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现代政治变革为主的历史年代，科学虽然被人们普遍接受，但更多地是作为一种信仰，一是缘于人们对科学产生的向往本身，一是因为革命志士需要拿科学来反对旧的传统信仰体系。在旧传统文化中，知识总是服从于信仰，认知被价值观所左右，虽然有“真”、“善”、“美”的追求，但一般模式则是：在道德上被认为是“善”的东西，在政治上被认为是“是”的东西，就可以当作科学上“真”的东西接受。新文化运动就是要打破这种认知文化体系，将知识从政治信仰中解放出来。在科学文化面前，具有意识形态色彩的封建学说中的“真”与“善”的逻辑不能再继续充当整个民族的价值信仰权威了。科学不但是造成这种旧价值信仰危机的革命力量，而且成为取代旧价值信仰的新的信仰系统。
近现代一些思想家试图用科学的精神来实现社会文化的转换“，本科学的精神，为文化运动”。科学精神及科学方法渗透到社会文化革新运动的进程中，通过吸收科学的世界观进行文化变革，树立科学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成为用科学改造社会的基础，也是创建民主政治的基础，因此，科学和民主作为新文化运动相互支撑的两面大旗，成为革命志士的信仰和精神追求，正如陈独秀对“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所作慷慨激扬的陈词：
“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
由此可以看出，用科学来改造社会和人生，建立新的人生观和价值改造体系，向传统的人生观进行挑战，是进步知识分子改造社会的一种表现形式，尽管科学与人生观的联系还只是在精神和信仰层面。当然，它所缺少的则是工业革命及其所造就的社会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
科学的精神信仰必然带来对科学知识和科学方法的重视。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一大批科技人士和知识分子深刻认识到，中华民族若再不用科学方法、科学知识、科学精神加以改造的话，要摆脱受人欺凌的地位和形象是不可能的，他们决心为改变中国科技文化落后状况而做出不懈努力，他们曾经掀起了颇具规模的“中国科学化运动”，希望以科学的方法对待文化，以科学的知识充实社会，以科学的精神张扬生命，甚至提出要实现“科学化民众，科学化社会”的目标和口号。比如有人提出：
“第一，要做科学化人的运动，就是要使科学知识，普及于一般民众，不仅是学科学的人，应该懂得科学，就是不学科学的人，亦应该懂得科学的法则，明白科学的用处，以及科学对于国家的重要，而对之发生兴趣和信仰。第二，要做科学化事的运动，就是要使一切的事都依据科学的原理法则来处理，发挥它的最大利用价值，小至家庭的日务，大至国家的政治，没有一件事不用科学原理法则来处理。能够做到这样，庶几事无废事，人无废人了。”
可以看出，科学化人和科学化事都具有社会改良的意图，有人甚至指出，科学离开了民众便失去改良社会的意义。有人为中国农民的科技知识落后而担忧，看到了中国民众中务农的因缺乏生物农林园艺一般常识，一遇到水旱虫害等问题，除拜佛求神外，没有别的法解决，贫、病、愚三字成了中华民族的致命伤，更谈不上社会改良。与此同时，社会上也出现一批通俗科学杂志和书籍。科学家和知识分子指望用科学为国家治弱治穷，企图靠知识开启民智、匡正时弊，这充分反映出他们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他们大力宣扬并掀起的科学思潮和科学化社会动员，他们用科学及其理性精神来扫除社会中大量存在的封建迷信、愚昧落后的东西的主张，对推动社会文化的变革起了非常积极的历史意义。当然，在缺乏社会整体变革的条件下，希图用单纯的科学救国来达到文化救国，由于缺少合适的社会物质和精神环境，因而只能停留在幻想阶段。
所以，在这样一个时代，有人把科学当作革命的力量和信仰，投入到社会变革的潮流；有人把科学作为一种世界观和人生观，守望科学进步的到来，而把社会问题束之高阁，陷入科学决定论的机械的唯科学主义；有人在树立科学的绝对权威地位的同时，一味地以西方为榜样，盲从西方，西方一切都好，中国的一切皆不好；其反对派则正好相反，一味反对西方，漠视中国还远不是科学太多而是急需大力发展科学的客观现实；当然还有人虽承认科学的威力但更偏于传统的人文关怀。总之，脱离中国现代化实际和国情，从中国中心主义迅速转向欧洲中心主义，是当时科学文化思潮的重要特征。而只有将科技力量与历史主体联系起来，将科学技术与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联系起来，才能真正超越这些派别的局限；找到驾驭科学力量的历史主体才能真正抓住解决中国科学发展问题的关键。
二、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科学文化价值观
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极为强调科学的地位，马克思在一百多年前就认为科学技术是社会发展的推动力量。恩格斯在悼念马克思时，不但指出马克思这位巨人一生的两大发现即唯物史观为基础发现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以及发现资本主义社会剩余价值规律，而且认为这两大发现在马克思身上远不是主要的：
“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任何一门理论科学中的每一个新发现---它的实际应用也许还根本无法预见---都使马克思感到衷心喜悦。而当他看到那种对工业、对一般历史发展立即产生革命性影响的发现的时候，他的喜悦就非同寻常了。”
从恩格斯对马克思的评价可以看出两位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科学技术的重视程度。
马克思主义是革命的理想主义，但最早也是从科学方法的意义上被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所认识和接受的，在早期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看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惟一正确的分析社会的科学方法，只有运用这种科学方法考察人类社会历史，才能使关于人类社会的历史研究上升到真正的科学，也才能为中国的进步找到出路。李大钊认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第一次把研究人类社会的历史学提到与自然科学同等的地位。陈独秀认为，社会科学只有运用科学方法进行研究才是合理的。瞿秋白认为，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观是以科学的观点考察自然、探索自然法则的结果，马克思主义宇宙观的基础正在于此，研究社会现象的时候，尤其应当细细考察这唯物主义的、互辩律的哲学，它是一切社会科学的方法论。只有根据辩证唯物主义和唯物史观所提供的科学方法，才能真正揭示社会现象中的科学的因果规律，而这种科学的因果规律不但足以解释人生观，而且足以变更人生观。这样，唯物史观就被作为一种正确的科学方法开始传播，为许多信奉科学、寻求救国之路的先进知识分子所接受。
马克思主义者不仅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与科学文化相结合的思想文化潮流，而且做到了使马克思主义对片面的科学主义的超越。在科学主义派与玄学派的论战时期，马克思主义者运用唯物史观对双方都作了批判，虽然科玄两派有承认科学威力的共同点，但当时的科学主义派主要是主张实用主义和实证主义的知识分子，玄学派所推崇的主要是东方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此两者都不能科学地解决人生观和历史观问题，只有唯物史观才指出了真正能解释历史和支配历史的力量是社会物质生产，并为真正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科学的方法。马克思主义者已经能够指出：以玄学派为主要成分的东方文化派代表的是农业手工业的封建思想或宗法思想，以实用主义和实证主义为主要成分的科学主义派代表的是新式工业的资产阶级思想，唯物史观派则代表的是新式工业的无产阶级思想；这些思想都不是偶然发生的，都有他们的时代背景。并且进一步指出民主革命时期的主要文化任务，是马克思主义可以联合科学主义向封建思想发起进攻。这说明马克思主义者已经自觉地将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理论与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运动前进方向内在地统一起来。这也是新民主主义时期科学文化发展的一个主要趋势。
当然，我们在确立科学文化观时，必须同时看到马克思主义与以实用主义或实证主义为主要特征的科学主义以及宣扬科学万能的唯科学主义的区别，科学地解释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不但是研究生产力、生产关系变革和社会革命实践的唯物主义，而且是关注人的解放、充满人的文化创造的理想主义、历史主义和人道主义相统一的科学，马克思主义与科学文化的统一是新民主主义新文化的历史要求，也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必然趋势。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有过大革命失败和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两次大的挫折，也完成了两次大的转折。
这些教训表明，党的领导必须遵循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社会实践相结合的科学态度，正如有总结说：
“中国共产党人在自己的革命救国主张中给予科学以重要的地位。如果要把中国共产党人的救国主张概括为简单的公式，即就应该是：革命＋科学。”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明确提出：
“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科学的。它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的。”并联系中国历史与文化的实际论述道：
“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
毛泽东有一种“踏着人生社会实际说话”的科学的文化态度和现代化观念，这是形成他正确的国情观和科学社会主义观的基础。毛泽东的文化批判是深刻而富有特色的，是冷静而客观的，他要努力实现中国传统文化向现代化方向转换，所立足的是求真求实的现代化。他很早就主张融合中西文化之优点，同时改造两种文化的缺点。他一般不会被各种情绪化、形式主义、教条主义等倾向所左右，即使早在新文化运动时期，他已经有着冷静客观的文化态度，并敢于怀疑和批评长者或权威。比如在东西文化与中国文化改造的方向问题上，他明确指出：
西方思想与东方思想应同时改造。
在他主编的《湘江评论》的创刊宣言中就明确提出：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并进一步认为：社会制度之大端为经济制度。恩格斯在对马克思的科学贡献进行总结时首先指出的就是：人首先要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活动，这是一个简单事实。毛泽东较早就从物质生活和经济原因去分析社会的态度方式，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唯物史观具有很大的亲和性。以后他又深感人民的伟大力量，提出以民众的大联合来反对强权者的联合口号，从而为他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奠定了基础。
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建立在贫弱的社会基础之上的，因此，发展生产力必须依靠科技的力量，这就是为什么新中国建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者把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作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目标的原因，也就是在改革开放初期党的第二代领导者首先召开全国科学技术大会，并明确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原因。邓小平后来进一步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21世纪，中共十六大对中国国情的判断是：“我国生产力和科技、教育还比较落后，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仍然面临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等方面占优势的压力”；提出要坚持并大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注重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基于对科学重要性的认识和20世纪末以全球化为主要内容的挑战愈益严峻的局面，中共第二、第三代领导人对科学的作用、科学在文化中地位的认识愈益深刻、全面，提出了一系列思想，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第一，将科学与教育置于各项事业发展的首位。文革结束，邓小平复出，他首先关心和亲自出席全国科学大会，大会在发展科学的指导思想上进行了拨乱反正，为新时期科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982年9月他明确指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重点有三个，科学是其中之一。他说：
“搞好教育和科学工作，我看这是关键。”根据邓小平的一系列指示，国家进行了科技体制的改革，逐年加大对科学事业的经费投入，使科学事业得到迅速发展。以江泽民为代表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同样关注和重视发展科学。十五大提出了科教兴国战略：发展教育和科学，是文化建设的基础工程。培养同现代化要求相适应的数以亿计高素质的劳动者和数以万计的专门人才，发挥我国巨大人才资源的优势，关系二十一世纪社会主义事业的大局。
新一届中央领导同样十分重视发展科学。
第二，强调科学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根源。邓小平明确指出，“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实现人类的希望离不开科学”。
江泽民也指出，“自古以来，人类社会经济和文化的每一次重大发现，都依赖于科学的重大发现和技术的重大发现”，“历次重大科学发现所引起的技术突破，都引发了生产力的巨大进步和社会的深刻变革。”
这一论断是依据世界历史发展的事实得出的结论，也是对马克思把科学首先看作是历史的有力杠杆、看成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的阐述。
第三，科学发展是实现生产力跨越式发展的先决条件之一。科学革命的浪潮使得科学技术在社会生活、生产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人们深切感受到，科学技术不仅对经济社会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而且在科技的推动下，生产力有可能突破一般的发展轨迹而呈现跨越式的发展。对此，江泽民深刻地指出：
“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给世界生产力和人类经济社会的发展带来了极大的推动。未来的科技发展还将产生重大的飞跃。”因此要“大力推动科技进步和创新，不断用先进科技改造和提高国民经济，努力实现我国生产力发展的跨越。”
对于在世界范围蓬勃兴起的信息技术，他敏锐地指出，要高度重视并合力推进信息化：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发挥后发优势，争取实现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
第四，科学文化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邓小平明确地把科学文化作为精神文明的主要内容，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