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主主义文化与社会主义文化（改造）的历史承续
一、新中国的文化前进方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同时也就为新民主主义文化成为国家的主体文化提供了合法性政治保障。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方略在政策实施上有了国家力量的有效保证。中国共产党从一个主要从事革命活动的非执政党转变为领导新社会建设的执政党，这对推进中国社会的进一步现代化和文化改造提供了更多的国家和社会资源。
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坚持了历史性与价值性的统一，那就是人类解放的共产主义理想、社会主义文化的前进方向与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现实历史任务的有机统一。正如毛泽东在新中国建立前向全党一再提出的：
“当作国民文化的方针来说，居于指导地位的是共产主义的思想，并且我们应当努力在工人阶级中宣传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并适当地有步骤地用社会主义教育农民及其他群众。但整个的国民文化，现在也还不是社会主义的。”“就国民文化领域来说，如果以为现在的整个国民文化就是或应该是社会主义的国民文化，这是不对的。这是把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宣传，当作了当前行动纲领的实践；把用共产主义的立场和方法去观察问题、研究学问、处理工作、训练干部，当作了中国民主革命阶段上整个的国民教育和国民文化的方针。？？我们既应把对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的宣传，同对新民主主义的行动纲领的实践区别开来；又应把作为观察问题、研究学问、处理工作、训练干部的共产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同作为整个国民文化的新民主主义的方针区别开来。把二者混为一谈，无疑是很不适当的。”即在文化运动和政策上“把提高和普及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系起来”。
这样，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既坚守了共产主义的奋斗目标，又完成了首先推翻旧中国压在中国人民头上三座大山的任务，这就将共产主义作为一种理想社会与作为现实社会运动历史地、辩证地统一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
新中国建立后，推动文化改造进程的这一主题不但没有改变，而且更为突出，因为建立新社会必然要求为改造旧社会而实现价值系统的转变，以及为重建经济、政治、社会秩序而寻求新的文化价值资源。这是新中国文化重建的两大任务。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随着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确立，必将成为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文化价值的重建也意味着党的理想追求要落实到国家和社会的现实实践之中。与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发展相一致，民主革命的继续完成和社会主义改造相辅相成，具有同步性，从而赋予中国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和社会主义文化改造两种构建形态并存的特殊意义。
二、以人民大众为主体的文化改造与社会动员
基于新中国文化重建的两大任务和文化构建的两种形态，中国共产党清醒地认识到文化领域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必须继续深入展开，以人民大众为主体的文化改造的社会动员形式需要继续贯彻和实施。党在理论上、政策上和实践中必须坚持做到确立马克思主义主体文化地位与确立新中国人民大众文化主体地位的内在统一。
为此，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建立初开展了一系列思想文化教育和改造的实践活动。
首先，在全社会普遍开展了以社会发展史为主要内容的唯物史观的教育和学习运动，向广大人民群众主要是工农群众宣讲社会发展的规律，新中国代替旧中国、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必然性；揭露资本家和地主剥削、压迫工人、农民的秘密，揭示旧社会他们受罪受穷的原因。这一教育、学习运动，极大地普及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原理，提高了广大工农群众的思想觉悟，为新成立的人民共和国的经济、政治、社会秩序的稳定和新生政权基础的巩固，提供了强大的文化资源。
其次，对旧有文化教育事业进行了改革。旧中国的教育事业，基本上被帝国主义和官僚地主阶级所控制，并为他们的利益服务，具有浓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旧的学制、学科设置、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严重地脱离社会和生产的需要，有的甚至与新中国在政治、思想方向相对立，广大工农群众及其子女基本被剥夺受教育的权利，全国90％以上的人是文盲。具有悠久历史和丰富文化的中国，由于封建制度的长期统治和帝国主义的侵略、掠夺，在近代已沦为愚昧与落后的国家。
为了消灭愚昧与落后，新中国在百废待兴之机，充分关注文化教育。作为代行宪法的《共同纲领》明确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应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
并且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教育方法为理论与实际一致。人民政府应有计划有步骤地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据此精神，中央人民政府对旧有教育事业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改革旧的学制，发展工农教育，发展少数民族教育，对高等院校的院系进行调整，开展高等学校的课程改革等。以上改革的实施，从根本上改变了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教育制度，消除了帝国主义、封建买办势力在教育领域中的影响，使整个国家的教育机关和各级各类学校成为为人民服务、为新中国建设服务的力量，奠定了新中国教育事业的基础。这一改革，也促进了教育事业的发展，为提高中华民族的文化，为培养国家急需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人才，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对教育事业进行改革的同时，人民政府还对文化艺术、医药卫生等事业进行了有计划有步骤的整顿和改革。
第三，知识分子的学习和思想改造。知识分子是文化的主要载体，肩负着传承、播撒、创造文化的重任。但是由于新中国的二百多万知识分子，大多数由于长期生活在旧社会，不可避免地沾染一些旧的东西。新中国的成立，使他们政治上获得了解放，但建设新中国的任务，若在原有的旧思想支配下，就不能胜任。何况，有些思想与新中国、新文化是根本对立的。为此，知识分子进行重新学习和对一些思想进行改造是完全必要的。
这种改造，从一解放就开始进行了。新中国建立初，各级人民政府通过举办军政大学、革命大学、各种训练班以及组织知识分子参加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等社会活动，极大地推动了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使他们认识到思想改造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在这期间开展的以抵制胡适思想为中心内容、批评电影《武训传》、批评古典文学领域中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等的思想斗争，使广大知识分子清楚地看到了在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思想中一是存在着恐美、亲美、崇美的奴性情结，二是存在着分不清历史唯物论和历史唯心论、分不清站在地主资产阶级还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说话的现象。这些思想教育和改造运动，在抗美援朝取得政治上、军事上胜利的基础上获得了巨大成功。它使百余年来帝国主义压迫下形成的种种民族自卑心理也为之一扫，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大为提高。
民族自卑心的扫除，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的提高以及与之相伴的对资产阶级唯心论在各领域表现展开的全面抵制，现实地为刚建立的新中国在文化发展方面确立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方向，并为这种发展奠定了文化的从而也是政治的和思想的基础。
新中国百废待兴，面对的矛盾，重重叠叠。在这种纷繁复杂、异常艰难的局面下，如何巩固新生的政权，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文化领域中的主导地位，同时又使新文化沿着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方向健康前进，就不仅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坚持新文化的方向，同时还必须要有正确的政策，主要的是如何对待其他阶级、民族的文化，如何对待文化的各种样式、如何对待学术争论中的不同观点等。
中国共产党清醒地认识到，建立在新民主主义经济基础上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文化具有多元的价值观，因为人民大众是一个包括工人、农民、解放军指战员、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统一战线群体，它既然是新中国巩固发展和社会动员的基础，也就必然存在多元文化价值体系。国家政权的取得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在思想和整个文化领域很快获得全面性的胜利，虽然社会主义的目标规定了重建中国价值系统的重要任务，但客观上需要一个艰难的过程。它不仅表现为在对旧文化的改造上，而且表现在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文化艺术领域主导地位的新文化建设上，表现在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与社会主义文化改造两种范式的适宜转换上，表现在对资产阶级思想文化的批判和斗争中。这种复杂形势要求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必须同时做到理论创新、政策正确和实践到位。要做到这些，首先要求文化理论的正确性，但有了正确的文化理论也并不能保证政策与实践的马上到位，所以，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偏差就容易出现。当然，复杂性的现实既是一种挑战，也同时成为理论创新的基础性资源。
三、文艺“双百”方针的制定
应该说，中国共产党基本做到了应对挑战和进行理论、政策、实践创新等方面的统一。面对新旧文化并存斗争的局面，党清醒地认识到，新中国的文化工作虽然要确立马克思主义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主导地位，但主要还不是立即要人们广泛接受马克思主义，而是继续肃清在旧社会占统治地位的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买办洋奴思想等敌对意识形态。为此，毛泽东于1950年6月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清醒地指出，观念形态的东西，不是用大炮打得进去的，要缓进。企图用暴力的方法进行文化教育改革是不对的。并且要求思想文化领域里“不要四面出击”，较为明确地提出了慎重对待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文化思想的政策界限和工作要求。比如，对旧戏剧的改革最能体现新中国的文化政策。党中央正视在传统戏曲艺术中既包含民主性精华又存在封建性糟粕的现实状况，提出了戏剧改革“推陈出新”的原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百花齐放”的方针政策，1951年4月毛泽东为中国戏曲研究院题词“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同年，中央政府在“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中提出“改戏、改人、改制”等中国戏曲改革的任务。其主旨就是要在戏曲舞台上贯彻“反帝反封建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的文化纲领和“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把旧社会被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还“劳动人民创造历史”的历史本来面目。这也是新中国文化政策的主导精神。刘少奇1951年5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指出：
“在党内，只承认一种思想是合法的，就是无产阶级思想，马列主义。在党外，非无产阶级、非马列主义的思想还是合法的。但是要批评，指出它的错误。”
这是因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个体农民经济在没有消灭之前，他们的思想和文化还存在合法的基础，而且在这个阶段依然要坚持多阶级的联盟，即便将来要消灭阶级，在无产阶级政党已经掌握政权、已经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新形势下，已没有必要继续采取革命时期的暴力形式。这一点党在新中国成立后依然是十分清醒的，1952年9月，毛泽东将黄炎培来信中用“工人阶级思想”教育改造资本家的提法，改为用“爱国主义的思想，共同纲领的思想”教育改造资本家。在为戏曲改造提出“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基础上，针对知识分子政策和学术问题，1953年毛泽东又进一步提出“百家争鸣”。这样，“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就构成一个能够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满足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事业要求的完整的文化政策体系。1956年毛泽东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一项长久的大政方针正式提出，这一“双百”方针于当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正式写入党的《政治报告》和八大《决议》。以后的历史和事实都将证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一方针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思想创新和正确的政策选择，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文化现代化进程中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做出的英明之举。
当然，不同阶级文化之间的价值冲突也使得思想斗争成为必要和必须，所以中国共产党持有宽容的文化政策并不意味着放弃对思想文化领域改造的动向的警觉，因为要完成按照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依据社会主义的政治方向实现中国新文化价值系统的重建这一历史任务，思想文化领域的斗争是关键。所以，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对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文化价值体系（包括思想倾向、学术观点及其文化作品）进行了批评和批判，也发生过用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的方式方法来解决问题的事件，其中的一些片面、极端和粗暴现象，有违党的初衷，也与当时的文化政策不相符合。这也是党在思想文化领域渴望迅速建立马克思主义主导地位的愿望和对文化改造的过高期望的一种反映，主观愿望与客观效果的偏差导致理论、政策与实践的不相一致。对于过渡时期在文化领域中出现的某些缺乏“过渡”从而导致过度的做法，中国共产党曾多次作出批评和自我批评。比如，针对党内和高级干部中存在的一些反对“双百”方针的模糊认识、错误观点甚至抵触情绪，毛泽东在提出批评的同时明确指出：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一个基本性的同时也是长期性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
“党中央的意见就是不能收，只能放”，从而表明了党中央的态度是坚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