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中国工业改革最真切地体现和反映了迄今为止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丰富内容和艰难经历，以及改革的主要成就和须继续解决的问题。第一阶段的工业改革，开始了奠定市场经济发展基础的观念革命：摆脱贫穷必须依靠自救自利，整个社会开始承认：个人和企业追求收入、利润和财富不仅是正当的个体理性行为，而且是对社会有益的合理行为。这一深刻的观念革命对于突破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第二阶段的工业改革，开始向计划经济的各个环节发起大胆突破，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体制改革目标。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工业树立起了向更加开放的市场经济体制迈进的勇气、信心和决心。中国终于可以向世界宣称：我们不仅不害怕市场竞争，而且，欢迎市场竞争；不仅不反对市场经济，而且可以对世界所有的国家说：让市场经济来得更猛烈吧，中国工业做好了迎接经济全球化潮流的准备！第三阶段的工业改革，已经从主要解决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问题，转变为不仅要继续解决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问题，而且要解决世界各国市场经济有效运行所面临的一些共性的体制和政策问题了。从此，中国工业改革不仅是中国的事情，也是世界的事情！
中国经济发展处于工业化阶段，中国经济的最大主体是工业，30年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是工业（工业企业）改革。迄今为止，在各产业中，工业经济（第二产业）发展最快，在三次产业中所占比重不断提高，除了是由中国目前所处的工业化阶段决定之外，一个重要原因是，工业改革的广度和深度最高，市场化和国际化进程最快，企业竞争最充分。所以，中国工业改革开放最真切地体现和反映了迄今为止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丰富内容和艰难经历，以及改革的主要成就和须继续解决的问题。
一、解放思想——挣脱贫困低效陷阱（1978～1992年）
中国工业改革发端于严重的经济困境之中。1978年4月20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工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工业三十条），是当时指导工业战线“拨乱反正”的重要文件。其基本思路是明确“企业是生产单位，必须以生产为中心”和强化生产指挥过程的责任制（党委领导下的厂长分工负责制，总工程师、总会计师责任制），来建立和保持正常的企业生产秩序。这一决定对工业改革所产生的实际作用并不很大，因为，它只是要求维护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生产活动，但却是当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决定“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及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党的路线转变在工业领域中发出的一个先声，也体现了在中国经济濒临崩溃边缘、生产效率低下、人民生活贫困的困境中，工业领域渴望变革的迫切愿望。
此后若干年，中国经济改革的核心战场在农村，因为，农村的极度贫困和低效已经危及亿万农民的生存底线，甘冒“准备坐牢”风险和“逼上梁山”式改革在农村破土后势不可挡。以家庭承包为核心的农村改革实质上是农民要求破除计划经济的枷锁，争得自己的经济自主权。其实质就是要求建立（或者恢复）农村的市场经济制度。
农村改革短短几年就取得明显成效，这给工业改革以极大的启示和刺激：要向贫困和低效宣战，就必须突破计划经济羁绊，这成为工业改革最初的意识起点。
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确认“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让突破计划经济体制的尝试有了“名正言顺”的理由。按照当时的认识，高级阶段社会主义必须是纯粹的计划经济，而“初级阶段”的计划经济则可以不那么纯粹。于是，1982年，党的十二大提出了要“正确贯彻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这就在计划经济体系中为市场经济撕开一道缺口。
1984年，经济体制改革的主战场从农村转向城市，工业改革（企业改革）成为中心。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其中，“商品经济”的提法实际上是市场经济的一种曲折的表达。从这一年开始，以工业领域为突破口和主攻点，计划经济的清规戒律一个个被打破。价值规律、价格改革、经济刺激等市场经济运行机理和原则，逐步得到承认和实行。尽管这一时期的改革措施大多具有计划和市场“双轨制”的特征，并因此而产生了许多矛盾和混乱现象，但毕竟是在计划经济的机体中顽强地生长出了市场经济的因子。
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是企业改革。企业改革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国有企业（包括大集体所有制）改革，即要把原先作为政府附属物和计划指标被动执行者的国营企业，改革成为独立核算的经济主体，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并且从增加工资、允许发放奖金等开始，逐步引入经济激励机制，力图改变“干不干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的严重低效率行为。二是允许非公有制经济（企业）的发展，并逐步扩大非公有制企业可以进入的产业领域。期间，许多地方的乡镇企业也在计划体制的夹缝中成长起来，因此，农村工业发展成为中国工业化的一个突出特点。特别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从一开始就采取了以对外开放打破僵化体制，为改革探索道路和获取借鉴的思路，因此，允许和鼓励外商投资成为突破计划经济体制和探索改革道路的重大战略举措。这样，工业改革为国有企业、私营（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三分天下”企业结构基本格局的形成埋下了伏笔。与此相适应，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开放政策，其中，特别重要的：一是允许和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政策。这是打破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顽固惰性，强化利益刺激，培育市场主体和动力机制的关键。其深层意义则是从固守计划经济的人为平衡和平均主义原则，转向承认效率和竞争原则，而后者正是市场经济的内在机理。二是以实行优惠政策和建立经济特区（经济开发区等）等方式，打破计划经济的封闭体系，植入市场经济的活体。特别是让国外（海外）市场经济因素直接进入中国，并孵化其发展。
可见，这一时期的工业改革特征是“穷则思变的改革”。为了摆脱贫困，征服低效，迫不得已痛苦地反思计划经济的有效性，既有怀疑，又不忍放弃。所以，这一时期的改革充满了争论，左顾右盼，走走停停，甚至也有犹豫和反复。所以，尽管改革的方向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但理论认识是不够清晰的，因而政策表述是模棱两可的，改革措施是“双轨制”的。
但是，即使从今天的立场看，这一时期的改革所指的方向是正确的，所产生的影响也是深远的。因为，最重要的是，开始了思想解放的历程，放弃了对计划经济的迷信和对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盲目崇拜，敢于“摸着石头过河”，并且敢于以“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的朴素思想冲击当时极为僵化封闭的意识形态樊笼，特别是悄悄地开始了奠定市场经济发展基础的观念革命：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摆脱贫穷必须依靠自救自利，而如果仍然眼睛向上，“等、靠、要”，将没有人会替你改变贫穷的命运。因此，整个社会开始承认：个人和企业追求收入、利润和财富不仅是正当的个体理性行为，而且是对社会有益的合理行为。这一深刻的观念革命对于突破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以此观念革命为基础，“发展是硬道理”、“效率就是生命”、“时间就是金钱”等口号迅速成为发自内心的社会共识和推动中国30年改革开放和高速发展的内在动机。
二、走上市场经济道路——社会主义模式
创新（1992～2000年）
1992年是中国经济改革关键的一年。这一年，邓小平在视察南方时发表重要谈话，明确提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以及“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论断。毫不过分地说，这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发展历史上具有石破天惊的意义。“计划经济”一直是社会主义的“天条”，提出“市场调节为辅”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已是大胆的突破，而明确地宣布社会主义可以实行市场经济，则是一次真正彻底的思想解放和理论革命。
当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宣布：“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在坚持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经济成分和分配方式为补充的基础上，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不仅进一步确立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而且从根本上明确和坚定了中国改革不可动摇的方向。
如果说前一阶段（1978～1992年）的中国改革是“逼上梁山”和“穷则思变”，那么，可以说，1992年开始的改革则具有“义无反顾”的特征，表现为“不再争论”、“大胆尝试”、“绝不走回头路”。这一阶段的工业改革开始向计划经济的各个环节大胆突破。
（1）工业经济管理体制逐步摆脱指令性计划和行政性管理，政府管理工业企业的行政主管部门进行重大改革。随着市场取向改革的推进，企业要求政府“松绑”的呼声越来越强，工业管理的传统计划体制越来越成为阻碍市场经济发展的障碍。因此，政府工业主管部门首先成为改革对象。这就使工业生产指令性计划体系的行政依托和执行部门的功能不断弱化、边缘化，直至彻底撤销其建制机构。从而让工业生产的计划经济体制改革没有了“回头路”。其中，对工业改革具有重要意义的是，1998年开始进行的改革开放以来的第四次政府机构改革。这次改革将国务院的40个组成部委减少了11个，特别是，这次政府机构改革使行政管理从具体的工业经济管理中淡出。除了国防科技工业和信息产业两个管理部门之外，这次改革将其他直接管理工业的10个部委都撤销了。从此以后，大多数（国有和大集体）工业企业都不再有直接的行政隶属主管部门了。中国工业经济的组织体系彻底从“部门管理”的计划系统，转变为自主企业的产业组织集合体。
（2）中央向地方，政府向企业不断“放权让利”（包括将许多中央国营企业下放到地方），同时逐步硬化国有企业预算约束，将国有企业推向市场。直至1999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宣布：“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从这一时期开始，国有企业的改革循着两个基本方向推进：一是进行“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实际上就是把没有必要保持国有性质的国有企业改革为非国有企业。二是对仍然保持国有性质的国有企业进行公司化改造（从以《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设立和调整转为按《公司法》设立和调整）。由于多年计划经济体制的约束，国有企业的市场适应性非常差，经济效益低下，大多一度陷于严重经营困难的境地，因此，1998～2000年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国有企业“三年改革与脱困”。到2000年底，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实现利润2392亿元，比1997年增长1.97倍，全国31个省区市全部实现整体盈利。1997年亏损的6599户大中型企业减少4799户，减少了72.7%。大多数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初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列入520户国家重点企业的514户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有430户进行了公司制改革，占84%。国有企业“三年改革与脱困”目标的基本实现为下一阶段的深化改革创造了条件。
（3）在国有企业改革推进的同时，非国有和非公有制企业（以下简称非公有制企业）以更快的速度发展，中国工业经济的企业制度结构（所有制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即非公有制企业的比重迅速上升，国有企业的比重逐步下降。按工业总产值计算，1978年国有企业占77.6%，集体企业占22.4%，其他经济成分所占比重极小，基本可以忽略不计；1992年国有和国有控股工业企业下降到51.5%，非国有企业（包括集体、个体和其他工业企业）占48.5%。
非国有企业的发展不仅使得微观经济主体基础更能够适应市场经济的运行，而且由于改变了国民经济由国有企业“独木支撑”的局面，也使国有企业的进一步改革有了更大的回旋空间。
（4）与企业所有制结构变化相应的是社会分配结构开始发生重大变化。1992年召开的党的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做出明确决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是“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经济成分和分配方式为补充”。这不仅确立了包括私营企业在内的各种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性，而且承认了按劳分配与要素分配具有同等合法性，尽管在当时的政策语言表达上两者之间还有“主体”和“补充”的差别。1997年，党的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进一步明确确定：“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不仅具有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的巨大作用，而且使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产生了深刻的变化。从此，不仅“就业”是民生之本，而且“创业”也成为发展之源；个人和家庭收入不再只是“消费资金”，而是成为储蓄和投资的重要资金来源；广大群众不仅可以勤劳致富，经营致富，创意致富，而且可以通过获得财产性收入而致富。这就为市场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基于利益机制的稳固基础。使亿万人民从对切身利益的关心上，拥护和参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并以持续的热情投入市场经济发展的历史潮流。
（5）在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和建设过程中，价格体制改革是一个既不可回避怠慢，又充满极大风险的难题。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的改革就试图从价格改革入手，曾经在“渐进、双轨”中徘徊，而又在“彻底放开”的过程中产生很大的社会震荡。当1992年明确了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后，价格改革的推进就进入了比较顺利的轨道。到20世纪末，绝大多数工业产品价格都实现了市场化，标志着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决定性的成就。
（6）初步形成了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不仅表现在进出口贸易的大幅度增长，特别是表现为投资环境的明显改善和外商投资企业的大量建立，中国从一个完全封闭的国家，转变为世界发展中国家的所有大国中最为开放的国家之一。当其他大国处于像中国这样的经济发展水平时，没有哪个国家实行过像中国这样的对外商企业的高度宽容、鼓励和优惠的政策，而且，在各地区之间还以相互竞争的方式把吸引更多外资作为地方政府最重要的政绩目标之一。这种开放姿态在全世界都是极为罕见的。因此，中国在短短20多年的时期内，就成为世界吸引外资（特别是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全世界的工业生产能力大规模地向中国转移，加之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的迅速成长激发起极大的生产热情，并显著地提高了生产效率，使得中国很快成为世界工业生产大国，越来越多的主要工业产品生产规模居世界前列。
1992～2000年的改革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段历史。在此期间，中国遭遇过挫折和艰难，而世界政治格局的巨变（特别是苏联的解体和东欧的蜕变）也曾给中国以巨大的压力。中国能够度过这一充满极大风险的改革时期，并为确定长期的改革方向和道路奠定了不可动摇的基础，其中，邓小平的巨大贡献是举世公认的。而邓小平的决断之所以得到人民的广泛拥护，主要归因于其高度务实和完全从人民切身利益出发的精神。就像是当年承诺给农民“分地”、让工人“当家做主”的务实目标激励了人民对解放事业的拥护一样，“致富”、“小康”的务实目标也激励了广大人民以极大的热情拥护和投入改革开放事业。
这一时期的改革所形成的最重要观念是：要实现国家强盛人民富裕，不可能靠国家计划的直接安排和政府以行政性方式进行资源配置。相反，市场调节应成为基础性的资源配置机制。也就是说，市场竞争成为推动工业化的强大力量，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经济落后和低效的状态。所以，这一时期的理念革命就是彻底地相信自立自强，相信“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的竞争规则。
在这样的观念以及以此为基础的行为原则之下，中国工业进入了一个“血拼”式竞争年代：企业竞争意识大大增强，竞争行为极端激烈，竞争强度大幅提高。为了在竞争中取胜，尽可能地调动各种可以获得优势的因素，包括低价格的资源（土地、能源、矿物等）、低报酬的劳动、低成本的资金、低环境标准，再加之减免税收等，使中国工业的许多产业出现了可能是世界工业史上最激烈的竞争现象。尽管“血拼”式竞争会产生明显的副作用，遭到人们的批评，但是，客观地看，这是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的一种历史性进步，是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中的一种“奋不顾身”的精神。正因为这样，中国才能够在短短二十多年的时期内就彻底消除了计划经济的“短缺经济”特征，使工业生产能力和规模大幅度提高。更重要的是使中国工业国际竞争力显著增强，有了在进一步开放条件下的生存能力和发展潜力，有了迎接经济全球化的竞争实力。
当然，“血拼”式竞争是一种代价高昂的发展道路，从长期来看是难以持续的。所以，在这一时期，“从外延增长向内涵增长转变”、“要正确处理速度、规模和效益的关系”、“改变粗放经营方式”、“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等呼声始终伴随着实际上的“有水快流”、“大干快上”、“做大做强”的行为。所以，可以公允地说，“血拼”式竞争既是改革开放取得成效的表现，也是改革开放在一定时期内不得不付出的成本。无论如何，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工业树立起了向更加开放的市场经济体制迈进的勇气、信心和决心。因为，中国工业终于可以向世界宣称：我们不仅不害怕市场竞争，而且，欢迎市场竞争；我们不仅不反对市场经济，而且可以对世界所有的国家说：让市场经济来得更猛烈吧，中国工业做好了迎接经济全球化潮流的准备！所以，在这一时期，中国就不断地努力申请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其前身为关税与贸易总协定）。
三、融入全球经济体系——探索科学发展
之路（2001～2008年）
2001年12月，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一个标志性意义的事件。它标志着，中国承认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现实性，决心全方位融入这一必然走向全球化的世界市场经济体系；这同时标志着，中国准备好了将在经济体制和机制上同世界接轨，接受世界市场经济制度的共同规则和竞争政策。从此，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不再仅仅是中国自己的事情，而且是全世界的事情，因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不仅仅关系到中国人民的利益，而且关系到世界各国的利益，所以，加快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不仅来自国内，而且将承受来自外部的越来越大的压力。也就是说，进入这一时期，内部的改革要求和外部的改革压力将推动中国经济体制加快改革步伐。而且，改革方向十分明确清晰：同世界市场经济制度全方位接轨，融入经济全球化的体系。
如果说此前的改革开放完全是中国自发的行为，那么，进入这一阶段的改革开放就具有了“内外夹击”的特征，而且是“方向既定，别无选择”。简言之就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完全走上了一条必由之路。
中国工业改革涉及四个根本问题：一是“计划还是市场”；二是“国有还是非国有”；三是“管制还是自由”；四是“垄断还是竞争”。应该说，经过改革的前两个阶段（1978～2000年），在上述第一、第二个问题上，中国工业改革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进展，至少在改革的方向和观念上已经明确。也就是说，市场机制已经成为基础性的资源配置方式，在工业领域的大多数行业中，市场价格已经成为调节生产和供求的决定性因素；同时，尽管国有企业的根本性改革还没有完成，但是，国有、民营（非国有）和外商三分天下的格局已经形成，在观念上也已经明确了非国有企业可以进入几乎所有的工业部门，国有企业通过战略调整将退出更多的一般性工业部门。而且，在客观上，国有企业也在向着定位于特殊企业的方向不断深化改革。正因为在这两个根本问题上工业改革取得了比较大的成就，所以，改革30年来，以工业为主的第二产业成为一、二、三次产业中发展最快，竞争力提高最显著的产业。这也是中国三次产业中二次产业增长率一直最高，因而在三次产业中的比重特别大的原因之一。
进入工业改革的第三个阶段，后两个问题越来越成为深化工业改革的重要内容。第一、第二个问题主要回答“要不要搞市场经济”的问题，第三、第四个问题则主要是涉及“要搞怎样的市场经济”的问题。
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之一是实行自由企业制度，只要是法律没有禁止的，企业就可以做。这是使市场竞争主体企业具有充分的活力和创新力的基本制度保障。WTO所要求的自由贸易原则则是自由企业制度原则的延伸和在国际贸易领域中的体现。所以，加入WTO就意味着我们承诺要给企业（中国企业和外国企业）以充分的自由竞争保证。不仅在生产领域，而且在投资领域，都必须尊重企业的决策自主权，减少政府的直接干预。所以，中国工业改革的基本取向是政府逐步减少对企业行为的直接干预。也正因为这样，30年来，中国企业特别是工业企业获得了很大的活力，显著地提高了工业企业特别是制造业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中国制造的工业品在世界市场的份额大幅度提高。据统计，中国制造业产品在国际市场的占有率从30年前的不足2%，提高到目前的9%以上，而且还在进一步提高。
自由市场竞争极大地解放了企业的生产力，但企业为追求市场竞争优势特别是成本价格优势，以“血拼”方式参与竞争，代价也是巨大的。其突出表现就是：大量消耗自然资源，无度圈占土地，严重破坏生态环境和对劳动者权益（劳动条件和报酬）的忽视等。所以，到了世纪之交，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为了节约资源和土地，保护环境生态，维护劳动者权益，必须对企业的行为进行必要的规范（管制）。因此，以更有效的方式对企业行为进行必要的管制，成为新时期工业改革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这实际上也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在工业领域中的直接体现。也就是说，工业发展的根本目的不是物质的增长，而是必须以人为本，即让人民获得更高质量的生活，并且必须保证发展的可持续性。
问题是，对企业行为进行管制，最终体现为实行一系列具体的政策措施，而可行的政策手段和有效管制措施其实是有限的。通常的方式是：设置产业进入壁垒、制定各种技术标准、进行环境评价审核，以及实行各种各样的行政性审批程序等。而所有这些又都有一个合理的“度”的问题，超过了一定的限度，管制政策和措施就会成为妨碍市场经济正常运行，甚至导致低效率和腐败现象产生的消极因素。所以，减少和清理行政审批，放松管制也是工业改革的重要内容。其实，“管制还是自由”，“管制还是放松管制”，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全世界都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中国既然加入了WTO，体制改革也必然遭遇世界各国都会面临的一些共同难题。从这一意义上可以说，中国工业改革已经从主要解决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问题，转变为不仅要继续解决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问题，而且要解决世界各国市场经济有效运行所面临的一些共性的体制和政策问题了。
除了管制和自由的问题，世界各国遇到的另一个共性的体制问题就是“垄断和竞争”的关系。从根本上说，市场经济的生命和活力来自竞争，没有竞争就没有市场经济。垄断是阻碍市场经济公平竞争的严重不良因素，但又是市场经济无法完全消除的现象。计划经济体制下是完全的国家垄断，没有竞争。向市场经济转轨后，竞争越来越替代垄断成为产业组织的主要形式。但是，自然垄断、经济垄断，特别是行政性垄断现象在我国工业领域中仍然普遍和顽固地存在，而且，随着企业收购兼并活动的增加，又产生了新的企业垄断行为的可能。近年来，大型国有垄断企业的行为，特别是凭借垄断地位甚至垄断特权获得集团利益的现象，越来越引起社会公众的关注和不满。有人甚至认为，这些垄断企业凭借国家赋予的特权和强大的市场势力，已经严重偏离了国有企业的公共利益目标，而常常直接损害了广大消费者和公众的利益。因此，要求对国有垄断企业进行进一步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国家也逐渐认识到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
从工业体制和国家工业政策的历史沿革看，中国一直强调的是产业政策的重要性（见专栏总—1）。产业政策的特征之一是具有战略性和倾斜（歧视）性，即鼓励一些、限制一些、禁止一些，对于符合战略方向的则进行国家的直接参与。国有垄断企业的形成往往是同一定时期的国家产业政策相关的，甚至直接体现了一定时期产业发展战略的要求，其逻辑是“既然重要，国家就集中力量自己干”。问题是，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成熟，产业政策的作用将发生很大的变化。而主要通过公平的市场竞争而不是歧视性的国家干预来实现工业长期发展，将成为中国工业改革的基本方向。所以，与产业政策相比，竞争政策将越来越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因此，垄断产业和国有垄断企业的改革，将成为中国工业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如果从WTO规则和经济全球化的国际竞争规则来看，中国国有垄断企业的深化改革，不仅是中国工业发展的要求，也必然成为国际关注的重大问题。从这一问题上也可以看到，中国工业改革所具有的国际意义。中国工业改革不仅是中国的事情，也是世界的事情！
专栏总—1
中国已颁布的若干产业政策文件
我国从1986年开始提出“产业政策”。1989年3月颁布第一个正式的产业政策文件《国务院关于当前产业政策要点的决定》，1994年3月国务院颁布了第二个产业政策文件《90年代国家产业政策纲要》。1997年9月，国务院同意国家计划委员会会同水利部等有关部门制定和颁布《水利产业政策》。经国务院批准，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于2004年6月1日正式发布《汽车产业发展政策》，同时，1994年颁布实施的《汽车工业产业政策》废止。2005年4月国务院审议并原则通过《钢铁产业发展政策》。2006年10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公布《水泥工业产业发展政策》。2007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颁布《煤炭产业政策》和《林业产业政策要点》。2008年2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部门发布《境外投资产业指导政策》。
四、结论
中国的改革从来不是为改革而改革，不是从体制的理想观念出发而实行的改革，而是为发展而实行的改革。从这一意义上说，中国的改革不是理想主义的，而是现实主义的。不是出于意识形态的价值追求，而是人民利益的价值追求。因此，中国改革的核心观念是“解放思想”，中国改革的价值观从不自觉的以物为本，转向自觉的以人为本，其精神动因是高度务实的。其中，承认中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中国务实改革的根本时代地位。中国改革的成败得失，是以发展的成就来衡量的，这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改革进程中的务实体现。从实践检验的结果看，中国工业改革无疑是非常成功的。工业改革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使中国工业成为具有显著国际竞争力的大规模产业，令世界为之惊叹，甚至感到“威胁”。中国工业改革不仅解决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体制问题，而且在解决世界共性的体制和工业政策问题上，中国工业改革也在做出重要的贡献。当然，中国工业改革的未来道路还相当长远，30年的时间不可能实现体制改革的全部目标，而且，一些最深层、最根本的体制问题还没有得到彻底解决。所以，任重道远仍然是中国工业改革面临的基本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