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的国家主义落实到像英法这样的强国与其他非现代化的“后进”社会之间，双方往往表现出不同的特质，强国的大国主义，对弱国或“后进”社会造成的政治与军事上统治性的压力，使得后进者也产生一种国家主义---被称作文化民族主义。这种文化民族主义强调民族语言、民俗传统、人文精神等，它所反抗的是外国主宰性的文化影响力和外国在政治、经济、军事上的优越性，其最终结果也是建立民族国家；而且，这种国家主义往往基于对现代化过程中的个人主义、功利主义弊病的直接反应，主张由国家控制经济生活和调节分配，国家以政权来控制经济活动，国家机构被看成是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本民族文化的保护者。国家实际上已明显表现为是个两面复合体，即作为权力机构的国家（state）和作为民族共同体的国家（na-tion）。民族国家所追求的目标已更为复杂，有时这两面作用一致，表现为强烈的现代化的推动力量，有时出现矛盾状态，其表现出的文化民族主义在已发达强国看来是一种反现代化浪潮。
（这种“反现代化”被定义为在腐蚀性的启蒙理性主义的猛烈进攻之下，针对历史衍生的诸般文化与道德价值所作的意识性防卫，因此，又被称作是历史与价值张力下的文化守成主义）启蒙运动和现代化始于世界上两个较早的民族国家---英国和法国，这种“反现代化”却在德国首先以全盛姿态出现。拿破仑时期的法国把本国启蒙的革命观念和法国现代化的经济军事实力加以结合，据以横扫欧洲，其旗号更像是当时的“国际主义”，即法国主义的普遍有效性。它首先刺激的是德国的文化民族主义。以当时的印象，德国在地理上处于英法两国之东，故也被认为英法之现代化对德国是一种“东西文化”冲突。之后，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文化民族主义又成为所有非现代化的“后进”社会在面对着西欧的强力挑战后所产生的共同特征，在近代殖民战争史上，它又是爱国主义的表征。
而这种所谓的反现代化，并非反工业化，相反，它对工业革命是表示欢迎的，这是因为：现代化一旦在某一国家或地区出现，处在世界历史中的其他国家和地区为了生存和自保，必须采用现代化之道，现代化被认为是理智化和效率化的过程，其效果见于能有效地动员一个国家和地区的人力物力，在国家体制的有效管理和民族国家的理念的催化下，强化本国或地区。即针对外国现代化的侵略力量能作的最有效的自卫就是：以其矛攻其盾，尽快地实现现代化。他们只是希望现代化的必要成果---国家富强，能在不摧毁自己民族价值的情况下达到。但从整个世界范围看，现代化历史又是国际殖民化过程，发达国家以强恃弱，把落后国家或地区沦为殖民地或附属国，变之为商品倾销地或原料供应场，造成这些落后国家或地区对“现代化”的两难处境：一方面承认工业文明的先进，因此竭力追求工业化；另一方面又对“西方文明”充满敌意，生怕现代化带来“全盘西化”，丧失更多的民族特性。
伴随着20世纪现代化的全球推动，民族国家的独立浪潮最终席卷整个世界，由于国际政治、军事变化规制，人类也最终走完了殖民统治的历史。但世界所有民族国家仍按现代化程度被分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与过去不同的是，两者之间的联系纽带不单单因为对抗而松懈，而是由于相互依赖而加强。这种依赖首先表现在经济上，被称作经济的全球化。今日的发达国家在主张世界一体化、自由化，有人曾过早预言，国家主义将通过“光荣退休”而消失于世界舞台，并设想一个后国家的时代将会到来。而与此同时文化或文明的冲突又被西方大国大势宣扬。他们在以此想消除他国民族主义的同时，也强化了自己的民族主义。例如，在西方国家中，由于肤色、文化、语言等因素，即使非西方国家所谓的精英们走出国门也会遭到种种困难，至少是得不到应有的待遇，因此，本民族文化对于他们也不是无所谓的，可以说弱势民族的民族意识也会因强势民族的这种行为表现而又得到强化。无论如何，一些差异，尤其是种族的差异，并非被现代化所趋同，当这些差异与权力的断层重合时，处于弱势的一方很可能需要民族文化的认同，并在政治上有所表现。
其实，在世纪之交全球化浪潮下，西方新的文化和文明冲突论也是民族文化心理虚弱的政治显现。美国政治学者提出文明冲突论是基于一定的社会背景，见于国际新移民的增加和美国国内种族及其文化的多样化，加上本土居民就业竞争压力增加，失业、犯罪、吸毒等社会问题日益突出。正是这种政治问题被转移到文化上，实际上是惧怕广大发展中民族的地位提升，用来源于西方的民主和平等观念冲击现存的强权政治和霸权秩序。因此，它是一种心理虚弱的政治显现。
中国历史上往往以天朝和中心自居，但导致中外文化交流受阻的原因并非“天朝”感觉和自信本身，而是这种感觉的动摇和自信的丧失，多是伴随国力的衰弱的影响。唐朝以后的宋朝、元朝以后的明朝、清朝的中后期大体如此。王朝统治者惧怕，中外文化交流一旦使得人们对中心文明永远高于四裔的自信心丧失，就会动摇其统治根基。因此，即使到了晚清时期，世界现代化进程已经是浩浩荡荡，越来越清楚世界上存在有许多大国强国，而且各个民族和国家有各自不同的历史和文明，但清政府在政治文化上依然不愿放弃传统惟我独尊的“天下”观和伦理化的国家观。
当今世界，国与国之间经济、政治、文化之间的紧密联系，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全球现代化的大趋势已十分明朗，各国均把发展放在优先地位，不再将科技文明简单看作是外来威胁，而是积极迎接新文明的到来，并不断消除传统的不利因素，引进、利用发达国家的文明成果，普遍实行对外开放，全球化为加强国家合作创造了机遇，国家对这一机遇的有效利用将大大缩短落后民族现代化的时间。对于发达国家来说，通过合作、对话达到目的已成必然趋势。由于全球化和相互依赖加强，在对待后发展国家上，现存强国既担心其迅速发展可能形成的挑战，又不愿看到其经济陷于困境和社会动荡不稳，于己不利，战略选择只得是相互合作，尽管各自目的相异。这些都在客观上有利于世界民族之间的广泛交流，在交流中实现人类文化的繁荣和文明的共同进步。
（四）文化现代化要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现代化的世界进程和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势不可挡地成为所有民族国家必须接受的现实，它将迫使每一种现存体系去顺应它并变革自身。因此，这是一个不同于过去的时代，任何民族的东西其发展都离不开世界的影响，同时，任何民族也都将获得享受世界文明成果的时代机遇，任何民族也都将在走向世界中走向未来，任何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都将踏上面向未来的世界进程，在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实现既定的目标。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因此，在经济全球化的新时代，明确提出中国的文化发展战略是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中国的历史发展表明，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作出如此英明的战略决策。
文化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与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是一致的，市场经济推动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促进市场经济发展，而这对民族文化的挑战和发展要求又是多方面的，尤其需要民族心理和民族精神方面的适应性变化。首先，要消除的是封闭观念，必须拿开放的心态对待世界，才能正确看待现实存在的先进与落后，唤起民族的忧患意识和竞争意识，防止故步自封。其次，要有创新精神，必须有面向未来的创新精神，才能正确认识改革与发展，才能在全球化的竞争中实现赶超；可以说，创新是新世纪的民族之魂。第三，要有新的价值观体系变革。市场经济有其内在的价值认同标准，并且在客观上要求社会去适合它，公平竞争、平等交易、债权分明、效益原则等一系列规则必然影响社会的观念系统，在很大程度上规定着价值观体系现代化的建构方向。因此，民族文化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发展，在市场经济和全球化时代背景下，正呼唤出一种崭新的民族精神。
当然，民族精神首先是民族的，面向世界并非要消除民族个性，在可预见的将来，只要存在历史发展与民族价值的冲突、经济落后与发达的差距、精神文化与物质文明的反差、国内安全与国际权力的紧张等一系列矛盾，民族文化各自的价值认同依然存有动因，在人类历史舞台上就将永远发挥其独特的作用。与此同时，各民族文化通过相互交融吸取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或许正是对人类社会走向自由、繁荣和多样化的推动。对于中国文化发展来说，全球化又一次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必须首先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消除各种西方中心论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念以及文明或文化冲突的不应有逻辑，真正用唤起民族的主体性和创造性意识的途径来弘扬民族精神、激发民族斗志，也就是江泽民在5·31讲话中所号召的：大力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不断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不断增强人们的精神力量，要把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建设的一个极为重要的任务，使广大人民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征途上，始终保持奋发有为、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只有这样，我们才算在现代化的道路上真正实现民族文化的不断创新，进而推动中华民族的全面振兴。
另外，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人们对爱国主义也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和理解。捍卫国家和民族尊严，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无可指责。放弃民族立场，贬损国家利益，则会丧失国际竞争资格。
爱国主义反映出民众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和情感，爱国情节也往往通过经济利益关系体现出来，不同社会不同时代不同利益层次的人们对爱国情节往往有着不同的感受。在传统农业社会中，俸禄功名由王朝所赐封的满朝文武官员和社会各界精英成为主要的“忠君爱国”者，而饱受劳役之累和苛税之苦的普通民众，能够体会到的社会关怀主要是家族或宗族内部的互助济贫、道德教育、风俗礼俗等与血缘关系相联系的基本生存之道，虽然也能够感受到国家危亡所致的安全危机和天灾时的朝廷救济，但国的信念和民族公益精神与家庭观念、宗族依恋、乡土热恋相比要淡薄许多。
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扩展，在冲击封建经济关系的基础上，不但打破了传统的人与人的依赖关系，带来了人对商品的依赖，而且拓展了国内市场和整个国家的经济联系，完成了民族国家的政治独立和经济统一。在此基础上产生的资本主义民族文化中，资本家作为统治阶级和社会精英分子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的主要爱国者，所要捍卫的就是民族国家的主权独立、主权平等、主权至上等原则。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和新中国成立后，国家与人民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人民当家作主，党和国家强调和保护的主要是工农群众和人民大众的利益，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普遍高涨。改革开放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带来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明显提高，打破平均主义和利益多元化后，虽然出现贫富差距和相对贫困的困难群体，但党和政府非常重视，并通过社会主义的税制改革、医保改革、住房改革、养老保险、再就业培训等一系列措施，保障低收入人群的生活和主人翁利益，让人民群众理解先富与后富、最后达到共同富裕的关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各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不断完善政府与民众、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使广大人民群众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认同感增强的基础上，产生出浓厚的爱国情节，民族凝聚力增强。全国各族人民以自尊、自信、自强的民族精神全力投入建设社会主义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爱国主义与爱社会主义得到现实的统一。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是我国人民总体的价值取向，也是高层次的价值取向。当然，在注重实际利益的市场经济环境中，怎样做到使个人价值观与社会主义价值取向的统一；在脱贫致富、走向全面小康的进程中，怎样做到使自发的个人价值目标与感受社会主义价值取向有机统一等一些深层次问题，还需要中国共产党在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实践中认真加以解决。
二、中国共产党开放的国际战略中的和平文化内涵
世界在变，中国在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现代化步伐明显加快，综合国力在增强，国际地位在提高。中外交流的增多，改善着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中国参与国际事务的力度不断增加，中国对于世界的影响与世界对于中国的影响在同步扩大。与此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对外政策和外交战略备受世人关注。中国将如何捍卫自己主权和国家利益，如何发展国际关系，在多大程度上认同并接受现有的国际制度和秩序，未来一个强大的中国在世界上将如何承担责任等一系列问题，都需要在认识和研究社会主义中国的外交战略思想的发展规律中去把握。中国奉行和平主义，中国的和平主义取向不是凭空产生，而是历史和时代脉搏使然，从中显现出历史文化、制度文化和时代发展所规定的和平主义和开放性的先进文化的中国特色。
（一）全球主权国家新体系的形成与中国的和平外交战略取向
“主权”，一个源于西方的概念，对于有着悠久文明的中国来说可谓姗姗来迟，它是在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被认同和接受的。然而，在以主权原则确立起自己新的国际主义和世界秩序观之后，在理论和实践上中国却依然不同于西方。将中国外交思想的发展放在全球国际关系体系变动的大背景中认识，我们会有更清晰的印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