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个民族都渴望自己国家的富强，只是实现方式不同而已。而民族国家主权的功能之一就是能有效地整合社会力量，推动现代化进程。近代西方列强侵入中国社会后，中国在形式上是独立的，而事实上是附属的，各个殖民大国忙于把中国分成各种势力范围，表面上，中国进入了工业化的初始阶段，但在现代化的道路上收不到强劲的推动效力，所缺乏的正是现代国家高效能的政治权威。新中国的建立才获得了这一条件。
早在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就已对中国社会的认识相当清晰，希望战后中国能赢得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和一段相当长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增长时期，中国并不急于按当时理解的社会主义高级经济模式组织经济建设，而是愿意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生产力，也要利用国际经济的力量。对此毛泽东曾经有过以下论述：
“有些人不了解共产党人为什么不但不怕资本主义，反而提倡它的发展。我们的回答是这样简单：拿发展资本主义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与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有利于无产阶级，现在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的帝国主义与一个本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中国必须工业化。在中国只有通过自由企业和外资援助才能做到。”
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的初衷是：发展中国的经济就不能搞闭关锁国，应该对外开放，引进外资（尤其是美国的援助，因为中国知道苏联已在战争中遭受了经济上的惨重损失）。然而国际关系的外部霸权力量的制约已成为中国一个时期孤立封闭的客观成因。它在实践上使中国人至少领悟到两点：一是只有自己国家实力的增强，才能实现国家的统一、独立、自主和安全；二是外来援助固然重要，但却最不可靠。总之，在国际关系的特殊阶段，中国人关于中国与世界经济关系的思想因难以付诸实施而中断发展，于是，新中国逐渐形成了以独立自主为主，以争取外援为辅的经济方针。
20世纪70年代以后国际格局中两极对峙的形势趋向缓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地位和影响增强，中国第二代领导者对国际形势性质的判断有所转变：
“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发展需要和平，和平离不开发展。？？世界要和平，国际要发展，社会要进步，经济要繁荣，生活要提高，已成为各国人民的普遍要求。”
因此，新时期要求：“积极发展对外关系，努力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这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彻底抛弃任何形式的封闭观念，不再只是强调政治攻势，重视、强调了经济、科技在国家综合国力发展中的地位，将自身实力与自己的国际作用和影响更客观地联系起来。在全方位外交关系中，重视与西方世界和国际社会发展关系。这种关系包括与西方大国的关系和与以西方社会为核心建立起来的国际制度、国际组织（含联合国）的关系。中国与西方世界的关系从谈判、对话向制度合作的方向迈进。中国开始采取积极的姿态对待国际政治组织。70年代之前，中国几乎被排斥在所有政府间组织之外，1977年中国加入21个这样的组织，1988年则达到37个。与此同时，中国参与非政府组织的步伐更快，1977年加入77个，1988年则增至574个。另外，中国对外资的态度变得非常积极，80年代中国成为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成员国，80年代中期已是世界银行的最大贷款国，并且是通过官方双边和多边援助的最大受援国之一。随着对外贸易的飞速发展，中国于1986年开始申请加入世贸组织（关贸总协定），直至成功。世纪之交，中国开始致力于亚太区域经济合作，并以地区经济一体化为目标。中国不但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打成一片，而且与大多数有影响的大国建立了合作关系，可以说，新时期党的和平、合作、发展的外交思想已全面开花结果。所有这些更进一步表明，中国对外政策的目标是创造和利用有益于自身发展的国际环境和资源，更快促进自己国家的现代化。
，从而对国际组织、多边机制和国际法十分重视。
相比之下，历史上的中国在国际关系中更多的是强调国家间的友好、讲信义、维护民族尊严、大小国家平等等道义原则。
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人，保留了传统和平思想的合理成分，在实践中与西方国际关系的主权原则及殖民体系的命运发展联系起来。因此，新中国所坚持的和平外交，不只是具有人道主义的道义色彩，而且具有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政治、经济理论基础，用斗争代替传统的道德教化，用生产力发展论代替势力均衡论，用和平共处思想代替调和主义，等等，从而使中国对国际秩序的变革理想具有下列独特的和平内涵：
首先，表现在对现存国际秩序本质的认识上。在中国外交思想中，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及其侵略扩张是世界战争的主要根源和危险，是对世界和平的主要威胁，是小国弱国获得自主掌握自己命运权力的障碍。而两极对峙格局是帝国主义为压制中间地带国家革命的霸权表现。国际政治新秩序的实现必须通过斗争消灭帝国主义、殖民主义、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通过民族解放实现民族独立。
第二，站在被压迫民族和弱国的立场，反对大国主义，支持正义斗争。通过强调中国与小国弱国受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压迫的共同经历，提出世界上一切国家和民族，不论大小强弱，不论建国先后，都是平等的，对人类都有贡献。在国际交往中，要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大国主义。对发展中国家根据国际主义原则进行无私援助，坚决支持国际上一切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霸权主义的斗争。只要是反对外来侵略和干涉，维护自己的民族独立、国家领土主权的斗争，中国声明自己在国际事务中主持公道、主持正义。这不是从中国的私利出发，而是从世界人民和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根据事物本身的是非曲直，独立自主地决定自己的主张。中国加入了有关的世界和平组织和机构，积极参与世界和平运动。中国共产党根据现实国际力量的对比分析，将和平共处作为处理国际关系的新准则。而且早在1954年就明确提出：
不同制度可以和平共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应推广到所有国家关系中去。
毛泽东甚至认为一国人民也容许不同制度的共处。1961年会见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时，毛泽东说过：
“如果台湾不作为一个国家，没有中央政府，它归还中国，那么台湾的社会制度问题也可以留待以后谈。我们容许台湾保持原来的社会制度，等台湾人民自己来解决这个问题。”从这里可以联系到中国共产党后来明确制订的一国两制的政策。
第三，国际秩序的变革动力来自于社会主义和广大第三世界的反霸斗争。中国共产党较早注意到美苏冷战格局中的中间地带的战略地位，认为冷战的真正目的在于控制中间地带，美苏之间有时会达成妥协，也与中间地带的斗争有关。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进一步肯定了冷战之外的和平力量的影响。刘少奇在中共八大政治报告中认为：二战以来，社会主义、民族独立、民主与和平的力量已有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而帝国主义侵略集团的扩张、反对和平共存与准备打一场新的世界大战的方针却越来越不受欢迎；在这种条件下，世界形势只能是日趋缓和，持久的和平已开始成为可能。20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破裂后，毛泽东又将中间地带具体划分为发展中国家的第一中间地带和美苏之外发达国家的第二中间地带。两者都是维护和平、制约战争的力量。70年代，毛泽东提出三个世界的理论，并明确了支持第三世界建立世界新秩序的主张。
在经济全球化的新时期，中国提出了维护和平的新方法。中国在变革国际秩序的问题上，不再仅仅重视和强调政治斗争，认识到了国际经济关系的可利用性。中国早期独立自主战略主要在经济领域，现在的独立自主更具有政治上的意义，经济上则逐渐强调相互依赖，将外资看作国家财政力量的有益部分而加以利用，特别强调不同制度之间经济竞争与合作的时代特点。在主权国家全球林立的时代，社会主义中国也是其中之一，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就是维护和平与发展，和平与发展是建立新的世界秩序的主体目标，实现和平秩序与推动经济发展应联系在一起，通过国家间的经济交往促进国际和平与世界经济的共同发展。这种维持和平的方式，与国际关系史上曾经有过的帝国一统制下的和平、霸权制下的和平、均势制下的和平、殖民制下的和平、革命输出制下的和平等大不相同。总之，中国一直在试图寻求维护和平的新方法，它既要不同于西方现实主义的权力政治模式，也要打破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理想主义逻辑。这是一条仍在努力探求的实践之路。
（三）中国新型和平主义的理论基础
现在的世界因为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而变得越来越小，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越来越紧密，面向未来，中国如何吸收越来越多的新思潮，如何看待当今由主权国家所构成的国际社会的发展趋势，如何理解经济全球化对主权国家提出的挑战，如何将自己定位于新的国际格局中，强大后的中国与“霸权”处何种关系，中国将持何种国际秩序主张，等等，将规定着中国面向未来的国际战略导向。
第一，权力政治和中国威胁的理论误区。
中国从19世纪后期开始认识国际法和被迫接受条约制度体系，到20世纪民族主义、自由主义、国际共产主义的兴起，为国际政治理论思潮广泛引入中国的初始阶段，它奠定了中国外交现代转化的思想基础。20世纪后期中国的改革开放，又一次打开了大范围认识西方国际政治理论思潮的窗口。中国当今对西方权力理论的深入研究，实际上弥补了中国过去对国际政治认识的不足。然而，西方权力理论不能因此而成为中国制定外交战略的理论基础，中国也不能完全依据权力理论分析国际关系的历史，尽管以往的国际关系的确充斥了大量的争强权、求和平的权力较量。人们看到的是，历史上有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俄国、日本、美国等都曾在世界舞台显赫一时，其中发挥过相当长时期主导作用的国家则有西班牙、荷兰、英国、美国。如果根据权力理论研究历史上霸权兴衰的规律，在关于后霸权国与前霸权国关系的问题上，也就是关于霸权转移和交接的“规律”问题上，流行着两种解释。一种观点认为，后来居上者（潜在霸主）向“领导者”（现霸主）挑战很难避免。历史上的霸主国中，荷兰成功于向葡萄牙挑战，英国用自由贸易挑战了西班牙和荷兰的海上殖民垄断，美国19世纪用“门户开放”挑战了英国排他性的殖民霸权体系等，但挑战的成功往往要等待一个较长的蕴储力量、等待时机的过程。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新兴霸主都不是旧霸主的直接挑战者，反而是合作者。因为直接挑战者均因大伤元气会遭到失败，而合作者在霸权与其挑战者两败俱伤时则能够坐享其成。并举例说，19世纪至二战时期，德、法两国曾分别作过英国的直接挑战者，但后来都衰落了，而美国则是在与英国合作的基础上取代英国成为20世纪的霸主；二战后，苏联成为美国的直接挑战者，现在也衰落了。
以上两种观点也都被人用来解释过中国的外交战略，认为中国也遵循其所谓的规律，且前者认定中国要做一个挑战国，后者则要中国争取做一个霸权的合作者而不是挑战者。这种基于权力理论的逻辑，忽略了历史上大国霸权兴衰的客观必然性因素，也忽视了国家关系上“挑战”与“合作”行为发生的历史基础及其深层的经济和社会动因。更为不可取的是，这种观点似乎预示了中国走向霸权的必然性。因此，这种依然承袭殖民主义时代霸权政治的逻辑解释，理论上已不足取，实践上无疑加剧了中国威胁论的分量。
事实上，中国是否成为霸权国的挑战方或是合作者，都不是中国一厢情愿所能达成的。另一方面，中国无论采取合作还是对抗姿态，都不会是出于霸权的考虑，而是以顺乎历史潮流为行为标准。历史上，所谓的挑战成功者，也都是顺应了历史潮流：英、荷两国打破葡、西两国的海上霸权和垄断，顺应了生产力和商品经济发展的要求；19、20世纪美国反对以英国为中心的殖民垄断以及苏联提出民族自决的外交主张，也都顺应了世界从殖民体系向主权国家体系变革的历史潮流；20世纪末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也并非只因同美国对抗，苏联国际国内战略不能适应世界经济政治的发展，是其衰落的根本原因。
中国在近代因落后遭受了任人宰割的灾难，中国人也因此认识到自己所面对的是生存竞争的世界，仅靠仁义道德已不再能保证一个民族的生存，更不要说维护优越地位。不论是出于增加国内财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目的，还是出于增强国力、保障国家安全的考虑，追求自己国家的物质实力发展，是世界各民族的相同愿望。在商品经济国际扩展中，综合国力赖于经济发展，经济发展赖于商品竞争力，商品竞争赖于优化市场环境，维护市场环境需要现代国家的力量。因此没有统一的国家，就没有统一市场所带来的良好竞争环境。这是国家走向现代化的经验，也是近代中国强国之梦破灭的教训领悟。可以说，新中国的现代化动员口号，特别是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改革与开放战略，就是在这些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的。中国也因此赢得发展机遇，综合国力不断增强。
无可否认，当今时代权力政治依然流行，其理论逻辑是：权力是政治、经济、军事三种战略因素的综合，国际关系则是权力斗争，一国权力越大，它改变别国行使权力行为的能力就越大，因此权力大的国家必然支配权力小的国家。有人以此逻辑就得出中国强大将威胁世界的结论。
其实，中国威胁论不是当今才有，20世纪初，就有一些西方人为中华民族的觉醒而大惊失色，并诬之为“黄祸”，他们对中国人民武力反抗外来侵略感到恐惧。孙中山曾剖析过中国威胁论的实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