说的是一个县委书记的秘书，因为比书记年龄大许多，故有“老秘”之称。老秘尽心竭力，毕恭毕敬地服侍书记，出点子，写报告，为出政绩没少费苦心。他的信条是，“我是个当秘书的，自己的一切都是领导的，领导有权力，秘书可借助领导的权力，领导发达了，秘书跟着发达，领导倒霉了，秘书跟着倒霉”。他内心存着渴望，渴望书记升迁时别忘给他安排个好位子，免得年纪老大而处境狼狈。为此他小心到了极点，无时不在揣摩书记的心思，终至完全丧失了自我。由于小说的悬念放在老秘的愿望能否实现上，故而有种内在的紧张感，弦绷得很紧。书记果然不告而辞，老秘打翻了五味瓶，短短几天遍尝世态凉热。然而，小说后部老秘受新书记的感染，忽然形象高大起来了，变得面目全非，老秘命运所蕴含批判色彩顿然黯淡下来。作者大约担心，作品会不会有违“领导干部大多数都是好的”这一结论。《一个乡长的来信》写一跑官要官者的卑劣，写他戏剧性的发迹，但作者只记住了画其形，忘了诛其心，未能发掘更深的文化底蕴。
由这类作品使我联想到，深刻揭示当下的群体性的民族心态还是颇有思想艺术价值的。我们的民族迈向现代化的科学民主之路，必然要经历漫长的精神旅程，国民心态会因受到撞击而裂变、更新，对其文化心理也需要批判性的审视。于是，对文学来说，民族灵魂的发现与重铸，仍是一条重要的思想线索，而群体性的话语和视点，就仍然拥有动人的艺术力量。不错，近年来出现了“个人化写作”的思潮，它在开拓审美空间上功不可没。有学者指出，进入90年代以来，出现了“写作观的转型”，“扭转了写作中长期硬化成结的群体话语，将群体话语转向个体话语”。这种转变大约不是文坛的全部。我感到，“个体话语”毕竟不能取代“群体话语”，“群体话语”既有“硬化成结的”，也有并不硬化的，由鲁迅开辟的对民族性格和心灵做整体性思考的艺术路径，只要不断更新，不断吸纳新潮，仍将是世纪之交中国文学中带有主流性的东西。
站在新世纪的门槛边上
我总觉得，世纪之交的瞬间表明的只是一种物理时间的转换，不可能新世纪的钟声一敲，便天地异样，万象簇新，人被突然抛进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我也不相信，要开的花儿先不让它开，快熟的果子推后成熟，非要等某个时辰一到才一起开一起落的事儿会发生。事实上，时间是一条无始无终的河流，今天与明天、本世纪最后一天与下世纪的第一天，仍像歌儿里唱的：太阳下山明朝还还是爬上来，不会眨眼间天地翻覆的，时间刻度只是人类对茫茫时空的一种切割和把握方式罢了。所以，对眼下挖空心思地制造“千禧宝宝”啪，成群结队地举办“世纪婚礼”啦，以及设置神秘的“预言箱”啦等等，我是抱着看热闹的心境，觉得好玩，并不很当真的。但我知道，希望永远是牵引人类前进的灯塔，就个人而言，谁不盼着占星高照，就时代而高，谁不想着蒸蒸日上，大家盼着整体上动荡不宁的20世纪快结束，好迎来一个更加光昌流丽的黄金时代，至于人们盼来的会是什么，只能边走边看，诺查丹玛斯们的预言却是不可信的。
然而，时间刻度又并非人为制造的毫无意义的观念，在我看来，它是一种伟大的理性精神，无时无刻不在提醒人，昭示人，鞭策人，使人产生紧迫感，从而更加奋发有为地生活和创造。表面看来，新世纪的头一天，或许只是普通而平静的一天，但把它作为一个点往四周、往深层去环视，就会发现，从20世纪后期到正将展开的新世纪，无论世界还是中国，无论生活外部还是人心内部，都在发生着极其剧烈的变化。对每个作家而言，是否敏锐意识到了这些变化，是否深刻意识到了它对文学的发展空间、时代的主题、表述的方式以及作家自身角色的重新认定的巨大影响，就变得十分重要了。
我对踏进21世纪的作家和文学并不抱盲目的乐观态度，文学的历史从来就不是进化的历史，而是变化的历史，并非科技文明越发达，文学的成就便一定越伟大。在新的世纪，需要清醒面对的倒是，以语言文字和书本方式存在的文学，将会遇到较前更为广泛的挑战。有些挑战通过作家自身的调节可以应对，有些情况却是江河日下般的无力挽还。现在人们谈论最多的，还是在现代传媒高度发达的情势下，文学生存空间日益缩小的问题。有人甚至激愤地说，即使作家们的产品全是精品，也休想占据大众文化市场的主流地位。这倒是确实的：电视，电脑，音像，网络，光缆，全球通，DVD等等，不但把原本属于语言文字的空间给瓜分掉了许多，而且使得时间缩短了，距离缩短了，曾被认为广袤无垠的地球变得越来越小了。现在地球上发生的每一件要闻，在它刚发生或正发生的中间，即可被全球的各个角落同时知道。我只举一个小例子：克林顿在参观上海市容时，踅进了街边的一个“网吧”，电脑打开后，居然看见了白宫最新发布的文件，而这文件是他的随行人员都没来得及发现的，于是连克林顿也不禁啧啧称奇。在今天，生活就是以这种加速度的方式演进着，尽管我们睁大了眼睛，还是把握不住身边世界的瞬息万变，遂发出“一切都变了，我还生活在象牙之塔”的无奈之叹。图像化和数字化的东西具有直观性，传递信息迅速，更易于被人接受。繁忙的现代人，也更愿意接受轻松有趣的东西。我们不能不忧虑：那一部部大厚本的长篇小说，那追求深度和叙述迷宫的作品，在新世纪还能争取到儿多读者，坐下来静静地长时间地品读呢。我们神圣而传统的写作方式在日甚一日地受到冷遇，我们的知音和同道在一个个悄然离去。
不过，作家和文学却也无须过分悲观。这世界上，万事万物总是不变中有变，变中又有所不变。文字和由文字组成的文学，毕竟还是很厉害的。记得鲁迅先生就说过大意如此的话，他说，墨写的文字不如血写的事实，但是反过来，墨写的文字又比血写的事实更长久。一个民族没有文学是愚昧的，一个人不读书是很难活下去的。不管各种媒体多么迅捷，不管其它艺术多么风靡，都代替不了文学的价值。这是因为，语言是一种最自由最灵活的媒介，它可以上穷碧落下黄泉地描绘一切真实或虚幻的情景，词与词的组合具有无边的传达和表意能力，作为一种符号，它对感性材料的依赖最小，而其功能又最大，“它能够表现和装点任何可出自或进入人们想像中的内容”（黑格尔）。我们大可以放心，图像和数字化再方便再好看，也取消不了文学，作家不会失业，任何时候都有相对稳定的一部分人需要捧起可供咀嚼，回味，想像和沉醉的文学作品。严峻的问题似乎并不在于以文字符号和书本形式存在的文学还能存在多久，而是在于，陈旧的表达使人昏昏欲睡，面对新世纪的读者，我们能否创造出契合于新的生活节奏，精神需求，审美心理的多样而新颖的表述方式。这已是刻不容缓了。
当然，最根本的，还是我们能否如马克思所说的，善于“研究在历史中变化了的人性”。现在我们谈高科技和市场化对文学的影响，大多停留在关于文学的生存格局的外部环境的思考，还很少深入研究高科技和市场化对人的思维方式、情感方式和道德面貌的改变。我们往往只看到物的膨胀，看不到人性的演变，尤其看不到灵魂被蚕食被改写的悲剧。从物种演化的高度来看，人这个最高级的生命，是由非人（硬骨鱼，哺乳兽，古猿等）演变来的，最终他还会向非人或超人演变，这个我们自然是看不到了。但是，在这条长路上，人性的变化却给文学留出了广大的空间。我们注意到，在20世纪传统瓦解的速度很快，在新的世纪，传统还会进一步瓦解。在我们身边，城与乡，上下级，父子，夫妇，朋友，邻里之间的关系已经发生了微妙而深刻的变化，可我们的文学又写出了多少？再举个例子，倘若人工授精和无性生殖真的流行起来，精于和卵子、婴儿和母亲也商品化起来，它会不会带来爱情与生育的分离，人伦的混乱，会不会损害人之为人的尊严？似这等亘古未有之奇变，在新世纪必会接连出现，它们将对文学发生怎样的影响？
于是，在我看来，新世纪的文学有没有动人心魄的力量，就看它能否不断发出清新而睿智的独特声音。它无疑要被数字化，复制化，标准化的汪洋大海所包围，这是原创性被消解、个性被削平的最大威胁，而艺术一旦失去了个性的表达就不再有魅力了。健全的个性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人性的复归，真善美的境界。你看，大自然的万物才是最有个性的，而机械和电子产品却是千篇一律的。社会愈是向物化发展，人就愈是需要倾听本真的、自然的、充满个性的声音，以抚慰精神，使人不致迷失本性。
新世纪的钟声敲响之后，就文学来说，需要的不是浮躁的张扬，而是冷静的观察、思索和孕育，创作终究是个寂寞的行当。倘若锋头比歌星还健，时刻抢占传媒的话筒，以被书商包装成商标而沾沾自喜，恐怕写不出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快餐文化一定会更盛行。但真正的文学不该是一只热狗加一杯冰激凌。大多数人不再相信永恒是可以理解的，倘若连作家也不相信永恒了，那将是文学的灾难。我深信，不论世事如何变化，某些最基本的规律是不会变的，例如作家与时代，作家与生活，作家与思想的关系就是。钟声已响，愿我们的文学在属于它的空间里更自由地驰骋，更大胆地创造，那样，它的空间将不是缩小了，而是更广大了。真所谓：“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作者皆殊列，名声岂浪垂？”
小说进入21世纪
最近在读一篇反腐败内容的小说时，忽然有一种异样的感受，我发现这篇人人争睹的作品的写作姿态。不再像往常那样忧心如焚、义愤填膺，而是气定神闲、从容不迫，说得更清楚些，小说的作者似乎是把作品中人物的谋略、权术，钻营，堕落的种种可鄙行径，作为一种有距离的观赏对象来看的，将之充分故事化，闲聊化，调侃化。然而这位作者又决不是没有自己的态度，它的手腕是反讽，明说的话与想说的话正好相反，内心里是一片刻骨的蔑视，表面上还维持着一团和气。这种写法我比较欣赏，但也绝不轻视其他写法，我只是由此而感慨系之，觉得在20世纪的最后二十年里，我们小说的审美意识变化是何等剧烈，包括某些最传统、最神圣的写法，也在变异之中。肯定地说，小说的审美风尚和叙述策略还会不断翻新，个过，站在21世纪的门槛边上，我们似乎该好好想想，小说的命运和前途会怎么样，我们赢来了什么，丢掉了什么，在这个众声喧哗的时代，小说该怎样调整自我，扬长避短，顽强地生存和发展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