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要的是，闻此巨变，主人公河生该如何动作呢？这个尾怎么结，关系到全篇的成败。一个作者的功力如何，往往在此显形。倘若作者写河生闻讯后，大悲大恸，大打出手，闹个不亦乐乎，恐怕是不成功的。因为它与整篇作品的格调，人物，氛围都不和谐，现在的作品，是在舒缓中讲究内功，在沉默中蕴蓄力量。作者写道，“这回轮到了河生不吃饭了”，母亲还以为他在学校里受了什么气，但怎么也问不出个所以然（倘能问出，就没意思了）。母亲为他的不听话而生气，却怎么也想不到他在为大人们才‘会考虑的事赌气。母亲甚至因为他的执拗而自伤身世，提到姐姐的事，也提到死去的父亲，这一下才导引出河生久淤的眼泪。然而，即使此时，作者仍不让河生痛快地哭，而是写他“不哭”。直到他抹去眼泪，“心里升起一个庄严的念头：从今以后，我要好好读书……”，全篇才戛然而止。这个尾声真有千钧之力，全篇蓄满的能量，由此宣泄而出。
我是欣赏《少男》的，但我还是有不满的地方。那就是一些理念化的痞块，或者说，用推理代替形象的局部。比如，河生所说姐姐遭到退亲的事后，感情非常复杂，这只能用具象来传达，作者也是这样做的，但总是不放心，总要加说明，生怕读者悟不出。如这一段：“按理说，他听到退亲的事应当有一种解脱感才对，可不知为什么，他受到的打击似乎比母亲和姐姐还沉重”。要是没有这样的说明，小说不是不深沉，而是更深沉了。是不是这样呢？
水怀珠而川媚--读迟子建的《逝川》
粤有粤味，楚有楚风，西秦之地苍凉悲慨，白山黑水则凛冽而浩茫，一部作品，倘若真能传达出某一地域特殊的气质和神韵，真能发抒此一地域神异难言的美感，它就必然接近了成功的境地。因为，相对而言，故事好编，思想意味也不难寻觅，气韵却不是那么容易状绘的。气韵之发生，必是由内到外地“使情成体”，从整体意蕴中自然流溢而出。单个人物，孤立的象征，外加的隽语，都不足以构成气韵，它只能是艺术结构到了浑然一体的程度，主体与客体密契交流到天人合一之境才会绽放的艺术之光。读黑龙江青年作家迟子建的《逝川》，颇感惊异，整篇小说有如一首美丽而凄婉的诗歌，圆融和谐，格调深沉，无斧凿之痕，有自然流淌之妙，这是只有描写手腕达到相当成熟的程度才会呈现的效果。它使人想起陆机《文赋》中“石韫玉而山辉，水怀珠而川媚”的话来。如此气韵生动，诗情浓醇的作品，在目前的短篇创作中是不多见的。
读《逝川》，可以忘记局部的人物情节，却不会忘记弥漫全篇的那种神秘而悲悯的情绪，它是我们的审美经验中不曾有过的，带有陌生的、北国特有的深厚色彩。作者写“鱼”，也写人，写冰天雪地的氛围，也写茹苦含辛、野性未失的渔妇，写“泪鱼”的风俗，也写人的繁衍子孙的生育过程，但这些情事之间并无直接的、简单的比附关系，好像各自散漫地存在着。但是，它们之间又有一种非常内在的、深隐的联系，作品的神秘感便是由此而来的。这种联系是什么呢？简言之，上帝在一切之中，一切在上帝之中，颇类似于万物有灵论或泛神论的意味。为什么每天天降第一场雪时，一种被称为“泪鱼”的鱼就会从逝川上哭着下来，经过时整条逝种发出呜呜的声音，而被捕捞上来放进木盆的泪鱼，一经渔妇们祈祷似地说“好了，别哭了；好了，别哭了”以后，就果然不哭了；为什么人们非要要上几条泪鱼，再反它们放生，才算对得起老婆孩子和一年的收成；为什么替人接生的渔妇吉喜，错过了捕捞泪鱼的时机，两手空空，一回身却发现木盆中游着下几条美丽的蓝色的泪鱼--这当然是邻居们给她的补偿，但这美好的人情所包含的意义，恐怕不仅仅是一点同情和善意，有没有更加原始，也更加本真的自然观、生命观？关于泪鱼的存在及其风俗，究竟有多大虚构的成分是无关紧要的，重要的是，作者没有把作品归结到某种狭窄的、过于实指的、社会功利色彩明显的题旨上去，而是引向了宇宙、自然、人、鱼、性爱、生殖、生命的生生不息这些关税天地人生的这，引发起“万类霜天竟自由”式的遐想。我之欣赏这篇作品，主要就欣赏这种境界。应该情节逻辑来统摄全篇，它是按着情感逻辑，甚至情绪的流动来打通全篇，表意性和抒情性占主导地位，这就赋予它一种诗化的品格。
当然，不管怎样朦胧，怎样浩渺，小说还是脱不开它的基本构架的，它是通过鱼和人的虚实关系、照应关系，深化着自身的意蕴。世间是否真有“泪鱼”，我不详知，但这一意象实在太美丽了，太神奇了。这种鱼被捕上来时，双眼总是流出一串串珠玉般的泪珠，暗红的尾轻轻摇摆，蓝幽幽的鳞片泛出马兰花色的光泽，柔软的鳃风箱一样呼哒呼哒地翕动。它们一年一度的出现，“仿佛人世间所有的落叶都朝逝川涌来了，仿佛所有乐器奏出的最感伤的曲调汇集到一起了”，于是，悲凉之声盈满逝川，渔村也沉浸到宗教氛围中。对于泪鱼的象征意义，是可做各种各样解释的，比如，奉献者即将走上祭坛的哀怨，软弱者的自伤身世，对人类破坏自然行为的抗争之泪等等，但我更倾向于这样的理解，即：生命存在本身艰辛、苦难的象征，所谓“物之悲”（《源氏物语》）。泪鱼的象征告诉人们，有限的生命向对无限的宇宙，难免不感到短暂和孤独，任何生命都需要有正视自身的勇气，顺乎自然的坦荡，相濡以沫的关怀。这就给全篇设置了深邃的氛围和背景。
人的世界还是占据着最主要的成分。在写了泪鱼后，作者仿佛不经意地写到渔妇。她写道：“这一带的渔妇大都有高高的眉骨，厚厚的单眼皮，肥肥的嘴唇。她们走路时发出咚咚的响声，有极强的生育能力，而且食量惊人”，“她们在逝川岸边的形象宛如一株株粗壮的黑桦树”。我不想把渔妇和泪鱼作简单的比附，但鱼的世界与人的世界确乎有着生命意义上的同一性，联想性。中心人物自然是吉喜，她由一个活泼健壮的少女变成一个干枯的老妪，生命的无情在她身上留下残酷的印痕。作者描写吉喜，用了一个“吃生鱼”的细节，就写活了：“吉喜尖锐的牙齿嚼着雪亮的鳞片和嫩白的鱼肉，发出奇妙的音乐声”，一个天真无邪、泼辣放任的渔家少女的形象呼之欲出。这不是南国温柔渔女，只属于天寒地冻的北方渔女。甚至到了吉喜的晚年，在她“突然抬头的一瞬眼睛里迸射出雪亮的鱼鳞般的光芒”中，还可见出她青春时代的光彩。少女时代的吉喜，“太能干了”，不但善捕鱼，且会刺绣，织网，酿酒，晒鱼干，但正因为她“太能干了”，与她有恋情的骑手胡会并未娶她，其他男人居然也没有娶她。这是怎样一种风习人情使然，我们不得而知，总之吉喜就这么孤独地生活了一辈子。男人们欣赏她，但不娶她，她抱着平生不曾生育的遗憾，成为渔村里好心的接生婆。当年她曾把一盆刮鱼鳞的污水泼向爱情的背叛者胡会，如今胡会死了，她坚持不去送葬，但谁能说她对胡会的旧情就完全斩断了呢？她因“太能干”而不得出嫁，泪鱼因身为鱼类而珠泪滚滚，他们之间有着怎样的同病相怜呢？
如果说泪鱼与吉喜之间有一种悲怆的呼应关系，那么，在泪鱼又要到来的这一天吉喜的现实活动，就打破了静态的比照，把作品的意蕴引向新颖的、活泼的深入。就在这一天，胡会的孙媳妇要临盆了，正如吉喜所感叹的“孩子和泪鱼争个什么呢”，不捕泪鱼，将犯天忌，有违天道；不去接生，又犯人忌，有违人道，吉喜跌入了两难之境。捕泪鱼是为自己祈福，接生是为人类造福，捕鱼保自身，接生保他人，吉喜将作何选择呢？尽管吉喜清楚，泪鱼经过阿甲屯只是一瞬间的事，机不可失，但她还是毅然选择了接生，为他人而放弃自己的福祉。等她费尽辛苦接生完成后，赶到河边，泪鱼已过去了，一网接一网全是空的，就在她绝望之际，一回身却发现木盆中十儿条泪鱼在游动。这一神来之笔告诉我们，神是不会遗忘为他人造福的人的，其意义超越了乡邻互助的层面，含有形而上的感悟。
《逝川》虚化了时空背景的具体性，带有童话、寓言、民间传说的某些色彩，不无某种“古老性”，但它却装载着最现代的思考，告诫现代人，不妨到古老的生活方式、情感方式中去汲取真诚、互助、爱心、利他等优良品德，用来克服自私和冷酷。作品包含这样的寓意：宇宙天地是一个整体，谁也离不开谁，要学会爱别人帮别人，帮别人实际也是帮助了自己。泪鱼的到来，吉喜的“接生”和“放生”，还含有这样豁达的观念：来的来，去的去，物有代谢，人有生死，这些都是天道的自然秩序，一个人只要顺乎自然，就能感受到幸福。
别看这只是一个短篇，迟子建却从中显露出优美的气质和卓越的才华。前面谈到过“吃生鱼”的细节，又如“听见窗棂发出刮鱼鳞一样嚓嚓的声响。不用说，雪花来了”的形容，再如吉喜与情人欢会时，“一任壶盖活泼地响下去，等他们彼此分开时，一壶水已被烧飞了，屋里洋溢着暖洋洋的水蒸气”的描写，语言都是那么富于色彩和情味。福克纳说过：“人是不朽的，并非在生物中惟独人留有绵延不绝的声音，而是人有灵魂，有能够怜悯、牺牲和耐劳的精神。诗人和作家的职责就在于写出这些东西，提醒人们记住勇气、荣誉、希望、自豪、同情。”小说《逝川》有诗化的外观，更有人性光辉的内质，内在的光辉把它的通体照亮了。
追求最大限度的还原
面对《废都》，面对它的恣肆和复杂，我一时尚难作出较为准确的评价，也很难用“好”或“坏”来简单判断。我对上述每一种看法似乎都不完全地认同，但也不敢抱说服他人的奢望，我知道那将是徒劳。我只想将之纳入文学研究的范围，尽量冷静、客观地研诘它的得失：我将循着作家创作个性的线索，作品人物和结构的线索，文学传统的线索，说一说我初步认识的《废都》。
这本书为什么要叫《废都》呢？从这个书名可否透露一些作者创作心态和倾向上的消息呢？贾平凹是很钟爱这个名字的，他先前的一部中篇小说即以此名之，现在的长篇仍用此名，可见寄托之深。看到这个名字，我立刻想到了新感觉派大师川端康成，想到了他的《雪国》、《千鹤》、《古都》三部长篇。在语词结构和命名方式上，《废都》确乎与之相近。诚然，《废都》的内容与川氏的小说没有什么关系，可是在作家的气质和情调上呢，就不能说没有沟通和默契了。贾平凹崇尚川端康成是众所周知的，但与其说在创作手法上崇尚、借鉴，不如说更多的是一种心灵的感应。川端康成是以写女性、写颓废美而着称的，由于身世的不幸，他离群索居，落落寡合，气质阴郁，常常深陷在世事无常、人生幻化的精神危机之中，终至于自杀。贾平凹当然没有感伤得这般严重，但他创作个性中的孤独、自悲，他那极其敏感，极其脆弱的性格，实与川氏心有灵犀，所以，《废都》的取名，未必没有川端康成颓废美的影子，未必不是一种连作者也不自觉的偶合。
由书名而提到川端康成，并不是出于索隐的兴趣，而是想探知贾平凹何以会突然写了《废都》。有人说他走火入魔了，无法构小说，阎海文是否实有其人，他的牺牲过程是否真是那样，有没有苏姑娘这么个少女，她真的到阵地上披麻戴孝地去讨还过阎的尸体吗？坦率地说，我在很长时间里以为这不过是一段实录而已，竟不以小说观之。后来总算弄明白，此作采用“三实七虚”法耳。作者的狡猾之处在于，他大量使用可信因素，如亲历者母亲的回忆，历史档案，确凿的地名人名时间，报章消息，直至中国人民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抗日战争国民党阵亡将领录》等，不由你不相信这一切千真万确。在此“保护伞”下，作者腾出笔墨，大胆抒写他胸中的儿女英雄，慷慨悲歌，虚拟回肠荡气的家国之思，儿女之情，上演战火中的传奇。由于大量可信因素的作用，悲者益悲，勇者益勇，感染力就成倍地加大了。
作者聪明，作者狡猾，作者巧妙地借用信史来支援他的艺术建构，遂收到奇效，这不能不说是历史小说创作之一新途径。
大约阎海文属于真名真姓，不会是假的，其它的事情，就很难说了。但我们惟觉其真，难察其假，这就又与作者创作上的第二个特点有关。那就是，尽可能地还原抗战时期人的思维方式，言语方式，感情方式，行为方式，以及爱情表露方式。我以为这是最难的，因为写出历史的详情细节相对容易些，要写由当时人特有的神貌表情，可就不易。人的表情是具有历史感的，惜乎能传递出来者几希。张廷竹的这篇也只是做到近似罢了。作者在小说中说到：“那个时代的人很现实主义，也很浪漫主义”，颇有道理，他的写人也竭力把握“现实”与“浪漫”之两端。且看，弘道中学女生，绸店老板的千金苏姑娘，只在台下看到阎海文唱“松花江上”，便一见钟情，写字条，卺纸鹞，暗表心迹，这既符合那时女中学生倾慕飞行英雄的狂热，也符合那时少女求爱的方式。只见过一面，言语来通，便以一生相许，见飞机被击中，便昏倒在地，知阎海文殉难，便举家戴孝，且不顾身份未明，手举招魂幡，闯人敌阵，索要遗尸。这现实吗？很现实，全然是中国妇女为夫相拼的凛然。这浪漫吗？太浪漫了，可谓“同心情女，至离枕上之魂；千里良朋，犹识梦中之路”（借用聊斋语）。苏姑娘的父亲，绸庄苏老板，按说是个唯利是图的奸商，当此国难家仇之际，居然也浪漫得惊人。阎海文生死未卜，只见“老板一抖，杯中茶泼湿了长衫，旋即平静下来，一句话，令整个门墙微微摇晃：‘生，登报招为东床；死，全家为其戴孝！”，作者笔下人物，浪漫也好，现实也罢，全都处在一种同仇敌忾的亢奋、悲壮气氛中。作者要还原的是那个特定时期中的民族魂。
当然，最突出的还是对国民党少尉飞行员阎海文的刻划。历史上的阎海文究竟怎样，不得而知，但作者显然要让我们相信，他写的阎海文就是原先的阎海文，一点没有走样。为此，他在人物的历史本相上很下功夫，包括人物的行动逻辑，盲动方式，尽力带上历史本色。阎海文说一口辽宁侉话，他一出场就咬破指头写一纸血书：“凌空复我旧山河”，切合当时热血青年的表达方式。他的请战，也有特色：少尉军官阎海文啪的一声立正，报告词简短有力，强风带走嘶嘶哭音，细雨中，他站得像座山：“长官，我是一个流亡者，我要把敌人赶出国土去，报我国仇家恨！”他的牺牲更见力度，当敌人的一百个枪眼对准他，要活捉“支那飞行士”的当儿，他高喊了一声“中国无被俘空军”，就用最后一颗子弹结束了生命，让敌人震骇股战。表面的言语行动都很简劲，内蕴着气壮山河的不怕死精神。作者追求内在的力度，与其多说，不如寡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