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有两条以状元命名的街道，固然，这两条街道都因住过状元而得名。状元街曾是明朝嘉靖年间新都人杨慎（杨升庵）的府第。状元巷则是四川最后一个状元，资中人骆成骧的居所所在地，他所居住过的这条街原称骆状元巷，但音讹传为落酱园巷。
成都的状元街和骆状元巷已无觅处，状元街已是一片建筑工地，在此处将拔地而起的是一个高层建筑群，而骆状元巷十个成都人有九个不知其出处，剩下的一个如我者也要靠查证资料来补充记忆。一个古老的城市已没有古迹可寻，只能在博物馆和资料馆找寻城市的遗迹是令人可悲可叹的事情，幸亏是两个声名显赫的状元，倘是民间古韵，失传的就会是十之八九。
成都历史上并不是一个产状元的城市，成都籍的状元本身就不多，少有的几个状元也都是些倒霉蛋，不仅落魄而且落伍，成就并不高，名气也不大。成都的状元大多是些神童，但混成状元后“泯然众人矣”。毕竟蜀地并不是中国文化的主流，而是分支，所以不像中原能够产生许多的大家，并受到公认。四川偏安一隅，蜀中的文人名气很难传到外面，倒是外面的文人要到蜀中去朝圣，仿佛采气，经过蜀地一游便有了灵气。蜀地的文人必须要出川才能成就伟业，譬如扬雄和司马相如，去了长安才成就了伟业，弄得“洛阳纸贵”，倘使老死成都，恐怕连稀饭都吃不饱，哪里来的盛名。老死蜀中的文人哪怕才高八斗也只能是“门槛汉”，在成都郊外某处茅屋或坝坝茶馆里发出怀才不遇的感叹，并了此残生。骆成骧是如此，杨升庵连这一点也做不到，直到死后才能回到蜀地入土为安。
状元街是从市中心的红照壁、光华街路口一直通到指挥街、烟袋巷的一条小街，曾经是成都有名的家具一条街，又曾因在这条街的52号有公安局拘留所存在，所以成都人对犯了法的人戏称为“去状52吃二二三”，意即关押在里面早餐只有二两稀饭，中午是二两干饭，晚上是二两稀饭加一两馒头。“状52”早已迁往别处，犯人的伙食也改善为每天至少一顿回锅肉，所以今人，特别是80后或90后之辈便无从想象困难时期人们对粮食的渴望。
据说杨升庵的府第共有九个四合院，大小九个天井，其格局同新都的杨升庵故居“桂湖”有异曲同工之妙，只是规模上远远不及桂湖大，仅有两三亩而已，毕竟成都和新都有大城和小城之别，何况是在明朝年间，这种区别就更加显著。桂湖是杨升庵的祖宅，其父在朝廷当着大官，所以宅子修得十分气派。而状元街上的状元府是在他落魄之时别人替他建造的，自然没有那么张扬，这也在情理之中。
说到杨升庵必先要说到他的出生，其父杨廷和是三朝首辅，祖籍湖北，迁来四川新都。杨升庵1488年出生，据说是一神童。他一生出来就可以看着屈原的离骚图发呆，几岁就能够写诗，12岁就能用古文写作。他从小生活富裕，在桂湖秀丽的风光中长大，在这里读书游玩，并沿堤遍栽桂树，培植风景，兴建园林。杨升庵出生在这么好的书香门第，又有很优秀的老师指教他，20岁时便乡试第一，被主考官夸为奇才。24岁时杨升庵获得擢试第二，殿试第一的成绩，当了状元郎。但好景不长，公元1524年杨升庵两度遭受廷杖，起因让今人看来非常之可笑，以小宗入继大统的皇帝必须尊称前一个皇帝为父皇，这件事具体地说起来是正德十六年，朱厚熜接替堂兄朱厚照做了皇帝，按照当时的礼制规定，朱厚熜必须改认朱厚照的父亲为亲爹，然后才有资格继承皇位，而他只能称自己的亲爹兴献王为叔叔，亲妈也变成了叔母。只有十几岁的朱厚熜不吃这一套，他不认这种礼仪，反正自己当了皇帝，就一定要把自己的亲爹、亲妈奉为太上皇和皇太后。这件事遭到杨慎和他父亲杨廷和的极力反对，失败后，杨廷和辞职回了老家，这是聪明人的做法，斗不赢就走，皇帝要认谁当爹妈那是皇帝的家事，与做臣子的有什么关系。但杨慎就没有他父亲杨廷和圆滑，他率众到宫门哭谏，还纠集了一帮文人，这就把皇帝惹恼了，当众廷杖，脱了裤子狠揍，这脸就丢大了。
旧时的读书人为官自有其为官的准则，称不称父皇在今人看来是无足挂齿的小事，但在当年的杨状元看来尤为重大。以至于这位前途不可限量的年轻状元和其父杨廷和政治生涯从此终结。
神童总是要犯一些非神童都不可能犯的低级错误，年轻的状元杨升庵看起来十分地守旧，并不识时务，拿一些非原则的事情当成原则来维护，从此葬送了自己辉煌的前程，并开始了长达几十年的边地流放生活。
杨廷和是三朝元老，世宗顾着情面只是贬斥一番，但杨升庵则被终生谪戍云南永昌。在当年这是一处蛮荒之地，哪怕到了今天也没有多少人知道它的方位（今云南保山、大理一带）。一般文人入仕大多会卷入政治旋涡，这一点杨升庵如此，骆成骧亦如此。杨升庵勇于直谏两次得罪皇帝，受廷杖，谪戍云南永昌卫，直到71岁时死于戍所。骆成骧更是政治的牺牲品，1895年年中会试，接着他随进士们一起参加殿试，其策论文章被主考官大学士徐桐排列为第三名呈给光绪皇帝，这表明了主考官对录取名次的意见，第一名原本是喻长霖，光绪皇帝看了前两篇文章以后没有什么表示，看了骆成骧的文章欣然点头，对主考官徐桐说：
“朕欲以此人点元如何？”徐桐当即回答：“谨遵圣裁！”
光绪之所以看重骆成骧的文章是因为他不愿当亡国之君，更不愿受制于人当一个傀儡。骆文看穿了皇帝的心事，在策论开头就写道：“传曰：‘主忧臣辱，主辱臣死。’此即臣发愤亡死之日也！”这无疑会触动深怀忧愤和屈辱的光绪皇帝的心。在文章中句句触动到了光绪皇帝的心事，自然受到赏识而中元。
不久，慈禧发动政变，光绪皇帝被幽禁，六君子倒在血泊中，康有为、梁启超逃往国外，维新运动惨遭夭折。受过光绪皇帝青睐的骆成骧自然失宠，骆成骧心灰意冷，于1912年打道回府，寓居于成都。
杨升庵贬官回家乡新都，路过成都，身着素衣，潦倒沮丧，走进磨子街一家小店，病困于此一个月，此时年关临近，店家索要店钱，杨升庵称钱不会少你的，还要多给，请你相信我，再过一阵子如何？店家看他是一位读书人，知书达理，而且气质不同凡响，起码也是一个秀才，在当时平民百姓对读书人十分敬畏，文人的名声不似当今这么滥，越是文盲时代读书人越有优越感，不似今天大学都滥了市，大学生连工作都找不到，只能混迹于劳务大军之中，干些塞边打网专业不对口的工作。古代的读书人是很吃香的，不要说状元，连秀才也颇受人尊敬。店家可能是那个时代的文人追星族，也就依了杨升庵赊账的请求。当下杨升庵叫店家拿来文房四宝，写下：“人家有年我无年，替主充军杨状元。”字一贴出就引来无数围观者。人们对这位落难的状元困居于一家鸡毛小店，并如此拮据深表同情，于是满城热议，惊动了总督大人，立即派车前去迎接，相见后总督以为杨升庵是钦差驾到，微服私访，所以当下跪拜，任随杨升庵如何解释，越说越深沉，并叫来店家，当面付清杨状元所欠住店费42两银子，又赏银百两，让店家发了一点小财，欢天喜地而去。
在信息不畅通的年代有许多坏处，也有好处，起码让杨升庵受用了一番而不担心被人识破，总督大人又不可能通过卫星可视电话或互联网同皇帝老倌对质。
总督大人是杨升庵的追星族，羡慕杨状元的才学和人品，叫随行的审台、道台、布政三司衙门官员都来拜杨状元为师，又设盛宴为他接风洗尘。总督为了讨好杨状元，表示想在磨子街为他修一座状元府，省城离杨升庵的家乡新都很近，可以方便他来省城住宿。杨升庵半推半就，不久，总督就命人将磨子街的那家鸡毛店迁走，在原址上盖了一座府第。
杨升庵在此居住了不到两年就被奸臣探知此事，奏明皇上，皇上降旨改杨升庵充军到云南偏远的永昌卫请罪立功。
杨慎，自号升庵，曾乡试《易经》第一的他懂得《易·升卦》“南征吉”的话，他要用这个号来表示对谪戍云南的反抗。但终其一生证明他的反抗是无力的，命运对他亦是无情的。他才华出众，所写的词被后人放在了《三国演义》的卷首，还编辑了《全蜀艺文志》，但终未能成为大家。连跟了他30年的老婆也长期分居，悲苦不迭。杨慎的这个老婆是遂宁才女黄娥，娶黄娥时杨慎36岁，黄娥26岁。黄娥为此还得了个“尚书女儿翰林妹，宰相媳妇状元妻”的绰号。但黄娥并非正室，而是杨慎死了妻子后的续弦。两个人都是读书狂，每天在家写诗诵诗，而且不管是死去的大老婆，还是二房黄娥都没有生育，杨慎只好连娶了两个小老婆，这才为他留下了血脉。
当年杨慎被发配到鸟不下蛋的云南永昌，因受廷杖严重受伤，他只能趴在马车上，将屁股露出来以减轻疼痛，黄娥则跟在车旁哭得眼睛红肿，嫁给这个状元郎的一代才女本来以为可以与丈夫酬答唱和，红袖添香，却不料事与愿违，落得如此下场。到了江陵，两口子一合计黄娥回了新都，杨慎去了云南，从此天各一方，30年分居，黄娥为一代才子守了活寡。在古代女人嫁鸡随鸡，嫁狗随狗，黄娥只能守这个妇道，最多只能飞鸽传书，千里之外保持着诗歌应和，进行着精神交流。
身在他乡的状元郎日子实在难熬，只能读书写字，培养了“杨门七子”，也算是为当地的文化教育事业作出了一点贡献。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古代对读书人的流放也算是歪打正着具有了一点进步意义。像那种偏远的地方如果不是对读书人的流放，文化不可能流传到那些地方，正因为有许多读书人的被流放才使汉文化深入到偏远的民间，这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
苦闷之余，黄娥千里迢迢来到云南同杨慎待了两年，边地的生活实在无趣，最终她还是回到了四川，其间漫长的岁月和美好的人生都耗在毫无指望的等待和痴怨之中。当年一代状元为了所谓的“礼”而奋起，同皇帝较劲，落得如此下场，这代价不可谓不惨重。这一切从他写在《三国演义》开篇的那首看破红尘的词中就可以略见一斑：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土，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公元1558年，已71岁高龄的一代状元侨居泸州，本想死在家乡四川，但被云南巡抚派人逮捕还滇。一路奔波3000里回到云南，不久就去世了。
相比之下，骆成骧的境况要自由一些，这是因为他所处的时代是清末民初。清朝灭亡后不久，袁世凯上台，准备复辟当皇帝，他授意杨度等人成立筹安会，鼓吹帝制。为笼络人心，袁世凯派成都知县找到骆成骧，劝他出山，担任川、滇、黔筹安会会长。骆成骧大怒，把来人骂得狗血淋头，撵出门去。1915年袁世凯称帝，蔡锷在云南宣布独立，率领护国军在四川和四川督军陈宦的北洋军队开战。陈宦是骆成骧的学生，看到举国讨袁的形势，原来是袁世凯心腹的他没有了主意，就到老师骆成骧家中找老师商量。骆成骧给陈宦出了个高明的主意，让他联合蔡锷给南京的冯国璋发了一封密电，说袁世凯如果失败就推冯国璋当大总统。本就有野心的冯国璋接到密电后暗自高兴，他按兵不动，就是不帮袁世凯的忙。骆成骧为陈宦代拟了三道讨伐袁世凯的电稿，并自信地说要气死国贼。三道电报在1916年5月相继发出，前两道口气还比较温和，只是劝袁世凯退位而已，第三道电文则让袁世凯气得暴跳如雷。电文表示四川与袁世凯断绝关系。袁世凯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的心腹陈宦也会反对自己，真是人心大变！不久，袁世凯在一片讨伐声中退了位，随即一命归西。这正应了骆成骧要气死国贼的话，骆成骧对自己拟的三道催命电颇为满意。
骆成骧晚年居住在成都的骆状元巷，人们尊他为成都的五老七贤之一，位列七贤之首。骆成骧被人称之为布衣状元，受到成都百姓的尊重。他为官多年，却是家无恒产，厨灶屡空。他所居住的骆状元巷地处成都文庙西街附近。1926年夏天，骆成骧在家中病逝，灵柩要运回资中安葬。出殡当天，成都老百姓自发组织起来沿街护送骆状元回乡。随行的人越来越多，把道路都堵塞了。灵柩从文庙西街的骆状元巷的骆府出发，直到太阳偏西才行至牛市口，可见这位清代四川唯一的状元是多么受百姓的爱戴。
成都的状元街历经沧桑，这条街曾是公馆聚集之处。它最早被成都人叫成“转圆街”，因这条街上有许多磨坊，其中的磨子转得最圆，于是又有磨子街的叫法。这条街因杨升庵而得名后，清代在其街口有一石制牌坊，上书“状元街”街名。1930年秋，作家李劼人在状元街东口与指挥街交界处开了一家“小雅”餐馆，这一年他辞去了成都大学教授一职，安心于烹饪，并想以此为业养活自己。四川的文人大多对菜品上心，不是会品，就是会调，或者二者兼顾，著名的东坡肘子就是一例。李劼人设计的豆豉葱烧鱼就是小雅餐馆的名菜之一。小雅餐馆由李劼人夫妻二人和子女任厨师和招待，所经营的菜品也非大菜，而是一些家常风味的时令蔬菜组合，每周更换一次，有三四十种之多，物美价廉，当时成都文化界和教育界人士多来此捧场，成都人叫打平伙，也就是那个年代的AA制。每到这时总是由李劼人主厨，记者濮冠云为之撰联：
虽非调和鼎鼐事，却是当炉文雅人。
一条街上有这么多的文人留下如此众多的文化行为，并为后人津津乐道，实为可贵。
成都的街道文气很重，典故很多，每一条街都是一道文脉，纵横交错于成都平原的这片水网地带，数千年来无数文人栖息于这里，把一座城市变成了文人聚集的坛场。杨升庵在成都的遗存除了状元街之外还有新都的桂湖。今天的桂湖早已不是明代的那个园子。从杨升庵《桂湖曲送胡孝思》和卢雍《桂湖夜月》等诗篇中可以想见当年的胜景。清嘉庆、道光年间，桂湖园林逐步得到恢复，1839年，新都知县张奉书重建园林，并修建升庵祠，从此，每年八月桂花开时，成都的文人及百姓便有了去新都赏桂花并凭吊先贤的习俗。夏天，桂湖的荷花亦是成都有名的胜景之一，以至于桂湖一再扩建，又有了新桂湖公园。当年杨升庵死后归葬新都，祠墓均在杨氏祖茔。新都的升庵祠成为纪念杨升庵的祠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