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把二月河的小说划归通俗文学的范畴，这没有太多道理。这里并不牵涉雅与俗孰高孰低的问题。诚然，他写打斗杀追的场面，有时闪过金庸式的影子，他写勘破疑案的诡曲，颇有公案侦破之风，他总是喜欢使用章回体，这又与古典白话章回小说有着血肉联系，《九王夺嫡》中半人半仙的邬思道，让人联想到我们文化传统中的某一类原型。他的小说的突出特点是：在行动中刻画人物，动感强，节奏感强，打破了历史小说常难免的那种闷气。但他的漏洞也不少，他喜欢穿插旧体诗词，却常在韵律上出问题，他的某些处理（如雍正之死）似较随意，易引起争论。如果我们仔细寻味，倒会发现，他的笔法受到《红楼梦》极大的影响，这主要表现于他对宫闱生活的描写，在《乾隆皇帝》中，这一特色有更完足的发挥。然而，他的作品虽不应算到通俗文学的账上，但其艺术视角当属于大众的、民间的写作立场。
生存韵诗意与新乡土小说--读《大漠祭》
从报上看到，有的读者对难得见到描写当代农村生活的优秀小说表示不满，这当然有一定的道理，少的确是少。然而，优异之作非并完全没有，长篇小说《大漠祭》（雪漠着，上海文化出版社）便是一部出类拔萃的表现当代农村生活的作品。
尽管出版者在封向上赫然标出“粗犷自然，大气磅礴，情节曲折，言语鲜活，朴素睿智，引人入胜，是真正意义上的西部小说和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这般惊人语；尽管上海一些先期看过校样的批评家给它很高的评价，但也许是信息过剩到真假难辨，也许是言过其实已成通病，《大漠祭》出版之初，像许多被预告为“杰作”的出版物一样，并没有引起多大反响。最终，还是读者的发现和选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此书自去年10月出版以来，悄然间已是第三次印刷。对于一部出自西部一个无名业余作家之手的纯文学作品，这是十分不容易的。
真正进入了小说的文本，人们便会强烈感到，编者称它足“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并非妄语或商家的广告辞令。这是凝结了作者多年心血的一次生命书写。从贯注全书的深刻体验来看，不用作者自述也能看出，它的人物情事多有原型，或竟是作者的亲人和最熟悉的村人，那种从内向外涌动的鲜活与饱满，即使最有才气的“行走文学”者似也很难达到。作者自言：“此书几易其稿，草字百万，拉拉杂杂，写了12年，动笔时我才25岁，完稿时已近四旬，但我终于舒了一口气，觉得总算偿还了一笔宿债，今生，即使不再写啥，也死能瞑目了”，又说：“我的创作意图就是想平平静静告诉人们（包括现在活着的和将来出生的），有一群西部农民曾这样地活着，曾这样很艰辛、很无奈，却很坦然地活着”。读此书，我们眼前确乎活现出沙漠边缘一群农民艰苦，顽强，诚实，豁达而又苍凉地活着的情形，一如“大漠”那样浑厚的、酷厉的意象--“那是一种沉寂，是被人们称为死亡之海的大漠的固有的沉寂，但那是没有声音却能感到涌动的生命力的沉寂”。
我理解，《大漠祭》的题旨主要是写生存。写大西北农村的当代生存这自有其广涵性，包含着物质的生存、精神的生存、自然的生存、文化的生存。所幸作者没把题旨搞得过纯、过狭。它投有中心大事件，也没有揪人的悬念，却能像胶一样粘住读者，究竟为什么？表面看来，是它那逼真的，灵动的，奇异的生活化描写达到了笔酣墨饱的境界，硬是靠人物和语言抓住了读者，但从深层次看，是它在原生态外貌下对于典型化的追求所致。换句话说，它得力于对中国农民精神品性的深刻发掘。
《大漠祭》承继我国现实主义优良传统，饱蕴着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正视现实人生的勇气。它不回避什么，包括不回避农民负担过重和大西北贫困的现状。它的审美根基是写出生存的真实，甚至严峻的真实，这样才能起到激人奋进的作用。它尤重心灵的真实。从形态看，作品写的是腾格里沙漠边缘上一家农民和一个村庄一年间的生活：驯鹰、猎狐、打井、捋黄柴、吃山芋、喧谎儿、缴公粮、收地税、计划生育以及吵架、偷情、祭神、发丧等等情事。照作者说的，不过是生之艰辛，爱之甜蜜，病之痛苦，死之无奈而已。然而，对人的灵魂冲突的理解和描写，对农民品性复杂性的揭示，是它最撼动人心的部分。对一部大型叙事文学而言，人物的刻画毕竟是最根本的。比如，老顺这个驯鹰老手，为贫困和为儿子娶亲的重负所累，一次次地走向了大沙漠深处，去掠夺沙窝子，好像沙窝子最不会拒绝。其实，环境恶化了，老顺们恰又是恶化环境的承受者。“上粮”一节写尽了老顺的矛盾。他揭发了别人，因为他有股说不清的气，他以维护公家利益为自己辩护，待到他的好粮被压低为三等，他涨红了脸，“嘴唇、胡子、手指都抖动着，眼里也蓄满了泪。半晌，才叫了一声，心里悔恨交加”。老顺是刚强的，且不乏霸悍之气，但他久经传统文化熏陶，认为二儿子猛子的行为给他致命的打击：“老顺木了脸，梦游似往村里走，衣裤突然显得过分宽大。风一吹，老顺的身子一鼓一荡的，像要被风带了去。”坚韧与无奈达于极致。老顺的大儿子憨头，苦吃勤作，供弟弟上完中学，自己一字不识，他弥留之际的最大心愿竟是让弟弟用架子车拉上逛一趟武威的文庙。这情节给人悲凉而悠长的思索。人物中，男性以老顺、孟八爷、灵官写得好；女性中，老顺老伴、双福女人、莹儿、兰兰也都好。作品的生存环境是阔大而单调的，人文维系不无封闭和愚昧的色彩，然而，它的人物自有其生存哲学，他们有自己在艰难环境中维系精神的强大纽带。且莫认为作者在一味地写苦难，其实，正是老顺及其儿女、村人们的坚韧与豁达，勤劳与奉献，支撑着我们明朗的天空与大地。
审美上素有“使情成体”之说，《大漠祭》以雄浑的自然生态为背景，以人情美、人性美为结构内核。老顺有三个儿子，老大憨头因救人而阳痿，家里换亲把妹妹兰兰换了出去，给他换来了莹儿做媳妇；老二猛子，蛮勇任性，与某大款备受冷落的妻子有染；老三灵官，带有作者的影子，他有文化，灵心善感，在特殊境遇里，与嫂子莹儿发生了恋情。这么说，只是勾勒了最简略的人物关系。事实上，作品的动人力量，全在于超越了这个故事层面，指向了精神的高度。在灵官与莹儿的关系中，可提供寻味的东西更多，在乡村，真正伟大的多是女性，她们含辛茹苦，忍辱负重，给生活注入了欢欣，又承当起巨大苦痛，从容面对一切。
《大漠祭》的语言鲜活、有质感，既形象又幽默，常有对西部方言改造后的新词妙句。随手可拎出这样的句子：“风最猛的时候，太阳就瘦、小、惨白，在风中瑟缩。满天黄沙，沙粒都疯了，成一支支箭，射到肌肤上，死痛。空中弥漫着很稠的土，呼吸一阵，肺便如浆了似的难受”--没有切肤体验和观察是写不出的。这是状景，写入的妙语就更多了。长期以来，不少自以为是乡土小说的作家，过不了乡土语言关，因为语言的滞后，他们有意无意地遮蔽了乡土生活中许多有生命力、启示力的东西，包括某些生存哲学和禅意。这不禁使我想起，《大漠祭》在审美上与新疆散文作家刘亮程颇有异曲同工之妙。有人说，刘“在一头牛、一只鸟、一阵风、一片落叶、一个小蚂蚁、一把铁锨中，倾注了自己和所有的生命”。雪漠何尝不如此。
当代文学太需要精神钙片了，《大漠祭》正是一部充满钙质的作品。我以为，经济的欠发达，并不必然意味着文化的欠发达，而文化的欠发达，又不必然地意味着艺术感觉的欠发达。西部的生存诗意，可以滋润我们这个浮躁时代的地方太多了，只是我们还没有认识到。不管高科技发展到何等地步，人类永远有解不开的乡土情结，永远需要乡土情感的抚慰。《大漠祭》告诉我们，乡土文学不会完结，新的乡土文学正在涌现。如果说，过去的“农村题材”的提法有某种观念化、狭窄化倾向，把不少本真的、美的、善的和诗意的东西遮蔽了，那么，“感受土地的神力”（王安忆），在乡土生活中寻觅精神的资源，甚至源头，已成为当今许多作家的共识。《大漠祭》崭新的审美风貌是区别于以往同类创作的--这或许是我想要在另一篇文章中着重论述的问题。
心灵的挣扎--《废都》辨析
盛夏已经过去，书摊上的“《废都》热”却还不见降温，从北国到南方，尽管物候、风尚、方言、服饰大异其趣，但就《废都》的畅销而言，却没有两样，它那熟悉的封面到处在招摇，好像妖冶的女子哪里都不会拒绝。它甚至悄悄地把王朔从书摊上挤了下来，同时似乎不无讽刺地告白着，文学的轰动效应并没有过去。据不可能准确的统计，此书发行已逾白万，盗印本也四面出没。至十读过这本书的人究竟有多少，那就谁也说不清楚了。这可是新时期以来，甚至整个当代文学史上的一大奇观。
奇观之奇更在于，人们不但争相阅读，而且意见决不一致。其分歧之大，争执之剧烈，虽未到“几挥老拳”的地步，也已激昂得空前。在读者和评论界，有人说它堕落，有人说它变态，有人说它是明清艳情、狭邪小说的仿制品，并无创新价值，有人说它是狡猾的商业策略，一笔早就预谋好的赚钱生意，当然，也有人对它推崇备至，视为深沉之作，传世之作，几近绝响。因而听不进批评意见。
面对《废都》，面对它的恣肆和复杂，我一时尚难作出较为准确的评价，也很难用“好”或“坏”来简单判断。我对上述每一种看法似乎都不完全地认同，但也不敢抱说服他人的奢望，我知道那将是徒劳。我只想将之纳入文学研究的范围，尽量冷静、客观地研诘它的得失。我将循着作家创作个性的线索，作品人物和结构的线索，文学传统的线索，说一说我初步认识的《废都》。
这本书为什么要叫《废都》呢？从这个书名可否透露一些作者创作心态和倾向上的消息呢？贾平凹是很钟爱这个名字的，他先前的一部中篇小说即以此名之，现在的长篇仍用此名，可见寄托之深。看到这个名字，我立刻想到了新感觉派大师川端康成，想到了他的《雪国》、《千鹤》、《古都》三部长篇。在语词结构和命名方式上，《废都》确乎与之相近。诚然，《废都》的内容与川氏的小说没有什么关系，可是在作家的气质和情调上呢，就不能说没有沟通和默契了。贾平凹祟尚川端康成是众所周知的，但与其说在创作手法上崇尚、借鉴，不如说更多的是一种心灵的感应。川端康成是以写女性、写颓废美而着称的，由于身世的不幸，他离群索居，落落寡合，气质阴郁，常常深陷在世事无常、人生幻化的精神危机之中，终至于自杀。贾平凹当然没有感伤得这般严重，但他创作个性中的孤独、自悲，他那极其敏感，极其脆弱的性格，实与川氏心有灵犀，所以，《废都》的取名，未必没有川端康成颓废美的影子，未必不是一种连作者也不自觉的偶合。
由书名而提到川端康成，并不是出于索陷的兴趣，而是想探知贾平凹何以会突然写了《废都》。有人说他走火入魔了，无法理喻他创作此书的动因。的确，《废都》在贾的创作中前所未有，这倒不在他首次描写了都市知识分子的生活，而在于剖露灵魂的大胆，性描写的肆无忌惮，由审美走向审丑，由美文走向“丑”文，以及那透骨的悲凉，彻底的绝望。我倒不认为作者自言的“痛苦”有何矫饰，或竞以痛苦为幌子诲淫诲盗，更不以为作者是被金钱煎熬，早早打定了赚钱的主意。这些都不是真实的贾平凹，真实的贾平凹确实被痛苦的重负折磨着，无法解脱。他在《后记》里说，这些年来他的个人生活可谓大故迭起，灾难接踵，疾病、父丧、亲亡、离异、官司、流言……使他深怀悲抑，觉得“只剩下了肉体上精神上都有着病毒的我和我的三个字的姓名”。其实，关于他的名人之累，本能之困，找不到精神归宿之苦，他还没有细说。像丧亲和离异之类，倘若放到平常人身上，大多自认晦气罢了，放到脆弱而感伤的贾平凹身上，就可能影响和触动他对整个宇宙人生的情绪反应。我们推想他因自身遭际的不幸特别能品尝川端康成式的悲凉，特别沉溺于颓废美，大约不是毫无道理。
其实，这些终究只是外在的、直接的诱因，真正深刻的根源早就存在于他复杂的创作个性中。他的创作从来都在两种倾向之间摆荡，《废都》不过是其中一种倾向的走向极端罢了。这两种倾向是：积极进取与感伤迷惘，注重社会现实与注重自我精神矛盾，审美与审丑，温柔敦厚与放纵狂躁，现实主义的执着与现代主义的虚无等等的对立。就他的小说而言，十多年间走过了一条曲折多变的历程。早期的《山地笔记》，单纯稚嫩，清新流丽，追求的是乡野的自然美，心灵美；后来，他阅历渐深，流露出困惑、迷惘的情绪，遂有《好了歌》、《沙地》、《二月杏》等作；80年代中期，他以《商州初录》发端，以长篇《浮躁》为其总汇，中经《腊月·正月》、《鸡窝洼的人家》等作，积极投身改革大潮，介入政治经济变革，以强烈的时代感和文化精神为人称道，将现实性与文化寻根巧妙融合；80年代中后期，他由热情转入冷静，由关注外部世界转入探索人性的复杂，悲剧意识增长，连续发表了《冰炭》、《黑氏》、《古堡》等作；近年来，他的心态有些紊乱，笔致飘忽无定，既有《太白山记》式的诡谲神秘，又有《美穴地》、《五魁》式的土匪系列，到了中篇《废都》再到长篇《废都》，他的精神逐渐被一种面对现实无能为力、无可奈何的沉沦感、悲伤感所左右。从这样的简约回顾中，不难看出他的摇摆幅度之大。这使人真想提出一个问题：到底哪一个贾平凹更真实？窃以为，写《废都》的贾平凹比写《浮躁》的贾平凹，要更真实，更接近他的本来面目。事实上，《废都》式的悲凉和幻灭，早就在他的心胸中潜伏着，若注意他的散文《闲人》、《名人》、《人病》诸篇，可发见《废都》的雏形和胚胎。当他晚近的创作中出现了以生存意义的追寻为核心、以性意识为焦点、以女性为中心的突出特点以后，其悲剧意识和幻灭感就愈发浓重，终以《废都》的方式来了个总爆发。所以，平心而论，《废都》的创作实为贾平凹创作发展的一种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