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贵阳市到处在挖地下防空洞,他被派去扛水泥柱。一根近百公斤,两个人扛,那一头人家都放了,这一头他还在肩膀上压着,造成尾椎骨折。当时只知道痛,没去检查,还去工地上出死力气,以至于现在都留着病根。
出完外面的工,回到所里。被派去猪场劳动,每天打猪草,起猪粪。一天,回到家,他摇摇晃晃,连提脚的力气都没有了,妻子一摸,额头上发烫,像刚搁了热水袋,眼睛也红得吓人。邓筱兰赶快带丈夫去市里医院,一化验,指标高高在上,转氨酶已达到四百多,急性黄疸性肝炎!请求让丈夫住院,否则他回所里还得去劳动,开起批斗会也还得去。那时候白衣天使也是战士,革命警惕性很高,医生不同意住院。她只好带丈夫回来,在家里休息了半天。
次日,他还要去猪场劳动。看看手里的体温表,发烧到了39度,她想他再去劳动,弄不好人就死了。她什么都不管不顾了,从此将丈夫关在家里,天天保证他喝牛奶,吃鸡蛋。丈夫难咽下窝窝头,贵阳当时的供应却是百分之三十的大米,百分之三十的面粉,剩下的都是苞谷。除了保证每天给他蒸一小碗米饭,她又清早四点钟起来,背着苞谷袋,去离市区几站路的一个有水磨的小镇上,将苞米粒磨成面,有点面他能喝些棒子面粥,或者拌在面粉里为他烙点饼……
肝炎刚刚过去,又催欧阳下乡锻炼。因为远在新疆,他没有参加1964年的“四清”运动,领导觉得他还必须补上这一课。
邓筱兰跑到领导那里说:要不,我替欧阳去吧,他真的不能去,你们不拿他当回事,我们家可把他当作顶梁柱,上有老,下有小,全靠他了!
结果,欧阳自远没有走。医务室的工作特别忙,也没有让邓筱兰走。
科研工作做不成了,有人做起了木匠活,有人开出一小块菜地,有人养起了鸡鸭。大院门口仍挂着一块偌大的牌子“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让人多少有“旧日王谢堂前燕,飞人寻常百姓家”的感慨。
邓筱兰买来一台缝纫机,她教丈夫缝制衣服,有几天丈夫的积极性也很高,把一些旧衣服改造成了时下两个孩子就能穿的新衣服。妻子心中不禁暗喜:真的不要“臭老九”了,咱们回老家当裁缝去……
他的心头有些悲哀,又有些满足。现在他有时间看书了,除了核爆炸、陨石方面的书,他还把1959年苏联开始探测月球以来的俄、英文资料,凡所里能找到的,他都悄悄地弄来看了一遍。
有时,欧阳一边机械地掸去那些早已无人问津的书和资料上的尘灰,一边目光也有些呆呆的,像死鱼的眼睛。
从北京不断传来“打倒刘少奇”、“揪斗彭德怀”的亢奋声浪,贵阳这个山城也弥漫起火药味,四川、贵州的三线工厂里坦克、大炮都上了街……反观之下,倒是地化所的生活区显得相对安静:隔几天就可以摘一茬鲜绿的菜地,每天早上几乎都有在鸡笼鸭舍里摸起一两个蛋的欣喜,还有那些打出来角是角、棱是棱的家具,极大地激发了前科技人员们的创造欲……
这一切,都让他感到,此时的中国,已被整个打包,装进了一个头角峥嵘、皮相暴戾、血相乖张的巨大怪物里。陨石与这个国家无关,月球与这个国家无关。
中国与月球的距离,还是与“嫦娥奔月”一类神话的距离。
他总会长长地叹出一口郁气,又埋下头来,看那些令他兴味无穷的文字。
他的目光一下打进了灵光,恍若白日里晒蔫了的花草,触摸到了一片湿漉漉的夜雾。他坚信,探月的天途既然已经架设,人类登月的时刻就不会太远。
好在中国念兹在兹“反帝反修”。
1967年冬,欧阳自远和他的“219”小组,又一次突然从地化所“蒸发”了。他们被安排在北京通县一个偏僻而又安全的地方,继续从事地下核试验的有关准备工作。
翌年,一行人再次来到了南疆的马兰基地。
解放军的施工部队已开进场区。第一次地下核试验,属于平洞式地下核试验,在山体内打进一个很长的坑道,中心放入原子弹再封洞爆炸。按照“219”小组的方案,坑道末端拐了几个弯,成鱼钩状,为的是中心爆炸后坑道自动堵死,杜绝放射性物质的泄漏。
1969年春夏之交,苏联在中国北部边境之外陈兵百万,双方不断发生大大小小的摩擦,最严重的一次,是发生在这年冬天的“珍宝岛事件”。
早在三年前的1966年8月,如螃蟹一样骄横地走在北京大街上的老红卫兵们就喊出:要将五星红旗插到华盛顿、莫斯科!三年后,苏联高层也有些“鹰派”人物极力主张趁中国正在内乱之机,对中国实行先发制人式的突然袭击,其中包括动用核武器,以一举摧毁刚刚建起的中国核能力。
中苏两国总理已定于当年9月间就关于维持边界现状问题举行会晤。中国高层显然担心这是苏联为发动侵华战争而放出的烟幕。一个有说服力的根据是,在毛泽东的提议下,中央决定在中苏谈判展开之前,将大部分中央一级领导人疏散到南方各地。毛泽东本人去了武汉。
1969年9月23日0点15分。
离核爆心几十公里的指挥部里,欧阳自远提心吊胆,借助望远镜,紧紧地盯着在那座试验山顶矗起的十字架。0点14分40秒,主控站操作员按下了电钮,10秒钟后,整个系统进入了自控状态,计数器倒计时开始,当它从10倒转到0时,按事先的设计,原子弹自动爆炸。
没有火球凌空,没有升腾的蘑菇云,只看到十字架蹦上天空,又掉下来。
刹那间,好像整座山在往上抬,倏然又落下来,仿佛它是一个忠实的恋人,与肚皮里的原子弹定了一个生在一起死也不离的契约。
同时,脚下的大地在惊悸,随之,从地心深处,传来一阵闷雷般的响声和哗啦啦的石头坍塌声。
欧阳自远悬着的心放下了。山没有掀顶,山也没有裂开,只是山体外围出现大面积滑坡,这说明原子弹的威力超过了人们原先的估计。
一年后,部队从地下核试验爆炸区的地面向爆心打钻取样。
两年后,重新开挖平洞至爆心位置,欧阳自远得以进入爆心。核爆炸的能量还没有散尽,洞里还很闷热,仿佛走进了一个抽象派的画廊,洞壁上到处挂着惊红骇绿,焦黄惨白,或彪悍粗犷,或形态诡异,所有的岩石都变成了带状的岩浆。他感到自己像钻人了已冷却的火山口一样。
取样化验结果,原定的各项指标都已达到。对于附近的孔雀河,他更有自信,保证一百年内河水也不会污染。至今,孔雀河还是那里人们生活用水的主要来源。
在近十年的核试验及其有关的研究工作中,欧阳自远撰写并提交了《地下核试验地质效应总结》等二十余篇研究报告和学术论文,为世界上第一次在石灰岩介质中进行地下核试验的可行性、科学性、工程设计和安全防护措施,以及爆后的地质效应提供了科学依据。
“219”小组的研究成果,为中国核工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促进了我国核地球化学、实验地球化学、非平衡热力学等学科的研究工作。“文革”结束后的1978年,邓小平说了一句:科学也是生产力,这只是几千年前古人说过的“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一句话的翻版,很快就被郭沫若先生赞叹为“科学的春天到了!”在当年举行的全国科学大会和中国科学院的表彰会上,《地下核试验地质效应综合研究》获国家重大科技成果奖。
参加国家首次地下核试验的工作,也为欧阳自远积累了很多在一般条件下难以积累到的经验,比如,怎样区分什么是核爆炸玻璃,什么是火山玻璃,什么是天然玻璃,或者陨石玻璃。还有对撞击的理解,其实,天体的撞击过程与核爆炸的进程相似,都是高温高压下的冲击。
随着对太空深入地研究,他日后能有恢弘的想象力,描绘几千万年前小天体如何撞击地球,由地下核试验而来的经验便使他在这方面大获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