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海程自述：
我这个人有些争强好胜，既然当了宣传部长，就想干出名堂。于是上任伊始，我就开始抓三支队伍，一是新闻队伍，二是理论队伍，三是文艺队伍。这三支队伍中我着力最多的就是后两支队伍。理论上3时正争论姓社姓资问题，文队伍正是积重难返事情多多的时候，它较之新闻队伍要难处理得多，因此我对文艺队伍抓得紧一些。
这样，我就有机会目睹南阳作家群的诞生、发展和形成三个阶段……
南阳作家群不仅在河南省，就是在全国，也是一个奇特的文化现象。在这个不大的南阳盆地里，竟有诸如二月河、周大新、田中禾、周同宾、乔典运、廖华歌等在全国颇有影响的作家。然而，走近南阳作家群，就会发现他们的背后存在着刘海程这样的支撑体，他们用自己的政策水平和甘为人梯的精神让作家们高些再高些，在最高处放飞理想，为国家和民族奉献纯美健康的文学精品……
谈起作家，也曾有过文学梦的刘海程感慨良多。他说，一个领导干部最重要的一条是要做到对作家公正客观评价。作家不同于说唱艺术，不同于表演艺术，说过唱过演过，大风过去了无印痕。而作家的作品必须直面现实，有自己的思考，有独到的叙事艺术和能力。但是，因为空口无凭，立字为证的原因，作家白纸黑字写的东西又都可以成为厅堂公证授人以柄，这又是极其危险的职业。不幸的是，大部分作家毕其生都在花费大量精力去创作，没有时间去进行交际，况且又是个体劳动者，极易受到伤害。这是个精神领域的强势人群，却又是现实生活的弱势群体，这一点必须明了。因此，我们要求作家一要出好的作品，二是出了问题不能一棍子打死。作为作家，不要闭着右眼看领导，作为领导，不要闭着眼睛看作家。双方都要睁着双眼看对方，并且要全身心含情脉脉……1988年、1989年期间，《南阳日报》连载了南阳作家行者（秦俊）和王遂河写的《别庭芳传奇》，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反响，赞成者和反对者各执一词，形成壁垒森严的两大阵营，把刘海程一下推到了风121浪尖上，倘若处理不当，头上的乌纱帽说不定就会为此而掉。
别庭芳是南阳近代历史人物。有关他的话题还得从头说起。1985年左右，胡耀邦同志来南阳视察。来之前，他先去了陕西商洛地区，视察完又从商洛到南阳。在南阳期间，胡耀邦同志饶一个是地方志办公室的主任，一个是文联主席，他们都是共产党员，没有理由说他们不和党同心同德。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还要防止左的一面，而极左的危害往往给我们的损失更大。我们应该保护作家的创作热情和探索精神，给他们以宽松的环境，创造稳定的心态，给他们以可靠的支持。正是基于这些缜密的考虑，刘海程决定把这件事拿到部长办公会议上去研究定夺，以期获得党组成员的支持，让大家共同参与关心作家的行动。
刘海程的建议获得了时任副部长兼文联党组书记孙泉砀等人的坚定支持。
办公会议研究决定：该作品并没有美化历史人物，没有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因此不宜停止连载……
连载风波得到了很好的解决。
两作者在文联会议上感激地说：感谢领导在关键的时候给予我们关键的支持……
也许外乡人不会注意这个故事，但因其发生在南阳而备受当地作家的关注。此时正是二月河、乔典运、周同宾、田中禾等一批作家创作最力的时候，倘若稍微疏忽，就会极大地影响他们的创作，因此也许就没有以后南阳作家创作上的繁荣……
孙泉砀在大学原是学哲学的，没想到参加工作后却干上了文艺这一行。从1984年到1989年期间，他时任地委宣传部副部长兼文联党组书记，因此，南阳作家群的生长和他不无关系，就领导作用而言，南阳作家之所以异军突起，军功章至少有他的一半。
谈起当年南阳作家群，孙泉砀不无感慨。孙泉砀自述：
我是1984年——1986年期间当文联主席的。我原来是在宣传部秘书科，当时领导是为了解决我的职务问题，说兼文联主席可以解决正处，于是我就当了副部长兼文联主席。我原本是搞理论研究，搞教育出身的，来文联是误入白虎堂，但是我能将计就计，因为在这期间，我确实喜欢上了文学艺术创作，并交了许多作家和艺术家朋友。特别是刘海程到宣传部以后，他也特别喜爱文艺事业，喜欢文学，于是我们就凑到一起了。俗话说，一个好汉三个帮，尤其是搭台子唱大戏，没有几根柱子不行，于是我们几个自愿凑成了柱子，搭成一个台子。但是唱戏的主角是作家，他们是在舞台上的，我们是在他们的脚下边。你看过农村唱戏搭台子吧，下边有许多桩子，搭上木板。我们就是那台下的柱子和桩子，没有这埋在土里的桩子戏台就搭不起来，没有这戏台就唱不起来。当了这么多年的文联领导，我的体会是，一个领导，首要的是要学会搭台子，不能拆台子。你就是一根木桩子，半截埋在土里边，肩上还得让人踩。你把戏台搭得越高，戏就唱得越红，说明你的工作越成功。
南阳是人文荟萃之地，文化积淀丰厚。文学豫军中，宛（南阳）一直是重镇。但是80年代初，宛军刚从文革硝烟里钻出来，可以说队形不整、衣衫褴褛、伤痕累累、混乱不堪。当时乔典运是老右派，文革中被打成反革命，漏网地主，一天到晚心惊胆战。田中禾（张其华）是右派，运动中被揪来揪去，周同宾在文革中当过教育局革委会主任，这时被说成造反派，有朝不保夕的感觉，凌解放（二月河）是小市宣传科副科长，刚从部队转业回来不适应，郁郁不得志的样子等等等等，作家们根本坐不到一块儿，勉强在一起也是互相攻讦，说三道四。记得我到文联后第一个会议是1984年11月份召开的文学理论研讨会，因为开不起来，于是就把会标改为南阳地区文艺界大团结工作会议，会上我讲了团结的重要性，说团结才出作品，团结才有力量，团结才能保持宛军的光荣。会上，大家有所触动。根据当时的情势，文联党组提出对几个创作成绩突出的作家加以政治上的保护、解决生活的实际困难。比如把乔典运提为作协副主席，把周同宾、田中禾都树起来，以组织的名义给他们一个说法，一个政治待遇，不要再从枝节题上干扰他们。由于这个风气一开，大伙一看认真创作扎实工作有诸多好处，说三道四唧唧咕咕没有益处，于是大伙儿一下子就团结了。从此，宛军的队形基本就整齐了，向上走的趋势就显露出来了。
刘海程爱和作家交朋友。这种交朋友完全是平等的、同志式的，不是那种居高临下施舍似的。他说，作家大都是敏感而又有丰富情感的人，他们不需要假模假式的恩赐，他们需要真诚的交流。一个领导干部，只有了解他们，了解他们的苦衷，尊重他们的劳动，真正关心爱护他们才能获得他们的信任。在他们的倡导下，南阳地区所属各县市都成立了作家沙龙，各县轮流做东，邀请本县或部分外县作家，每期一个议题，围绕文学创作进行探讨。刘海程、孙泉砀的身影经常在沙龙里出现，很少缺席。他们把作家沙龙当做一个探究隐秘内心的窗口，这是一个悬念丛生充满智慧的窗口，也是心事浩渺心忧天下的窗口，他们能及时了解作家的心音，掌握思想脉搏，以便及时引导疏通他人，或者调整矫正自己。
这是一个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的经典范例。
刘海程说，一切工作都要从风乍起始，不能动不动就盖棺论定，一些领导干部平时不与作家沟通，一出问题就乱扣帽子，这不是共产党的作风。共产党应该把大批的作家往怀里拢，不应该把大批的作家往外推。简单化或者复杂化、表面化都会给党的文艺事业带来危害。勇章印是南阳仪表厂的工人，曾多次在本市内外文孙泉砀滔滔不绝地向领导汇报这批作家的丰功伟绩，以期领导垂爱。哪知领导想了想，仍掏出钢笔。
刚要签，孙泉砀伸手拦住了他，说，我早给领导准备好了。说着，拿出那枝削得尖尖的铅笔。
领导哈哈一笑，说，这枝铅笔留下吧，下次文联再报名单时我再用。说完一挥而就。就这样，南阳地区省级以上的作家全部解决了农转非。南阳作家群有个特点，除了少数作家如田中禾、周同宾、马本德受过高等教育外，其余大都是初、高中毕业，以这样的学历，很难在职称评定时拔得头筹，获得较公正的待遇。因为这些作家虽然学历不高（如乔典运.二月河等人），但创作却获得广大读者的认可，可谓名满天下。如何恰当解决，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问题。孙泉砀单刀赴会，利用自己职称改革小组副组长的身份，替每个作家据理力争。职称评定下来，竞一次评出9名正高或副高级别的作家，全省总共才17名，南阳竟占了二分之一。
消息传到郑州，当时的省文联主席南丁先生特意请孙泉砀吃饭，夸他为南阳作家办了件大好事。
南阳作家一下子兵强马壮，首先在气势上占了先声。一次沙龙会上，刘海程随口问道：怎么没见章印？大伙都说是呀，怎么没见勇章印？
刘海程问：他的农转非问题解决了没有？大伙又说不清楚，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