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必亲眼目睹1989年11月柏林墙的倾塌，早在1983年，一个过境的外国人就可能产生某种日后日趋清晰的预感——
民主是会大面积传染的，尤其在同一种语言区，传播速度将会更加惊人。而对自由的向往，则具有即使撞了南墙也不回头的力量。
埃里希·昂纳克的感觉还比不上东德境内的一个匆匆过客。
总喜欢以党和国家的名义、实际上是自己给自己授一大堆勋章的他，已经失去对世界的变化和对东德体制内一系列严重弊病的评估能力。
1987年5月，是柏林建市七百五十周年纪念。为纪念这个日子，举办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高科技领域所取得的成就的展览。此前，身兼德国统一社会党第一书记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的昂纳克，指示布展人员：搞这个展览就是冲着苏联改革来的——瞧我们的：“你们在搞乱七八糟的民主化，而我们却在搞技术进步。”
1988年底，昂纳克仍热衷于冠冕堂皇、实际上却空洞无物的话语：从本国实际出发，建设民主德国色彩的社会主义，在坚持马列主义领导、工农政权和公有制为主体的原则下，对社会主义进行革新。
他害怕“改革”这两个字，恍若它们是一颗定时炸弹上的引信。而他的“革新”，只像是在自己的皮带上伸缩两个孔而已。
次年10月，民主德国四十周年国庆，举行了盛大的火炬游行。参加游行的人都是事先经过仔细筛选的，基本上都是自由德国青年联盟的积极分子，德国统一社会党的青年党员，和与党的关系比较接近的其他党和社会组织的年轻成员。这支以年轻人为主的游行队伍里，出现了大量写有“改革！”两字的标语牌。在经过观礼台前时，许多人望着观礼台上的戈尔巴乔夫喊：“戈尔巴乔夫！帮帮我们！”
昂纳克当时有些神志恍惚，像是站不住了。可不到凌晨，他就在有国家安全部部长参加的一个紧急会议上，咬牙切齿说：这后面一定有西方敌对势力操纵！
有一个西方谚语，说的是断了一个马蹄钉，绊倒了马，又摔伤了将军，导致输掉了战争，最后亡了国家。这个国家当然不是因为一个马蹄钉亡的，而是国家的内部危机已经处在超临界状态，马蹄钉的断裂只是引起坍塌的最后一粒沙而已。
仅仅一个月后——11月9日，东德的“马蹄钉”——柏林墙断裂了。
再一个月后，出生于萨尔地区一个煤矿工人家庭、党证号码是A0000001的昂纳克，被自己的党开除出党。
1990年10月，统一后的德国政府组织专门小组调查昂纳克涉嫌于1961—1989年间两百名东德人越境被打死事件。
次年3月13日，昂纳克被秘密送去苏联。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政府接受德方要求，宣布驱逐昂纳克出境。1992年被引渡回国受审，但因患癌症，获准前往智利投靠女儿和女婿生活。两年后，病死在异国他乡。
昂纳克给德国人留下的最后印象是，他在法庭上发表长篇讲话，强调民主德国存在的合理性及其光辉成就，并在狱中宣布加入新成立的德国共产党。
这期间，已担任地球化学所所长的欧阳自远，还访问了社会已日见动荡、经济生活陷于困窘的苏联。当时，中国科学家的工资并不高，连同出访补贴，不过每月合一百多美元，可因为卢布贬值厉害，几个美元就可在高级饭店里吃一顿大餐，在苏联同行们看来，中国同行们已经是富翁了。
尽管如此，在苏联科学院，欧阳自远所接触到的科学家里，他们不卑不馁，不松不懈，保持着一贯的高度敬业精神；在待人接物上，其翩翩风度与素养，仍像是刚刚从托尔斯泰小说里走出来的绅士。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还寄希望于戈尔巴乔夫发动的这场改革。
然而，戈氏的这场改革，似乎就是为着印证坊间的一句话而来，即“不改革，等死；改革，则是找死”。
在他之前的勃列日涅夫时代，约有二十年。这个过于漫长的时代，用八个字可以概括：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整个社会成了一条被既得利益集团牵着的牛，牛到处找凉快地方卧下，懒洋洋地反刍，而这地方必定是旧体制盘根错节之处。臃肿得行动颇有些像北极熊的勃列日涅夫，也和昂纳克一样，坚持要用肚皮上的那根旧皮带，去捆住脚下已摇摇欲坠的江山……
一位叫G.Arbatov的美国苏联问题研究专家，对前苏联时期意识形态有这样一个观察，它的大意是：
苏联时期的意识形态将政治生活限定于极狭小的范围，它根本不适合于发现和分析变化着的社会现实，不适合于动员社会上的智能潜力与积极力量去解决出现的问题。大大小小的勃列日涅夫们，压倒一切的任务，就是坚定不移地抵制变动，不惜任何代价维持现状。因此，官方意识形态的这张巨网，就是要把各级国家机关、党组织、社会科学界、大众传媒……统统纳入其内，它的最高也是唯一的使命，就是将自己扮成一条美丽、光彩的花边，帮助掩盖日趋严重的问题，饰以稳定、成功和进步的假象。
无论在国际、国内，那种使人类分裂、思想禁锢、生命消耗、资源浪费、破坏自然的政治，即使咆哮、威武、稳固于一时，但总是走不下去的。
唯有对话与相互和解，包括与大自然和解，在一切人精神的解放是自身解放的前提下尊重人性，按满足多数人需要而不满足少数人贪婪的原则切割利益，才能保证人类社会和谐、持续性地发展。
法国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托克维尔（1805~1859）说过一句著名的话：日制度拒绝改革拖得越久，一旦开始改革就越危险。
曾经创造了短时期的高效率的民主德国，不可能不落下自己的帷幕，等着强大的邻居过来打扫这个破败不堪的剧场。
而前苏联，红星摘下克里姆林宫的日子，比起柏林墙的倒塌只是晚了两年。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前苏联的经济增长率只有1%—3%，一片横跨欧亚大陆、如此辽阔的国土上，已陷人粮食、肉类不能自给，人民贫穷、国力衰竭，工业出口总值还不如蕞尔小岛新加坡的艰难境地……最终，在戈尔巴乔夫提倡“新思维”的前苏联，也未能避免雪崩式的命运。
2004年，为考察月球研究情况及寻求这方面的合作，欧阳自远又一次去俄罗斯。
这一次，利用访问闲暇，欧阳自远几个人去议会看了看。在议会党团的办公室里，他们发现了“俄罗斯共产党”的牌子。大概是因为对前苏联的某种情结，他们走了进去，那天党的总书记久加诺夫不在，接待他们的是久加诺夫的助手。
在一间显得十分寒碜、装修还不如欧阳自远办公室的房间里，助手介绍了眼下俄共的情况：一、经济上没有钱，干什么事都力不从心。二、除了一些老头老太太，得不到俄国人民广泛的支持。三、尽管久加诺夫是副议长，但俄共在议会党团里说话不响，地位不稳……
从助手的一番话里，一方面，欧阳自远能感觉到，有着国字形脸膛、刀刻般的肌纹里写着坚毅的久加诺夫同志，大约和昂纳克一样，是至死也宣称忠贞于共产主义信仰的共产党人；
可另一方面，欧阳自远的印象是，现在俄罗斯共产党的前几把手，均是前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成员，虽十几年过去，可他们仍对有着八十多年历史，曾经为人类描绘了一幅壮丽的社会主义画卷的前苏联，一朝被人民与广大党员无情地抛弃，缺乏深刻的思索和严肃的交代。他们很大的兴趣和热情，只在议会党团间唇枪舌剑的角逐上，在国内现实政治的纵横捭阖上。
对于如何尽快提升人民的福祉，如何早日恢复俄罗斯世界一流大国的地位，他们还没有被他们斥责为“叛徒”的叶利钦、普京操心。他们最重要最急切的目标，似乎只有一个，那就是恢复他们过去拥有过的政治权力。
我估计，科学家们有时一定很难理解政治人物的想法。
倘若说，苍茫的天地之间，有一种难为政治所左右、难为意识形态所图解、更不会受权力所驱使的客观发展规律，那么，犹如游子扑向久别的母亲怀里，科学是比较天然地接近并效命于这个规律的了！
科学与宣称总像在寻找真理的政治一样，也要寻找真理。但它绝不满足被动地经验到的所谓世界的真相，它得通过大量仪器与无数的实验，亲近自然，抚摩自然，让自然吐露出更深一层的秘密。近代科学之父伽利略这样说：“大自然这部书是用数学文字写成的”，即可视为近代科学的总宣言。
虽然科技的发展并不必然意味着人类的进步，地球上任何一项重大的发明创造，如果没有与此相关的人们在心智理性与制度建设上相匹配地成长，那些可能沉睡于科技之中的罪恶最终会苏醒，并以前所未有的蛮力将人类推向更大规模的苦难，纳粹德国与军国主义的日本就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但总体上说，促进经济发展的是科技进步，演变社会形态的是经济力量，与此相比，政治、文化都得退居其后。
正是以蒸汽机、电力、电脑等为主要标志的三次新技术革命极大地推动了人类社会的进程；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科学技术使今天进入了——
一个电脑全球联网、资讯世界畅通，“天涯若比邻”的信息时代；
一个人们站在纽约、伦敦、东京或上海股票交易所电子显示牌前，可以看着同时发生在全球各大金融市场股票交易情况的闪烁数字时代；
一个美国人、或是越来越多的俄罗斯人与中国人，早晨可能用英国制的刀片刮脸，喝巴西产的咖啡，开德国制造的小汽车上班，在单位开启苹果牌电脑，使用微软公司软件，上GOOGLE查询资料，下班后和几个朋友吃韩国料理，再回家在日本制造的家庭影院里看一盘法国DVD的全球化时代……
没有健康的股市，就不会有优胜劣汰的市场机制，就不能将名义上的股东变成事实上的股东；
没有互联网，就可能屏蔽掉许多生活的真实层面，而且很难表达广泛的民意，并在此基础上产生具有现代意识的民众；
没有从空中到地下的愈来愈快速、方便的交通，就没有人流、物流、资金流最有效的配置，也很难有东西方文化彼此密切的调整与融和……
在科学技术面前，一个阶段的政治与意识形态，往往是瞬间放射光芒的流星，最壮观的也就是一场“吉林陨石雨”罢了，早晚总要改变，或者消失。而牛顿三定律、相对论、量子论等伟大的揭示，则会亘古如斯，永远长青。
其实，权力的拥有与失去，所带来的振振有词与极度焦虑，只是某些人、某个集团的问题，佛家禅宗有言：是心动，而不是幡动，它们大抵无关于天地、民族、百姓的宏旨。
在采访时，说到访问德国与前苏联、俄罗斯的情形，欧阳自远只是匆匆带过。
许是出于科学家的严谨，也出于他沉静如水的性格，他不会喜怒于色，但在他几声看似淡淡的喟叹里，我觉察出了那些日子里他心底的沉重，以及由这份沉重里，所折射出的一位中国科学家对于民族振兴、人类进步事业的责任感与使命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