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
为使“刚”得恰到好处，“柔”得也恰到好处，曾国藩强调刚柔均须建立在“明”的基础之上。他说：“担当大事，全在‘明强’二字。”他致书诸弟说：“‘强’字原是美德，我以前寄信也说‘明强’二字断不可少。第‘强’字须从‘明’字做出，然后始终不可屈挠。若全不明白，一味横蛮，待他人折之以至理，用后果证明它，又重新俯首输服，则前强而后弱，这就是京师说的瞎闹。我也并非不要强之人，特以耳目太短，见事不能明透，故不肯轻于一发耳。。”又说：“修身齐家，亦须以‘明强’为本。”不明而强，于己则偏执任性，迷途难返，于人则滥用权威，逞势恃力，终归都是害人害己。什么是“明”？就是要明了事，明于理，明于人，明于己。欲强，必须明；欲柔，同样必须明。否则，虽欲强而不能强到恰当处，虽欲柔而不能柔到恰当处。一味刚强，必然会碰得头破血流；一味柔弱，遇事虑而不决，决而不行，待人则有理不争，争而不力，也是不能成功立业的。
所以，曾国藩认为，“强”有两种：“斗智斗力之‘强’，则有因‘强’而大兴，亦有因‘强’而大败。古来如李斯、曹操、董卓、杨素，其智力皆横绝一世，而其祸败亦迥异寻常。近世如陆、何、肃、陈亦皆予知自雄，而俱不保其终”。“惟曾、孟与孔子告仲由之‘强’，大概能持久恒常。”《孟子·公孙丑上》载：“昔者曾子谓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尝闻大勇于夫子矣：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怕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曾国藩所追求的，正是这种“自反而缩”的“强”。孔颖达注：“缩，直也。”指正确的道理。反躬自问，为维护正确的道理而勇往直前，这才是真正的“强”。故曾国藩说：“吾辈在自修处求‘强’则可，在胜人处求‘强’则不可。”一味逞强，终必败露；炼就意志刚强不拔，就可能有所成就。曾国藩大讲恕道，践履忍让，倡导刚强，力求坚毅，证之他在政坛军营的种种实迹，可充分说明，曾国藩这个深通统治术的人的特点，是外柔而内刚，外而恕忍，内而凶狠。
活学活用
刘晏（716—780），字士安，唐曹州南华（今河南东明县东南）人，是中国历史上一位功绩卓著的经济谋略家。
刘晏生于开元盛世，自幼天资聪敏，勤奋好学。年方8岁，适值玄宗到泰山举行祭天地大典，他写了一篇歌颂唐皇文治武功的《东封书》，特从家乡曹州南华，赶到玄宗行宫，献上颂文。玄宗听说他小小年纪，竟写出如此文采横溢的文章，十分惊奇。负责主持这次大典的，是闻名当世、誉为文章大手笔的宰相张说。玄宗遂让张说当面测试刘晏，以察虚实。刘晏年纪虽小，可面对高官，毫不胆怯，所问必答，畅流无诘。张说考试完毕，回复玄宗说：“神童献文，真是国家的祥瑞！”玄宗大喜，即刻任命他为太子正字。
封禅大典结束，玄宗将刘晏带回京城长安。公卿们听说，都纷纷邀请刘晏，有的借机前来拜访，都想见识见识这位“神童”。
做太子正字，掌管刊正经、史、子、集四部全书中的错误，刘晏得天独厚，在皇家图书馆里阅读大量书籍，加上公卿、名流的邀请、拜访，使他的知识领域开拓日新，为日后掌理经济，施展抱负，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天宝年间（742—755），刘晏已是壮年，他离开京城，出任夏县（今山西夏县）县令。后又应“贤良方正”的科考，补上了温县（今河南温县南）县令。他为官廉洁公正，为民谋利，深受百姓拥护和爱戴。离任时，百姓为他刻石颂功。
天宝十四年（755年），安禄山叛乱，刘晏避难襄阳（即襄阳郡，在今湖北境内），镇守江陵（今湖北江陵县）的玄宗第十子永王李我磷，企图乘乱谋篡帝位，听说刘晏避难襄阳便派人请他，并委以重任，以添羽翼，被刘晏拒绝。正在这时，朝廷下诏，任命他为度支郎中，兼侍御史，掌管江、淮赋税。刘晏去吴郡上任的途中，永王李我磷叛变了。他就同吴郡（今江苏苏州、常熟及浙江嘉兴以东一带，治所在苏州市）太守兼江南东道采访史李希言共商抵抗办法。李希言让刘晏暂代余杭（即余杭郡，在今浙江省，治所在杭州市）太守，分兵镇守。永王李我磷率兵东进，直捣吴郡，其势难当。李希言派部将元景曜、阎敬之抗击我磷军，结果兵败，阎敬之被俘，元景曜投降，李希言只得跑到余杭，与刘晏会兵，抗击叛军。他们组织人民群众，加固防御工事，坚守待敌。不久永王打了败仗，想回兵攻取各州县，听说刘晏守余杭，就没敢去碰，而改道从晋陵（今江苏常州市）西逃。
因刘晏忠于朝廷，抗击叛军有功，被任命为彭原（彭原郡，在今甘肃省）太守，改官陇、华二州（今陕西陇县和华县）刺史，又调任河南尹。后又升任户部侍郎，兼任御史中丞，度支、盐铁、铸钱等使。
京城长安收复后，又调刘晏兼任京兆尹。后遭司农卿严庄诬陷，被贬到荒远的通州（今四川省，治所在达县）作刺史。
唐肃宗去世，太子李豫即位，为代宗。李豫十分器重刘晏，将他从通州召回，又任命为京兆尹、户部侍郎，统属度支、盐铁、转运、铸钱、租庸使。后因好友程元振得罪而受株连，被降为太子宾客。
不久又晋升为御史大夫，统属东都（洛阳）、河南、江淮转运、租庸、盐铁、常平使。
玄宗天宝十四年（755年）爆发的安史之乱，给黄河两岸人民造成巨大灾难。居无尺椽，百业荒废，人烟断绝，千里萧条，使唐朝的经济、政治都陷入十分困窘的境地。
关中地区，尤其京城长安，急需调运江淮富庶地区的粮食来接济。过去，是通过隋朝开凿的大运河将江淮物资运到洛阳、长安的。由于战争的破坏，水运早已停止，致使京城米价暴涨，斗米千钱，连宫廷中也上顿不接下顿，城郊的农民甚至捋下谷穗送往城里，也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统属江淮转运使的刘晏目睹这种困窘之状，心中十分焦急，决定亲赴各地考察。他从淮河、泗水坐船到汴河，又从汴河到黄河。向西行至底柱山、硖石县（在今河南三门峡市南），观看了三门（即底柱山，黄河水在此处形成三股急流，故称三门）的漕运遗迹；到达河阴（在今河南荥阳县北）、洛口（在今河南巩县附近），看了隋朝水利工程专家宇文恺修建的梁公堰——分黄河入通济渠的水道，又视察了本朝李杰所筑的新堤。至此，他把恢复水运的难与利了解得清清楚楚。正确的决策，产生于周密的调查与思考。他认为只有尽快解决南北水运，才能解决关中地区缺粮的燃眉之急，且可减轻这个地区人民赋税、徭役负担的一半；又可使东都洛阳地区的居民迁回故地，农耕、商市恢复常态；又可使军储充足，威慑藩镇努力和外族骚扰；可使黄河上下，大江南北，百业复兴，再现当年贞观、永徽的盛世。但要治理南北水运，刘晏也清醒地看到面临的困难。他怕受人牵制，不能放开手脚办事，就写信给宰相元载，陈说恢复南北水运给国家带来的利益，以及治理漕运的困难。这时，元载正独揽朝廷大权，无暇外顾，就把此事全权交给刘晏办理。
刘晏受权后，雷厉风行。首先疏浚汴河河道。汴河水道，自安史之乱以来，始终没有疏浚修整，河岸崩塌，护堤树木毁坏，泥沙淤积，河道阻塞。他首先组织民工兵丁，除淤通塞，使汴、淮畅通无阻。
从汴河入黄河，上溯至三门峡，这里水流湍险，是漕运的险要之处。过去漕粮经过这里，往往损失十分之二以上。为使运船安全通过三门峡，重新组织了船只和人力。首先解决行船的稳定性，把10只船编为一纲，以禁住急流的冲击，每纲配备篙工50人，纤夫300人。又从巴蜀（今四川）、襄汉（今湖北）调运大批竹、麻，制成结实的纤绳，避免穿越险流时，因绳断而船毁人亡，使漕船顺利通过三峡险隘。
付高价，造好船。为了不至因船只破毁而损失漕粮，在扬州建立十个造船厂，选拔廉洁精干的官员督办，宁可付给高出市价一倍的价钱，造了两千艘坚固耐用的船只。有人提出这样耗资太多。刘晏认为办事眼光要长远，付高价，造船工人不愁衣食，方能造出经久耐用的好船。
改直运为分段接运。以前的漕运，是每年2月船队集于扬州，入黄河时，正遇夏末秋初黄河水涨，要等到中秋后水落才启船上行。这样漕运，耗时太多，况且南方船工又不甚适应沿途河道和北方气候，致使粮食在中途损失很大。改为分段接运，自扬州至清口（古泗水入淮处）为一段，自清口至河阴（汴水入黄河处）为一段，自河阴至渭口（渭水入黄河处）为一段，自渭口至长安为一段。在扬州、河阴、渭口三地设立仓库，江南粮物运至扬州，即卸船入库，再由扬州装船，运至清口卸船入库，就这样段段接运，以至长安。接运途中，多次装卸，难免损失。刘晏又把从前的散装运载改为袋装运载。这样，既方便装卸，又避免损耗。
派官督运，兵甲押护。这时期，自东垣（今河南新安县东）、底柱山到渑池、北河（指洛阳西一段黄河）之间的600里内，已久无驻军和哨所，沿河两岸，盗贼抢劫，十分猖獗；自淮阴（今江苏淮阴县南）至蒲阪之间，绵延3000里，其间布满了军队，营垒棋布，他们常常叫嚷着吃不饱，穿不暖，漕粮到此，马上会被截留，作为军用。针对这种情况，刘晏将从前的州县富户督办漕运，改为国家包办督运，沿途设置护运队，分段由官吏督运，兵甲押护，防止中途遭截留和抢掠。
经过刘晏精心而周密的治理，南北漕运畅通，江南粮食，物资，终于源源不断运到京城。唐皇得报，不胜欢喜，派卫士带着乐队，到东渭桥去迎接刘晏，又派使臣慰劳说：“你真是我的都侯萧何！”自此以后，一年可运到京城400万石粮食，关中即使遇到水旱灾害，粮价也不致于腾贵了。
唐肃宗乾元元年（758年），朝廷采纳盐铁使第五琦的建议，在产盐区设置监院，统购“亭户”生产的盐，在州县设盐官专卖，把每斗盐价由10文提高到110文。虽然国家盐税收入有所增加，但因盐官遍布州县，层层敲诈勒索，百姓深受其苦。刘晏任盐铁使后，考察了现行盐政，确定了改革的措施。
首先，精简盐政机构。刘晏认为官多必扰民。所以撤销原来非产盐区的州县盐官，只在出产盐的州县设置盐官。在产盐地设置四处盐场（涟水、湖州、越州、杭州4处），10处设盐监（嘉兴、海陵、盐城、新亭、临平、兰亭、永嘉、太昌、候官、富都十处），负责管理食盐生产，并收购各地食盐，集中于盐场；13处设巡院（扬州、陈许、汴州、庐寿、白沙、淮西、甬桥、浙西、宋州、泗州、岭南、兖郓、郑滑13处），负责盐价管理和缉查走私活动。
然后，改革专卖制度。改变原来官收官销的制度，为官收商卖，即只须产盐区设置的盐监收购亭户生产的盐，集中于盐场，之后加价卖给商人，由商人运到各地自由出售。盐税即在加价之中。官府在吴、越、扬、楚等地建置数千个盐仓，积存2万余石食盐，以备意外急需。还在边远偏僻的非产盐区设“常平盐”，一是在商人不到的情况下，减价卖给百姓，保证百姓有盐吃；二是控制商人借机抬高盐价，牟取暴利。同时刘晏还奏请朝廷，取消州县加收的盐税，禁止江河堤塞征收通过税。
这种新法的实施，即使国家通过垄断货源而取得利润，又使官府减轻运销负担，节省人力、财力，又能平衡盐价，保证百姓的需求，又可刺激生产者和销售者的积极性。真是一举多得的良策。
新盐法刚施行时，每年盐税收入是60万贯，到代宗大历末年，增加到600万贯。全国每年的财政收入是1200万贯，盐税占其中的大半。
唐朝在交通要冲设有常平仓，谷贱时收购存储，以调节粮价，防备荒年。后也兼存其他物资，如布帛丝麻。刘晏兼领常平使，把平稳全国的物价，作为治理弊端丛生的国民经济、稳定政治局面的重要措施。
刘晏首先建立情报系统。在诸道设巡院，各置知院官。巡院官在各地调查生产情况、物价涨落以及经济上的种种问题，由以高俸雇用的腿脚飞快的通讯员，通过沿途设立的座座驿站，接连向前传递，即使是遥远的地方，没几天，四方物价即在刘晏的掌握之中。他依据各地的情报，来调节物价的高下，使得各地的差价不太悬殊，可以大致保持平稳。
利用常平仓平稳粮价。各地的常平仓，在丰收年月，粮价较低时，以略高于市场价格，大量收购储存。遇到灾害歉收时，又以略低于市场的价格，出售常平仓的粮食，使百姓没有粮价甚高甚低之忧。平常年景，常平仓也收购一部分粮食，补充储备，以备饥荒。以前，各地粮食的收购数量，收购价格，统由官府主管官员确定。先须各地上报，由官府批复，方可收购。刘晏认为这种办法繁琐、误时，便先制定出一个原则，各地不必上报，就按照原则的规定，自定购价和数量。这个原则是：他把几十年来粮食收购的价格和收购的数量进行综合，然后将价格和数量分别分成五个等级。第一等价格为最高，第五等价格为最低；第一等数量为最多，第五等数量为最少。如果粮食价格高时，为第一等，就按第五等数量收购；粮价低时，为第五等，就按第一等数量收购。余皆类推。粮价过低，在第五等以下时，则适当加价收购，以鼓励农民积极性。
经过刘晏的精心筹策，常平仓成为平稳各地粮价的可靠后盾，国家又在一买一卖中获得了较大的利润，增加了国库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