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成功励志读《冰鉴》学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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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章 论恒态(1)

弱而不媚

疏懒而真诚

周旋而健举

皆能成器

原典

有弱态①,有狂态②,有疏懒态③,有周旋态④。飞鸟依人,情致婉转,此弱态也。不衫不履⑤,旁若无人,此狂态也。坐止自如⑥,问答随意,此疏懒态也。饰其中机⑦,不苟⑧言笑,察言观色,趋吉避凶,则周旋态也。皆根其情,不由矫枉⑨。弱而不媚,狂而不哗,疏懒而真诚,周旋而健举⑩,皆能成器;反之,败类也。大概亦得二三矣。

注释

①弱态:委婉柔弱情态。

②狂态:狂放不羁情态。“狂放”不同于“癫狂”,这一点不可忽视。

③疏懒态:指恃才傲物的怠慢懒散情态,而不是意志消沉、精神萎靡的怠惰慵懒情态。

④周旋态:指智者所工于交际和善于折中的情态,其中有智有谋,因而迹近阴险。

⑤不衫不履:指衣着不整,不修边幅的样子。

⑥坐止自如:即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想怎么做就怎么做,随心所欲。

⑦中机:即心机。

⑧苟:不仔细,不严肃。

⑨皆根其情,不由矫枉:根,根源于,来自于。情,这里指内心的真情;不由,不任人随意如何如何。枉,弯曲。矫枉,即故意做作。

⑩健举:指柔中带刚,强干豪雄。

大概亦得二三矣:大概,大略,指以上四种情态的大致情形;二三,二三成,意指能看出一些苗头。

译文大意

常见的恒态有以下四种:委婉柔弱的弱态,狂放不羁的狂态,怠慢懒散的疏懒态,交际圆滑的周旋态。如小鸟依人,情致婉转,娇柔亲切,这就是弱态;衣衫不整,倒穿鞋袜,不修边幅,恃才傲物,目空一切,旁若无人,这就是狂态;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不分场合,不论忌宜,这就是疏懒态;把心机深深地掩藏起来,处处察言观色,事事趋吉避凶,与人接触圆滑周到,这就是周旋态。这些情态,都来自于内心的真情实性,不由人任意虚饰造作。委婉柔弱而不曲意谄媚,狂放不羁而不喧哗取闹,怠慢懒散却坦诚纯真,交际圆润却强干豪雄,日后都能成为有用之才;反之,即委婉柔弱又曲意谄媚,狂放不羁而又喧哗取闹,怠慢懒散却不坦诚纯真,交际圆滑却不强干豪雄,日后会沦为无用的废物。情态变化不定,难于准确把握,不过只要看到其大致情形,日后谁会成为有用之才,谁会沦为无用的废物,也能看出个二三成。

活学活用

隋态种种之——弱态

天生之弱态容易辨识,但生活中常见的弱态之人并非都是生来就弱,有些弱态是为了处世的需要,这种情况就需要细细推敲一番了。

有些人看上去一般平常,甚至还给人“窝囊”、不中用的弱者感觉,但这样的人并不可被轻视。有时候,越是这样的人,越是在胸中隐藏着高远的志向抱负,而他这种表面“无能”,正是他心高气不傲、富有忍耐力和讲策略的表现。这种人往往能高能低、能上能下,具有一般人所没有的远见卓识和深厚城府。

在中国古人的处世智慧里,要保全自己不受伤害和攻击,最好的办法是以退为进,隐于无形,即把自己放在一个弱小的位置上,不引人注意,自然不会遭小人妒忌陷害。这种弱态是古人处世智慧中一个很高的境界。曾国藩就很多次用这种办法来保护自己。

功高盖主,兔死狗烹。身为臣子的曾国藩深知身居高位的危险。曾国藩的一生中,屡获朝廷重任,对此,他除在一些家信中偶然表现出沾沾自喜外,更多的则是惕惧。如慈禧上台只十八天,便命曾国藩于钦差大臣、两江总督之外,统辖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四省军务,所有四省巡抚、提督以下各官,均归节制,同时,曾国荃也以记名按察使“赏给头品顶戴”。

对于这种殊遇,曾国藩的感情是复杂而矛盾的。一方面,他感恩图报,然而曾国藩并没有“遂尽介然分,拂衣归田里”,而仍然在调兵遣将,用尽心机,日夜盘算着围攻天京的“大业”。他一只眼盯着太平军,另一只眼又不得不紧盯着满清朝廷。于是,他于十一月二十五日上疏说:“臣自受任两江以来,徽州失守,祁门被困”,并且“受命年余,尚无一兵一卒达于苏境,是臣于皖则无功可叙,于功侧负疚良深”,“至于安庆之克,悉赖鄂军之功,胡林翼筹画于前,多隆阿苦战于后,并非臣所能为力”。他把自己无功受禄数落了一顿之后,又把攻克安庆之功,完全算在满人多隆阿身上,而绝不提曾国荃,这实在是用心良苦。接着他又说,左宗棠“其才可独当一面”,朝廷可令他督办浙江全省军务,自己则“无庸兼统浙省”。他这一奏请,一方面固然是信赖左宗棠,而自己“遥制浙军,尚隔越千里之外”,确有困难,另一方面也是对朝廷中新当权者的态度的一次试探。慈禧等人当然也看透了曾国藩的心计,在十二月十四日的上谕中,令他对节制浙江军务一了,“毋再固辞”,并且说他“谦卑逊顺,具见悃忱真挚,有古大臣之风”,着实把他赞扬了一通。

自然,这并不能使曾国藩放下伴君如伴虎的那颗悬悬之心。因此刚过了春节,他又于同治元年正月初十日上疏再辞节制四省军务之命。他在奏折中写道:“所以不愿节制四省,再三渎陈者,实因大乱未平,用兵至十余省之多,诸道出师人将帅联翩,臣一人权位太重,恐开斯世争权竞势之风,兼防他日外重内轻之渐。”他摆出一副悲天悯世的架势,以防止外重内轻的议论来消除朝廷的疑虑。其实,自咸丰军兴以来,团练四起,权在督抚,清代早已形成外重内轻的局面,而湘军在当时尤有举足轻重之势。这点,朝廷清楚,曾国藩更加清楚,只是薄薄的窗纸无需捅破,因为一方要利用另一方镇压太平天国,另一方则要利用对方的威势来保护“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整个地主阶级的利益,并为自己谋求进身求利之阶。正月二十三日的上谕说:“当此,江浙军务吃紧”之际,“若非曾国藩之悃忱真挚,亦岂能轻假事权?”甚至加封曾国藩为协办大学士。

但是,谨小慎微的曾国藩并没有因为朝廷的这么几句评语而放松对清廷态度的时时观察。天京城破以后,曾氏兄弟的威望更是如日中天,达于极盛。曾国藩不但头衔一大堆,且实际上指挥着三十多万人的湘军,还节制着李鸿章麾下的淮军和左宗棠麾下的楚军;除直接统治两江的辖地,即江苏、安徽、江西三省之外,同时节制浙江、湖南、湖北、福建,以至两广、四川等省也都在湘军将领控制之下;湘军水师游弋于长江上下,掌握着整个长江水面。满清王朝的半壁江山已落入他的股掌之中。他还控制着赣、皖等省的厘金和几省的协饷。凡曾国藩所举荐者,或道府,或提镇,朝廷无不如奏除授。曾国藩,真可谓位贵三公,权倾朝野,举手投足之间可山摇地动。

在这样的时刻,这样的境地,曾国藩今后的政治走向如何,各方面都在为他猜测、设想、谋划。的清王朝自然不容高床之下有虎豹鼾睡,只是一时尚忍容未发;不断有来自权贵的忌刻怨尤,飞短流长,也是意中之事;自然还有一批利禄之徒,极力怂恿曾国藩更创大举,另立新帝,以便自己分得一匙羹汁。何去何从的问题,当然也早在谙熟历史的曾国藩的思虑之中了。

他的办法,一是叫攻克金陵的“首功之臣”,统有五万嫡系部队、被清廷斥为“骤胜而骄”,且有“老饕之名”的老九曾国荃挂冠归里。他说:“弟回籍之折,余斟酌再三,非开缺不能回籍。平日则嫌其骤,功成身退,愈急愈好。”二是裁减湘军十二营,同时将赴援江西的江忠源、席宝田两部一万余人和鲍超、周宽世两部两万余人均拨给沈葆桢辖。这样,曾国荃所部仅只剩几千人了。三是奏请停解广东、江西、湖南等省的部分厘金至金陵大营,减少自己的利权。纵观三条,都是曾国藩的“韬晦”之计。他在金陵攻克前还“拟于新年(同治二年)疏辞钦差、江督两席,以散秩专治军务,如昔年侍郎督军之象,权位稍分,指摘较少”。

尽管日后曾国藩没有疏辞钦差大臣和两江总督,可上述三条措施,正中清朝廷的下怀,使清朝廷骤减尾大不掉之忧,因而立即获得批准。

曾国藩深知“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的道理,同时,经过自咸丰二年底开始的风风雨雨,他位已足够高,权已足够大,希望从此过着安稳舒心的日子。因而他才想着把权位退让些,责任减轻些,尽量远离风云叵测的政治漩涡。

曾国藩这种表面的“弱态”,是很高明的处世做事的手段。当拥有优势的地位时,这样做可以避免过于引人注目,而当处于劣势的时候,就更是一种对于自己的保护。

要求得发展,首先应该保全自己,自我保护是立足于世的第一步。然而从古至今,很多人都不懂得自我保护,尤其是一些位高权重、才华横溢、富可敌国之人,被自身耀眼的光芒所迷惑,没有意识到这正是祸害的起始。

纵观历史,看历代功臣,能够做到功盖天下而主不疑,位极人臣而众不妒,穷奢极欲而人不非,实在是少之又少。最重要的原因是他们不懂得示人以“弱”,不明白放低姿态才是自我保护的最佳途径。反之,深谙此道的人,不管位有多高,权有多重,周围有多少妒贤嫉能的人,都能在危机四伏的世界中为自己保留一席之地。

情态种种之——狂态

曾国藩与左宗棠之间的恩恩怨怨历来被世人称道。曾国藩为人拙诚,语言迟讷,而左宗棠恃才傲物,属于典型的“狂态”。

左宗棠自称“今亮”,语言尖锐,锋芒毕露。左宗棠屡试不中,科场失意。咸丰二年(1852),已四十一岁,才由一个乡村塾师佐于湖南巡抚张亮基。咸丰四年(1854)三月又入湖南巡抚骆秉章幕,共达六年之久。曾、左虽非同僚,却同在湖南,常有龃龉。

左宗棠颇有识略,又好直言不讳。咸丰四年(1854)四月,曾国藩初次出兵,败于靖港,投水自尽未遂,回到省城,垂头丧气,左宗棠“从城中出来,到船上探望曾国藩,见他气如游丝,责备他说国事并未到不可收拾地步,速死是不义之举。曾国藩怒目而视,不发一言”。咸丰七年(1857)二月,曾国藩在江西瑞州营中闻父丧,马上返乡。左宗棠觉得他不待君命,舍军奔丧,实在不应该的,湖南官绅也哗然应和,这使曾国藩颇失物望。第二年,曾国藩奉命率师援浙,路过长沙时,特登门拜访,并集“敬胜怠,义胜欲;知其雄,守其雌”十二字为联,求左宗棠篆书,表示谦仰之意,使两人一度紧张的关系趋向缓和。

咸丰六年(1856)正月,曾国藩奏左宗棠接济军饷有功,因而,命左宗棠以兵部郎中用。左宗棠性情刚直,得罪了不少人,在湖南“久专军事,忌者尤众”,于是碰上了樊燮。樊燮乃永州镇总兵,此人私役兵弁,挪用公款。左宗棠为巡抚骆秉章代拟奏折,劾请将樊燮撤职查办。谁知樊燮受人唆使,向湖广总督官文反告左宗棠。这位满人官文较为迂腐,竟将这案;产报到朝廷,朝廷因命考官钱宝青审讯,传左宗棠到武昌对簿。咸丰帝甚至密令官文,“如左宗棠有不法情事,可即就地正法”。此事,京城内外闻之者莫不震惊。骆秉章与湖北巡抚胡林翼均上疏力辩其诬。胡林翼的奏折中且有“名满天下,谤亦随之”的话。京中官员如侍读学士潘祖荫,与左素不相识,也上疏痛陈“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官文似不可“引绳批根”。在这种情况下,咸丰帝才有“弃瑕录用”的旨意,肃顺也趁机以“人才难得”进言。官文接旨后,才不再催左宗棠对簿,草草了结此案。

很多事实都可以证明,如左宗棠般狂傲者多半都会受到挫折和打击,这种狂态不值一学。

通俗地讲,在现实生活中所谓的“狂态”,就是指一个人骄傲专横,傲慢无礼,自尊自大,好自夸,自以为是。在现实生活中这样的人还是常能看到的。具有骄矜之气的人,大多自以为能力很强,做事比别人强,瞧不起他人。因骄傲,则常常听不进去别人的意见;因为自大,则做事专横,轻视有才能的人,看不到别人的长处。

《劝忍百箴》中对于狂傲这个问题这样说:金玉满堂,无人能够把守住。富贵而骄奢,便会自食其果。国君对人傲慢会失去政权,大夫对人傲慢会失去领地。魏文侯接受了田方子的教诲,不敢以富贵自高自大。骄傲自夸,是出现恶果的先兆,而过于骄奢注定要灭亡。人们若不听先哲的话,后果将会如何呢?贾思伯平易近人,礼贤下上,客人不理解其谦虚的原因。思伯答了四字:骄至便衰。这句话让人回味无穷。

的确是这样。现代人最大的问题,就是狂傲之气盛行。骄横自大的人,不肯屈就于人,不能对他忍让人。做领导的过于骄横,则不可能很好地指挥下属;做下属的太骄傲,则不会服从领导;做儿子的过于骄矜,眼里就没有父母,自然不会孝顺。

狂傲的对立面是谦恭、礼让。要忍耐狂傲之态,必须是不居功自傲,自我约束。常常考虑到自己的问题和错误,虚心地向他人请教学习。

当然,虚心不是表面上的恭敬而是发自内心地认识到狷狂之害,表现出发自内心的谦恭。自我克制,明进退,往往能看到自己不如别人的地方,虚心接受别人的批评指正,虚以处己,以礼待人,不自是,不屈功,择善而从,自反自省,忍狂制傲。这样的人才值得称道和重用,日后也必有大器可成。

情态种种之——疏懒态

中国人目古以釆郡把面子看得很重,那些“坐止自如,问答随意”不顾别人面子的“疏懒态”之人,肯定是处处吃亏。

明太祖朱元璋出身贫寒,当了皇帝后,昔日的穷哥们儿自然少不了到京城找他。这些人自以为朱元璋会看在昔日的情分上,给他们封个一官半职,哪知朱元璋最忌讳别人揭他的老底,以为那样会有失面子,更损自己的威信,因此对来访者大都拒而不见。

因此在待人处世中,必须注意要给别人留足面子,这也就是很多待人处世高手不轻易在公开场合批评别人的原因,宁可送高帽子,也不能戳到别人的痛处,让对方丢了面子。而且,若你照顾到了对方的面子,对方也会给你面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会因此而更加和谐。

那么,对于那些被“疏懒态”所困的人,在待人处世中,如何才能顾及别人的面子,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面子问题”呢?

第一,要善于择善弃恶。在待人处世中要多夸别人的优点,尽量回避对方的缺点和错误,“好汉不提当年勇”,谁都不愿意提及自己不光彩的一页呢。尤其是若有人拿这些不光彩的问题来作文章,就等于在伤口上撤盐,不管谁都是无法忍受的。

有一位年轻姑娘长得很胖,吃了不少减肥药也不见效,心里十分苦恼,也最怕有人说她胖。有一天,她的同事小张对她说:“你吃了什么呀,像气儿吹似的,才几天工夫,又胖了一圈儿。”胖姑娘立刻大发雷霆,“我胖管你什么了?不吃你,不喝你,真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小张不由闹了个大红脸。在这里,小张明知对方的短处,却还要把话题往上赶,自然就犯了对方的忌讳,不找麻烦才怪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