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中国企业已经走上国际化经营道路。中国日益开放的经济环境和持续增长的经济态势，以及企业自身成长的要求，促使有一定竞争优势的中国企业加快海外发展的步伐，尤其是近年来频繁的跨国并购引起世人瞩目。中国企业国际化至今已经经历了“窗口”贸易、初涉国际化和加速国际化三个阶段。企业国际化的历程，从一个重要的侧面反映了中国改革开放事业不断得到深化的历史轨迹。总结“走出去”已经取得的成绩，可以得出五个“始终坚持”的基本经验。国际化经营和跨国并购战略战术层次高，运作过程复杂，不确定因素多，存在更多风险。要高度重视影响企业内外环境变化的战略性因素的影响，系统分析、全面评估和设计企业国际化方案，认真研究学习国际化过程中的国内外经验及案例。政府应当在新起点上构筑“走出去”战略的框架，在观念上突破旧有框框，树立科学发展观，为中国企业抓住新一轮产业转移的难得机遇，更好地参与国际产业分工制定行动纲领，加大支持中国企业国际化经营的政策力度，并与支持本土企业发展的政策相结合。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中国企业逐步走上国际化道路，成为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重要力量。尤其是进入21世纪之后，借助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东风，在中国政府积极倡导和推动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的大背景下，中国企业国际化步伐明显加快，日益引起国际经济界的关注。中国企业国际化具有深刻的时代背景，既是企业成长过程中自身能力提高和扩展的客观需要，又受到全球企业竞争力发展趋势的强烈影响。事实上，中国企业的国际化道路与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产业变动和生产要素配置方式变化，以及企业战略的调整密切相关，并逐渐成为大型企业成长的必由之路。需要强调的是，中国企业的国际化，是以国家在经济体制上推行改革、在经济关系上实行开放为基本前提的。中国企业的国际化历程，从一个重要的侧面反映了中国改革开放事业不断得到深化的历史轨迹。毫无疑问，中国企业在国际化经营中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应当归功于改革开放这一基本国策。
一、与改革开放进程相适应的中国企业国际化历程
根据中国具体国情和现实实践，中国企业的国际化路径可分为两大层面：一是“引进来”，二是“走出去”。“引进来”是利用外资促进企业的体制转换，提升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实现企业战略转型；“走出去”则是适应经济全球化的需要，有国际竞争力和相对比较优势的企业，为了获得更多的利润、更大的市场、更好的资源，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对外投资和跨国经营活动，在境外发展业务，参与国际分工和合作的总体谋划。“引进来”与“走出去”恰好相反。但是从相互作用机理上看，吸收外资能够诱发对外投资，对外投资又能推动吸收外资，吸收外资与对外投资可以共同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因此，两种层面上的国际化不仅不构成矛盾，反而相辅相成，并行不悖，具有本质上的统一性。关于“引进来”的中国企业国际化路径，参见本报告第三十四章的相关阐述，本章仅就“走出去”展开分析。
新中国成立前，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大国，工业极不发达，现代大工业意义上的企业少得可怜，也就谈不上企业国际化经营。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开始自力更生地进行大规模工业建设，随着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逐步建立，成长起一批批现代企业。但受经济发展阶段的制约和封闭式经济发展战略的影响，对外经济交往在国民经济中处于无足轻重的地位，企业国际经营亦可有可无。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国际化是在实行改革开放后，伴随着经济体制的转变、经济的快速增长和企业自主性的提高，才得到逐步开展。因此，自新中国成立至今的近60年里，中国企业国际经营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窗口”贸易阶段、改革开放后的初涉国际化阶段和进入21世纪后的快速国际化阶段。
1.新中国成立后的“窗口”贸易阶段
20世纪50～70年代末，中国的对外经济交往主要局限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中，进出口贸易被纳入这个社会主义大家庭内部的分工格局，处于中央政府的直接控制和严格管制之下，除政府针对改善国家关系而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进行的经济援助外，几乎没有企业对外投资。50年代，为打破帝国主义对新生共和国的经济贸易封锁，中国政府组建了由中央部委直接控制的国家专营外贸公司，先是依托港澳地区特殊的对外窗口地位开展外贸活动，然后允许这些公司在海外设立贸易办事处和分公司等分支机构，成为总公司的海外销售和进口网点，主要任务是按照国家的意愿和政府的指令性计划，做出口商品的销售、分销，采购国内生产所需的原材料等。像华润、中粮等设在香港地区的国有“窗口”外贸企业，70年代末期开始到国外发展，在欧洲、美国以及后来在非洲、中东等国家设立贸易公司。其他还有招商局等设在香港地区的国有“窗口”航运企业，承担着国内经由港澳远洋运输的全部代理与中转业务，香港中国旅行社等设在香港地区的国有“窗口”旅游企业，承担着国内经由港澳的国际旅游代理业务。
尽管这是新中国最早的企业国际经营，但受到这个时期封闭的国际关系、内向的经济发展战略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制约，包括海外投资在内的一切对外经济关系都受到政府的严格管制。在国民经济中占绝对主导地位但没有独立经营权限的国有企业，既不可能自行决策到海外从事投资或贸易，也没有可动用的海外投资资源和机会，僵化体制的约束使企业从本质上就缺乏到海外经营的动力和意愿。因此这些微不足道的企业国际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反映的不过是以中央政府直接控制和指令性计划体现的国家政治、经济和外交意志，贸易和投资规模很小，范围很窄，作用有限，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无足轻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事实上在这个时期，中国只在国家层面上存在由政府主导的极其有限的国际贸易，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国际经营。
2.改革开放后的初涉国际化阶段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实施改革开放以后，对外投资成为实行对外开放的具体内容之一，中国企业的对外经营活动由此进入初涉国际化阶段。1980年，经中国政府批准，北京友谊商业服务总公司与日本京丸一商事株式会社合资开办的“京和股份有限公司”在东京正式成立，成为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的标志性事件。此后，随着政府对对外经营活动的管制逐步放松，经历放权让利改革和实施承包经营责任制的大中型国有企业逐步获得到海外经营的权利，开始尝试对外投资。从事对外投资的中国企业从专业贸易公司，发展到工贸公司、工业生产企业、餐饮服务企业和建筑企业等。投资主要分布在香港、新加坡、越南、蒙古、菲律宾等周边亚洲国家和地区。
20世纪90年代初受国内外局势影响，已经具有一定规模的企业国际化经营遭受短暂挫折，在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后迅速得到恢复，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规模从几十万美元增加到百万、千万美元。中信集团、中化总公司等一些企业的海外投资规模甚至突破1亿美元，个别企业海外投资累计突破10亿美元。这个阶段中国企业国际化经营的突出特点，一是从事海外投资和国际经营活动的主体，主要是大中型国有企业，经政府批准的企业海外经营权，基本掌握在大中型国有企业手中。而民营企业中只有华为科技这样为数很少的IT企业开始到海外经营。二是在政府有关部门的积极引导下，获得经营权的企业利用劳动力比较优势和施工组织管理优势，大力开展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1996年，政府有关部门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管理条例》，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得到规范的管理，使之得以保持强劲发展势头。
3.进入21世纪后的快速国际化阶段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伴随着国民经济整体的持续快速增长，工业化完成了数量扩展，国内社会告别了短缺经济时代，商品不足的现象基本结束，制造业开始出现整体上、总量上供大于求、产能过剩的市场格局。1998年，党中央提出，“要抓紧研究和实施‘走出去’的开放战略，积极开拓国际市场和利用国外资源，以利增加我国经济发展动力和后劲”。中国政府随即于2000年正式将“走出去”确定为新时期的一项开放战略，即面对经济全球化浪潮，为了适应中国产业结构调整、资源保障供给的需要，鼓励有比较优势的各类所有制工业制造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到境外建厂设点，推动大型企业集团通过对外投资形成跨国公司。从此中国企业国际经营活动进入快速国际化阶段。
2001年，“走出去”开放战略正式写入“十五”计划，强调“走出去”和对外贸易、吸收外资一起构成国家外经贸发展的主体。同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标志着中国经济进入一个全面开放，融入世界经济的新阶段。在海外跨国公司加快进军中国市场的同时，在政府大力倡导下，中国企业也迈开“走出去”的步伐，构成这个新阶段中的重要内容。
针对企业“走出去”战略，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相应措施。
（1）加快立法进程，完善政策支持体系。以积极推动境外加工贸易为起始，政府有关部门相继出台了一批重要的境外投资法规和政策，如《向境外转移的长线产品目录》、《关于鼓励企业开展境外带料加工装配业务的意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投资管理暂行条例》、《关于鼓励和规范我国企业对外投资合作的意见》、《境外投资产业指导政策》、《境外投资国别产业导向目录》、《境外中国加工贸易指导目录》等，并定期发布《国别投资障碍报告》。各有关部委在指导企业用足用好现有政策的基础上，研究制定适应形势发展的财税、信贷、外汇、保险等各项政策，部门间建立协调机制，为企业“走出去”提供人员出境、商品通关、检验检疫、认可认证等方面的便利。
（2）改革和完善“走出去”的管理体制。健全了境外投资核准和后期监管制度，发布《境外投资开办企业核准细则》。先后在沿海12个省市进行对外投资审批改革试点，下放部分对外投资审批权限，简化审批手续。简化境外加工贸易项目审批程序，将300万美元以下项目审批权限下放到地方。建立境外矿产资源开发项目和境外林业资源开发项目备案制等。建立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制度，发布年度统计公报，为制定战略规划和宏观监测“走出去”运行情况提供依据。
（3）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政府有关部门积极商签投资保护、避免双重征税、司法协助、技术经济合作、贸易投资和领事保护等方面的政府间协定，积极参与国际经贸新规则制定和自由贸易区谈判，利用多双边场合为企业开展对外经济合作争取公平的市场准入条件。有关部门还制定了境外经贸合作区总体工作方案，启动了合作区建设，引导企业进入合作区开展对外投资合作。贯彻执行《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和《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精神，对从事对外经济合作的各种所有制企业一视同仁。
（4）完善促进和服务体系，发挥各方面作用。组织各种形式的投资贸易促进活动，广泛宣传推介国内有实力的企业。各商会、协会、相关促进机构都积极为企业提供信息、法律、知识产权和认证等方面的服务。打造展会、培训等公共服务平台，利用各种博览会、展览会、洽谈会、研讨会为企业“走出去”牵线搭桥，举办各种类型的“走出去”培训班。完善网络服务系统，扩大信息采集渠道，有关政府部门的网站下设合作指南、投资指南及驻外经商机构子站，为企业提供权威及时的政策咨询、电子政务服务和项目信息。
（5）加强对境外机构及人员安全的监管。2005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商务部等部门《关于加强境外中资企业、机构与人员安全保护工作的意见》，建立境外安全预警机制和社会性事件应急处置工作机制，充分发挥部际协调机制的作用，加强协调和快速反应，最大限度地保障境外人员安全和合法权益。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呈现强劲增长势头，对外直接投资无论是流量还是存量都大幅增长。2001～2007年，非金融领域对外直接投资从7.07亿美元增长到187亿美元，2007年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达到937亿美元。截至2006年底，境外中资企业已达10673家，对外承包工程企业1960家。中国已经成为增长最快的新兴对外直接投资国，在发展中国家位居前列。由于中国海外直接投资中有相当部分是没有经过官方批准的，因此，统计数字所反映出的中国企业跨国经营规模比较偏小。目前，对外直接投资正在成为中国参与国际分工和生产要素全球化组合的越来越重要的方式，并对拉动经济增长、扩大对外贸易、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发挥积极作用。
应当看到，中国企业国际化经营尤其是对外直接投资的快速发展不是孤立的事情，而是与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特别是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国际产业分工深化和高新技术产业化的进程密不可分，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已经成为经济全球化中对外直接投资的一个日益重要组成部分。
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对企业国际化提出了国家战略层面的明确要求，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创新对外投资和合作方式，支持企业在研发、生产、销售等方面开展国际化经营，加快培育我国的跨国公司和知名品牌。”这再次为中国企业国际化指明了战略方向，进一步推动企业国际化战略的贯彻实施。
二、“走出去”的主要特点和基本经验
1.中国企业“走出去”的主要特点
（1）多元化的结构特征。实施“走出去”开放战略以来的8年中，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除了投资热情不断高涨，增长速度不断加快，投资规模增长强劲外，无论是行业结构，还是地区结构，都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
第一，对外投资领域不断扩大。从过去以贸易领域和工程承包领域为主拓宽到资源开发、工业生产、交通运输、农业及农产品开发、餐饮、旅游、商业零售、医疗卫生、咨询服务、研发中心等行业在内的更广泛的产业领域。从传统产业向包括信息传输、计算机和软件业在内的信息产业和包括批发、零售、贸易代表处在内的商业分销领域不断扩张。即使在制造业，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也从传统的纺织、轻工和普通家电业，向以计算机、信息通信为代表的高技术领域拓展。对外投资区域也不断拓展。据统计数据显示，2006年我国对拉丁美洲直接投资78亿美元，占投资总额的60%，对亚洲投资39亿美元，占30.1%，对欧洲和非洲投资，分别为6.2亿美元和3.68亿美元，占4.8%和2.8%。
第二，投资主体多元化。自党的十六大以后，各种所有制企业开展国际经营的热情得到激发，使对外直接投资的所有制结构呈现出多元化格局。境外投资主体从过去单一的国有企业向多种所有制企业转变，从在境外设立流通领域的贸易企业和贸易机构向设立境外加工制造基地和研发基地等形式转变。据统计，2006年，对外直接投资的境内主体按企业在工商部门登记注册类型划分，国有企业占全国对外直接投资近五成，其次是民营企业，占近三成，外商投资企业占一成。由于以私营企业为主的民营企业产权明晰、机制灵活，境外直接投资增速显著，已成为国际化经营的一股重要力量。
第三，投资方式多样化。随着迈进快速国际化阶段，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层次不断提高，进入国际市场的方式开始发生变化，在继续扩展传统绿地投资的同时，跨国并购、股权置换、境外上市、创办工业和科技园区等方式也得到一定程度的运用，尤其是大型企业在跨国并购中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巴基斯坦海尔家电经贸合作区和赞比亚中国经贸合作区已经揭牌运行，其他合作区正在积极推进之中。在对外工程承包业务中，中国企业获得工程合同的主要方式是国际公开竞标。同时我国企业在探索以BOT 为主的新项目融资方式中，也取得了进展。中国水电技术进出口公司等企业陆续以项目发起人身份在境外开展BOT，项目进展顺利。中国企业在开曼群岛和英属维尔京群岛等国际避税港投资的增加，也说明企业的跨国经营已越来越多地向国际通行做法靠拢，资本运营手段进一步提高。
第四，设立境外高新技术研发中心成为对外直接投资新亮点。近年来，研发型投资比重逐步上升，如海尔集团和华为集团分别在美国和日本设立了研发中心，东方通讯在美国硅谷建立研发基地，华为科技在印度班加罗尔建立研发中心，旨在利用国外技术创新优势和人才优势实现境外自主产权产品的开发，在推出面向全球市场的新产品过程中推动企业的技术进步和产品升级，学习国外先进管理经验和企业运行模式，从而提高竞争力。
（2）中国企业开始步入国际企业并购舞台。伴随“走出去”步伐迅速加快，中国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层次显著提高。除不断向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性资源领域渗透外，参与国际竞争的层次提高还表现在进入国际市场方式的变化。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方式正由传统的单一绿地投资，扩展到跨国并购、股权置换等新方式。
波士顿咨询公司于2005年12月发布题为《向世界舞台迈进：中国企业的对外并购》的报告，对未来几年中国企业对外并购的发展趋势做出预测，认为“私人资本机构在中国的对外并购中将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并且在任何全球并购交易中，收购者要获得全球规模就必须考虑中国企业。波士顿咨询公司全球副总裁麦维德甚至认为：“目前全球在经历新一轮海外并购热潮，其特征就是中国企业国际化。”
近年来中国企业国际并购的主要情况见专栏37—1.这样一些按照运行规则和惯例从事的国际级企业并购行为，一方面表现出中国大型企业领导人开始具备良好的战略视野，以及把握市场态势和机会的能力，同时也表明了中国企业群体在生产链前沿积极参与全球竞争，把自己培育成全球型企业的信心和能力。与此同时，国家的经济意志无疑也在其中得以充分体现。例如，中国石油天然气领域的三巨擘近年来在国际市场上大力收购能源资源，正是为确保中国能源安全而采取“走出去”、多途径、多元化战略的具体实施，表明中国作为石油消费大国正在建立自己的石油战略储备体系和运营体系。
需要指出的是，2005年以来，中国企业实施的一些国际并购终因各种原因未获成功，但所反映出来的问题却更具有警示作用，其经验的总结极为重要。这些并购案例必将成为中国企业国际化的历史见证和宝贵遗产，甚至可以视为中国经济全球化进程的重要里程碑。
2.“走出去”战略的基本经验
总结“走出去”战略已经取得的可喜成绩，可以初步得出五个“始终坚持”的基本经验：
（1）始终坚持对外开放，不断加深开放对经济发展和企业成长意义的认识，以更加自信和自觉的心态实施“走出去”战略。
对外开放是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项基本国策。没有这一项基本国策，我们就不可能摒弃在封闭经济条件下以自力更生为核心的发展战略和发展模式，实现由封闭的内向型经济向开放的外向型经济的转换；就不可能建立起开放型的市场经济体制，推动政府行为规范与国际接轨，构造经济行政管理新体制；就不可能主动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开拓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就不可能用开放的眼光、全球的视野来看待经济发展规律、市场竞争趋势和企业成长路径，抓住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背景下全球产业结构调整和国际产业分工变动的机遇。上述这些因素正是企业从事国际经营不可或缺的基本条件和外部环境，没有国家的对外开放，也就谈不上企业的国际化经营。事实上，中国企业国际经营阶段与国家对外开放进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企业国际化水平与对外开放程度呈高度的一致性。
（2）始终坚持以企业为“走出去”的主体，充分发挥比较优势，提高管理水平和技术水平，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
在经济一体化、竞争全球化的今天，关起门来成一统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跨国公司以全球为市场，通过全球配置资源，实现了全球组织生产和服务，成为引领世界经济潮流最重要的力量。而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世界贸易组织相关措施的逐步到位，国内市场从某种意义上已经变成国际市场，国内企业不管身处何地、从事何种行业，都会面临与这些国际巨头同台竞技的挑战。因此，无论是从这个时代企业成长的普遍规律来看，还是从企业自身生存发展的客观需要来看，中国企业登上国际舞台，实施国际化经营是大势所趋，尤其是大中型企业进一步发展的关键在于培育起放眼国际市场的核心竞争能力。以国际企业为标杆，锻造以内生性竞争能力为特征的国际竞争力，全面提升经营与管理水平，是逐步缩小与世界先进企业差距的根本途径。总之，“走出去”战略并不是政府的一相情愿、拔苗助长，而是企业成长到这一阶段的必然选择。实践证明，自主决策的企业是实施“走出去”战略的主体，企业的成长意愿和自身需求是国际化经营的原动力。
（3）始终坚持经济体制改革，将企业改革与完善市场体系、政府机构改革相结合，为“走出去”创造以市场为导向的体制环境。
在僵化的高度集中计划经济体制下，政企不分，政府取代了国有企业的决策职能，国有企业则承担了政府的社会职能，而民营企业根本就不允许存在。政府主导一切经济事务，既没有市场，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对外经济关系只与政府有关，哪里还会有企业国际化经营的概念。只有以经济体制改革为前提，一方面国有企业经过放权让利、承包经营、股权多元化和公司制改组的渐进式改革，依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原则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能够独立地行使法人财产权；另一方面政府转换职能，向企业、社会下放职权，不再直接管理企业，放松对经济的管制，进行机构改革，由管制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还有一方面是培育和完善市场体系，确立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促进民营企业通过竞争得到发展，企业才有意愿和可能按照市场提供的信号和国际通行的规则开展国际化经营。以市场为导向的体制环境是自主经营的企业“走出去”的制度基础。
（4）始终坚持循序渐进的国际化路径，根据经济发展形势，抓住契机实施新的国际化战略，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
中国是一个正在发展中的大国，改革开放后迅速成长起来的中国企业是国际化经营的新来者，初涉国际市场必然会面临种种难以预料的困难，因此需要根据经济发展形势和企业规模、实力选择循序渐进的国际化路径。在实行改革开放初期及此后一段时期，经济发展急需弥补资金缺口、技术缺口、管理缺口、机制缺口和理念缺口，因此企业国际化的重点是“引进来”，通过与跨国公司合资合作，获得发展资源、学习效应和外溢效应，积累起后发优势。同时实施出口导向战略，利用制造业比较优势通过对外贸易大举进入国际市场。进入21世纪，在经济全球化、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已经成长起一大批具有一定竞争实力的大中型企业，而且国内市场日趋饱和，这时，审时度势，抓住契机，提出“走出去”战略，拓展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广度和深度，积极推动企业国际化进入新的阶段，循序渐进、水到渠成地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同时，倡导“走出去”，并不是要取代“引进来”，而是要把二者结合起来，实现协调发展。
（5）始终坚持发挥政府的战略导向作用和政策支持作用，形成政府倡导、政策支持与企业响应、积极实践的一致性互动。
虽然企业是“走出去”的主体，但政府却要在国家的层面发挥重要的战略指导作用，这是由中国国情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决定的。倡导“走出去”战略，是中央依据世界的变化和中国的变革，高瞻远瞩、因时制宜、因势利导做出的重要决策。政府相关部门则遵循对外经济合作的客观规律和基本原则，根据开放型经济升级和企业国际化基本路径转换的要求，以放松管制和对外投资便利化改革为方向，出台一系列相适应的促进政策，并注意保持政策的系统性、协调性和稳定性，形成与时俱进的政策支持体系和公共与中介服务体系，为不同的企业国际化路径营造良好的、适宜的、安全的外部环境，形成政府与企业的一致性互动，有效降低企业开展国际化经营的难度，确保“引进来”和“走出去”协调发展，形成二者都能维持一种强劲势头的局面。
三、中国企业国际化面临的主要问题和困难
虽然自2000年全面推行企业国际化战略以来，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伴随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加之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客观要求，企业国际化将面对许多新的挑战。国内将长期面临能源、资源、环境、技术和外部需求等方面因素的制约，国际则面对“新保守主义”倾向。因此，需要清醒地认识目前我国企业在实施国际化战略中存在的问题和隐忧。
1.战略层次起点不高
由于历史条件所限，“走出去”的国际化战略一直是在摸着石头过河，这一国家战略的内涵并没有得到明确界定和清晰的描述，目标和战略框架并不清晰，战略重点不突出，战略措施显得零乱，缺乏系统性，这就直接影响到战略的实施。新的国内外形势要求政府对“走出去”战略的目标、内涵予以明确构筑，赋予新内涵，并出台新的支持性政策措施，以便在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大潮中，为中国谋求更大的经济增长动力和发展空间。
从微观层面看，实施“走出去”战略，必然体现在企业推进国际化战略的进程上。而中国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在面对国内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同时，还要同时面对全球化的挑战。企业对市场经济条件下经营管理的核心目标、管理制度尚未探索清楚，就不得不面对国际跨国公司的激烈竞争。因而尽管中国多数企业国际化的战略目标是开拓国际市场和开发国际资源，但许多企业并不明确如何实现这一目标，不能从降低各项成本和规避风险的角度，实施全球范围内的资源优化配置，战略的管理和控制水平还很有限，由此导致国际经营的风险伴随经营规模的扩大而增大。
如跨国公司在任何地方的投资决策，都是将成本最小化和利润最大化放在首位，围绕这个核心开展决策和经营，据此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资源优化配置和重组，所以成本控制和风险管理就成为国际化战略管理的重要目标。但调查发现，绝大多数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动机中，没有降低成本这一项，相当多的企业首次对外投资或开展其他境外业务时，并没有进行战略规划；跨国经营与企业的总体发展方向和目标脱节；许多企业海外分支机构与国内母体企业之间，是水平一体化或简单垂直一体化，即在生产经营环节上重复或简单分工，而海外子公司之间同样缺少呼应和协调，甚至相互竞争；即便有些企业在跨国经营时进行过战略论证，也很少能根据国内外市场的发展趋势和企业内在因素变化及时进行战略调整；战略管理和控制手段落后，制度不健全，风险丛生。一些企业不计成本地开拓海外市场，有些企业盲目地进行海外风险投资，给国家和企业造成重大损失。
企业实施国际化战略的原因在于寻找新的市场增长机会，学习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理念，规避国内激烈的市场竞争。但对于那些想规避国内竞争，而在国内还没有运营好以及没有清晰战略的企业来讲，海外发展的成功率并不高。IBM商业价值研究院和复旦大学2006年的调研结果也显示，中国企业大部分进入国际市场不是通过企业并购和合资的商业模式，有超过1万家中国企业对全球化商业模式的认识依然不清晰。
2.企业平均规模较小
企业大型化往往是和国际化联系在一起的。大型化有利于国际化的展开，国际化是大型化发展的必然。然而，由于中国企业单体规模偏小，就从根本上制约着企业国际化的能力。据统计，中国最大500家工业企业的销售总额小于通用汽车公司一家；中国电子行业百强企业销售总额只相当于IBM公司的1/5；中国零售商业百强企业销售总额不到沃尔玛公司的1/10；世界炼油企业平均年生产规模是533万吨，最大炼油厂年产可达3000多万吨，而中国16家炼油企业平均年产规模仅为167万吨，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31.3%。
尽管近些年中国制造业大企业的规模以较快的速度扩大，但与世界级企业相比，规模仍然普遍偏小。如果以2007年《财富》杂志排出的世界企业500强与2007年中国企业联合会排出的中国企业500强进行比较，中国大企业与相应行业世界级企业无论在资产规模上，还是在营业收入上都存在着较大差距。
3.研究开发水平过低
拥有竞争优势是企业从事国际经营的首要因素，而竞争优势的形成需要企业不间断地领先一步创新，可持续性技术创新的形成则主要取决于企业的研究与开发水平。目前，国际企业发展已经历了3个阶段，即生产中心阶段、营销中心阶段和研发中心阶段，研发地位已经大大高于营销地位。有定性研究结论认为，R＆D经费支出占企业产品销售额1%以内的企业难以生存，达到2%可以勉强维持，占5%以上的企业才有竞争力。经验观察表明，大凡在国际竞争中取得突出成绩的大型跨国公司和企业集团，都是非常重视R＆D的投入。一些国际著名企业的R＆D投入占产品销售收入的比重已达到10%以上。
据统计，2007年中国企业500强中只有31家技术开发经费支出占产品销售收入的比重超过5%，达到和超过2%的也只有98家。低下的研究开发强度，从根本上制约了企业竞争优势以及核心能力的形成，企业也难以承担起自主创新主体的重任。
4.政策体制约束偏紧
关于“走出去”战略的内涵，商务部曾解释为“包括对外投资及其他跨国经营活动”，具体指海外投资、对外工程承包和劳务合作三项业务。据此，商务部会同其他部门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推动“走出去”战略的政策措施，如同本章第一节中所述。这些政策措施为中国企业的跨国经营营造了更加宽松的环境。但总体来看，目前的有关企业政策、体制主要是基于“引进来”的思路而设计的，促使企业真正“走出去”的政策、体制缺乏系统性。例如，关于外汇管理体制、境外投资权限、境外融资政策、对外经合制度、对外担保规定，等等，在推进企业国际化经营方面都暴露出一些缺陷。
以产业规制政策为例，中国明确规定商业银行不能拥有企业股权，银行与企业之间的经济联系被严格限定在债权债务关系之内。但是，综观世界上实力强大的企业集团，无一不是通过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的相互融合而形成的。一方面，现代股份经济的发展，使企业集团和银行等金融机构相互之间的产权融合成为可能；另一方面，大型企业集团跨行业、跨地区及其由此而来的多元化、国际化的发展，也需要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高层次融合。这里，适应经济全球化、一体化发展的需要，政府要为企业国际化创造一个和国际惯例接轨、相对宽松的政策体制环境。
此外，目前与“走出去”战略相关的政策在系统性、协调性、稳定性和灵活性方面均显不足，政出多门，甚至部分政策相互掣肘，具体表现在政府管理越位、监管不到位和促进服务缺位几个方面。
5.国家风险潜在威胁
随着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国家风险也日益显现出来。除日益频繁的国家间贸易摩擦外，最为突出的是所投资国家的主权风险。尤其是对于在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进行资源型投资的中国企业而言，主权风险不容小视。例如，中石油在委内瑞拉独资购买了一个油田，但是在委内瑞拉左翼新政府上台之后，中石油在这个油田的所有权被强制性地从100%压缩到25%，仅仅给予象征性的一点补偿。相比最初的投资，中石油遭受了巨大的损失。
其他还有人身安全风险、市场禁止风险和不可抗力等引起的国际突发事件。2007年以来，在尼日利亚已发生多起中资企业员工被绑架事件。而在俄罗斯，从事贸易的中国商人被驱逐或被限制活动。这些都表明，在境外投资要对国家风险予以高度重视。最近，商务部已经将伊朗、苏丹和尼日利亚等风险较高的国家从鼓励投资的名单中去掉。
四、中国企业国际化的政府对策
2006年4月，IBM商业价值研究院联合复旦大学发布《中国企业走向全球——实践、挑战与对策》白皮书，全面考察了中国企业实行国际化战略的问题。针对中国企业对这一问题普遍存在认识误区，认为企业通过跨国经营实现“全球化”或“国际化”，绝不应当只是海外建厂、占领海外市场、扩大海外市场份额等简单扩张行为。引进先进的技术与管理，实现从价值链低端向高端的提升与转移，才是中国企业全球化的重要使命。能源、钢铁、家用电器、物流、电子设备及汽车零部件等，被该白皮书锁定为全球化潜力较高的行业。
总之，国际化经营和跨国并购战略战术层次高，运作过程复杂，不确定因素多，存在更多风险，要高度重视影响企业内外环境变化的战略性因素的影响，系统分析、全面评估和设计企业国际化方案，认真研究学习国际化过程中的国内外经验及案例。
受篇幅限制，这里仅就中国企业国际化从总体思路上提出政府对策。首先要继续保持踏实理性、学习借鉴、兼收并蓄、互利共赢的开放心态，根据党的十七大对国际化经营提出的要求，在新起点上构筑“走出去”战略的框架，在观念上突破旧有框框，树立科学发展观，为中国企业抓住新一轮产业转移的难得机遇，更好地参与国际产业分工制定行动纲领。
1.正确处理“引进来”和“走出去”企业国际化战略的关系
深刻理解“走出去”战略的时代背景和要求，提高判断世界经济发展规律和总揽全局的能力，把实施“走出去”战略与拉动我国国民经济增长密切结合起来，把推动“走出去”与我国参与新一轮产业转移结合起来，从国防、国家经济安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高度认识“走出去”的重要性，把“走出去”战略当做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整体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
在多大程度上“走出去”，这是衡量一国企业国际化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志。改革开放后的20世纪80～90年代，中国企业国际化主要走的是“引进来”路径，今后要强调“走出去”，使“引进来”和“走出去”之间在数量上保持一个“适度”的比例关系。只有真正“走出去”，形成国内、国外两个“战场”作战，相互配合、相互支持，中国企业才能更具国际竞争力。
2.把跨国公司建设置入国家发展战略高度加以认识
跨国公司是企业国际经营的载体。载体不行，一切都无从谈起。跨国公司是国家安全的保障。在经济全球化、一体化的今天，如果在某一产业内形成一两个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跨国公司，那么在国际化中这一产业的经济安全就有了现实保障。跨国公司是国家综合实力的标志。例如，美国的经济实力主要体现在通用、福特、埃克森、IBM等世界级大公司身上。为此，必须为企业成长为跨国公司创造良好的政策体制环境，这应成为未来20年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大战略抉择。
3.把无形资产作为企业国际化战略的重中之重
现在看来，经济发达国家对外输出已经历了3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商品输出，第二阶段为资本输出，以上皆可称为有形资本输出。第三阶段则为无形资本输出。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除纯粹资金投入外，各种非资金投入的对外直接投资方式越来越多。由于巨型跨国公司实力雄厚，无需投入资金，可用理念、文化、机制、品牌、管理、生产工艺、设计手段、配方、诀窍、商誉、商机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以无形资产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已是跨国公司投资方式的重大转向。反观中国企业跨国投资方式，几乎全为“清一色”的有形资本投入。因此，提升无形资产在中国企业国际化战略中的地位已经成为当务之急。
4.不断提升中国企业国际化经营层次
20世纪80年代初期以来，世界跨国公司的国际化发展已出现了重大转向，即由国际贸易中心阶段转向国际生产中心阶段。跨国公司海外生产的量与在国内生产后再出口的量相比较，前者远远超过了后者。也就是说，国际生产已比国际贸易更为重要。不仅如此，90年代后期以来，研究与开发在全球范围内的合作形成了空前的高潮，跨国公司的国际化发展开始步入了国际研发中心阶段，亦即国际研发已比国际生产更为重要。因此，中国跨国公司应当尽快适应这种转向，适时由国际贸易中心阶段转向国际生产中心阶段，并进一步转向国际研发中心阶段。因此，政府不仅要鼓励大型企业到海外设立研发中心，创造并拥有自主的工业产权，还要鼓励技术密集型的中小企业通过境外投资，获得专利技术和产品外观设计，提高技术含量、质量和经济效益。
5.实施“与国外跨国公司捆绑在一起发展”的国际化经营战略
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某一工业行业领域，如果其市场份额做不到全球前5名，其最好的出路就是给跨国公司打工、为跨国公司配套，纳入国际生产体系之中。只有如此，才能取得“入围”资格，借此融入跨国经营。而企业跨国战略联盟则是企业全球化的一场巨大而深刻的变革，是一种既竞争又合作的新的国际经营方式。目前，越来越多的全球企业以不同的方式与其直接或间接竞争者结成战略联盟，目的是从中受益并对抗其他竞争者。因此，中国一些大型企业可以考虑采取加入跨国公司国际性战略联盟的方式从事跨国经营。
6.加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金融扶持
一是积极发展外汇市场，加快开发金融产品，方便跨国企业规避汇率、利率风险；二是继续深化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取消不必要的管制，简化手续，提高用汇的便利化程度；三是鼓励有条件的国内金融机构设立和发展境外机构，为企业跨国经营提供便利的金融服务；四是充分利用区域性金融平台，积极鼓励企业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五是建立对外投资风险保障体系。例如设立国家对外投资基金、对外投资保险险种、对外投资担保机构，等等。
7.建立和完善服务体系
通过实施以便利化支持为主旨的具体投资促进方案，在更高层面上促进对外投资和其他各类跨国经营活动，主要内容包括信息服务和技术援助。信息服务除提供东道国经济和政策法规外，还应当包括：向国内投资者提供相关国家的各类风险信息；行业调研和具体的投资机会信息；建立对境外投资有兴趣的国内企业相关情况的数据库；提供中介服务，向潜在投资者提供投资机会信息或介绍适宜的投资合作项目；举办会议、投资团组和其他有实质意义的信息项目，以期向潜在投资者提供投资机会。技术援助体系包括：根据企业需要，设定投资促进的技术援助项目，如跨国并购和资源整合、可行性研究等。通过这种项目，推动发达国家和国内高级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之间的相互交流；对于圈定的投资机会，提供可行性研究、项目开发，等等。
专栏36—1
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引人注目
自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国企业开始逐渐步入国际企业并购舞台的前台，在并购市场上不断寻求突破，成为市场中耀眼的亮点，不能不引起世人瞩目。
1.2002年崭露头角
2002年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第一年，也是从这一年起中国企业在国际并购市场上开始崭露头角。1月21日，中海油以5.85亿美元的资金收购西班牙瑞普索公司位于印尼五大油田的部分权益，使其成为印尼最大的海上石油生产商。7月中旬，中海油又斥资约10亿美元（78亿港元），收购英国石油公司（BP）持有的印尼Tangguh气田的股权。而在4月20日，中石油也出资2.16亿美元，收购了印尼戴文能源集团包括油田和天然气田在内的油气资产，同样迈出开拓海外业务的重要一步。
9月23日，中国网通与亚洲环球电讯签署全面收购协议，中国网通开价8000万美元就买得亚洲环球电讯19亿美元的网络。这是中国电信商首次在海外进行的企业并购活动。
TCL公司于9月出资820万欧元收购业已破产的德国三大民族品牌之一的施耐德公司。
2.2003年显著升级
无论是在规模、影响力，还是在交易方式上，2003年中国企业进行的跨国并购交易都有显著的升级含义，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同样都有大手笔行动。
2月12日，京东方科技集团以3.8亿美元的价格成功收购韩国HYNIX半导体株式会社旗下的现代显示技术株式会社（HYDIS）的TFT-LCD（薄膜晶体管液晶显示器件）业务。
3月7日，中海油与英国天然气国际有限公司签订协议，以6.15亿美元收购英国天然气在哈萨克斯坦里海北部项目8.33%的权益。5月斥资5.43亿澳元，收购澳大利亚西北大陆架公司天然气项目5.3%的股份。中石化则于3月收购了英国天然气集团剩下的8.33%股权。
11月5日，TCL公司与全球第四大视听消费电子产品供应商法国汤姆逊签署协议，成立一家分别占67%和33%的股份、净资产超过4.5亿欧元的新公司。新公司通过合并重组TCL与汤姆逊的彩电及DVD业务，一举成为全球最大的电视机生产基地。
3.2004年一鸣惊人
10月28日，上汽集团击败竞争对手中国蓝星集团与韩国双龙汽车公司，获得双龙汽车公司股权买卖协议。根据协议，上汽集团收购双龙汽车48.9%的股份，总值则超过40亿人民币，从而使上汽集团成为双龙汽车的第一大股东。
12月8日，联想集团宣布以6.5亿美元现金及价值6亿美元股票（总价值约100亿人民币）收购IBM包括Think品牌在内的PC业务（个人电脑事业部）。收购完成后，IBM持有18.5%的联想集团股份，而联想控股将在联想集团中占有45%左右的股份。这个一鸣惊人的收购行动，影响之大而被视为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开创性突破。
4.2005年高歌猛进
2005年，日趋成熟的并购环境激发起中国企业在并购市场上的巨大热情，在国际企业并购市场上中国企业继续高歌猛进，几起重大的并购行动再度引起全球关注。
6月23日，中海油向美国优尼科公司发出收购要约，收购总额为185亿美元，并承担优尼科约16亿美元的所有债务。但最终中海油于8月2日退出竞购，撤回其对优尼科公司的收购要约。此前海尔集团于6月下旬以12.8亿美元竞购美国美泰克公司亦未获成功。此后华为以6.82亿英镑竞购英国马尼可通信技术公司也功亏一篑。
7月22日，南京汽车集团以5000万英镑及无附加条件的方式成功竞购了英国“百年老厂”罗孚汽车公司及其发动机生产分部。
8月10日，阿里巴巴收购雅虎中国全部资产，同时获得雅虎10亿美元投资，并享有雅虎品牌在中国的无限期使用权。雅虎在阿里巴巴的经济利益是40%，拥有35%的投票权。
9月，中石油和中石化共同组成的中国石油投资集团以现金14.2亿美元收购加拿大石油公司在厄瓜多尔的石油资产和管道资产。
10月26日，中石油通过其全资子公司中油国际以每股55美元共计41.8亿美元100%收购哈萨克斯坦PK石油公司。
11月14日，海南航空集团收购香港中富航空60%股权，由此成为内地第一个拥有香港基地的航空公司。
5.2006年再接再厉
进入2006年，我国企业在跨国并购市场上再接再厉，大型对外直接投资主要以并购方式进行，总额达到47.4亿美元，占对外直接投资总量的26.9%。其中，中石化投资36.1亿美元收购俄罗斯乌德穆尔特石油公司，中俄油气合作取得重大突破。中海油又有大手笔，斥资22.68亿美元收购尼日利亚130号海上石油开采许可证所持有的45%的工作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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