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峻法”法
我们对待下属的办法，有两方面应该宽，有两方面应该严。应放宽的是利名，应严格的是礼义。
治理天下，法为准绳
原文
世风既薄，人人各挟不靖之志，平居造作谣言，幸四方有事而欲为乱，稍待之以宽仁，愈嚣然自肆，白昼劫掠都市，视官长蔑如也。不治以严刑峻法，则鼠子纷起，将来无复措手之处。是以壹意残忍，冀回颓风于万一。书生岂解好杀，要以时势所迫，非是则无以锄强暴而安我孱弱之民。牧马者，去其害马者而已；牧羊者，去其扰群者而已。牧民之道，何独不然。
译文
世风渐不淳厚，人人各怀不安分的心思，平时造谣惑众，希望天下大乱好趁起作恶为害，稍对待他们宽容一些，就更加嚣张放肆，光天化日之下在都市抢掠财物，将官长视同无物。不用严刑峻法惩治他们，坏人就会纷纷涌起，等将来酿成大乱就无法收拾了。因此才注重应用残酷手段，希望起到哪怕点滴的作用，来挽救颓废破坏的社会风气，读书人哪里会喜好杀戮，关键是被眼下的形势所逼迫。不这样，就没办法铲除强模暴虐之徒，安抚我们软弱和平的人民。放牧马群，去掉害群之马就可以了；放牧羊群，去掉扰乱群羊的坏羊就行了。治理民众的道理，为什么独独不是这样呢？
解读
曾国藩所处的晚清时代，适逢中国内忧外患，社会动荡不安，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日益尖锐，清王朝的统治摇摇欲坠的时代。要维护清朝封建统治的正常秩序，保国安民，制夷图强，就必须崇奉礼义，注重法制。曾国藩的法律思想中既保留了封建的正统法律思想，又有一些洋务派的主张。
曾国藩深受儒家学说的熏陶，认为治国以纲常礼义为先。因为纲常礼义是“性”与“命”，即所谓“以身之所接言，则有君臣父子，即有仁、敬、孝、慈。其必以仁、敬、孝、慈为则者，性也；其所以纲维乎五伦者，命也。”无论是“三纲”还是“五伦”，都是一种天性天命的礼，谁也不能违背。曾国藩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则“一秉于礼”。自内言之，舍礼无所谓道德；自外言之，舍礼无所谓政事。
礼之所以能治国治天下，曾国藩认为礼体现为仁与义，仁、义能使人“心纯”，“心纯”则贤才辅佐，而贤才辅佐则“天下治”。“天下治”是由于仁、义能“化万民”。同时指出，如以仁、义治天下，必然会出现“仁政”，并将“仁政”视为治理国家的规矩和准绳。
礼和仁义的集中表现是纲常伦理。曾国藩认为，“三纲之道”是“地维所赖以立，天柱所赖以尊”的天经地义，君臣父子上下尊卑，不可倒置。为了维护纲常伦理、实行仁政、修身齐家、泽民和物，首先是礼而不是法，即所谓“治国以礼为本，不当以赏罚为先”。
曾国藩虽主张“治国以礼为本”，强调肇源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以礼自治”和“以礼治人”，把礼看作统治权术不可须臾离开的法宝，但他又认为，要天下真正大治，也离不开法制。为此，极力赞赏周敦颐的法制观：“圣人之法天，以政养民，肃之以刑。民之盛也，欲动情性，利害相攻，不止则贼灭无论焉。故得刑以治情伪微暖。”他甚至将唐虞以后的五刑称作为“不易之典。”
活学活用
法，律也，范也，乃指人们社会活动的行为准则。峻法，即指法律的严厉，法律的威严。治国不能不讲法，人人尊纪守法是实现国泰民安的重要基础。
梁启超在总结历史的经验后指出：“立法善者，中人之性可以贤，中人之才可以智。不善者反是，塞其耳目使之愚，缚其手足而驱之为不肖，故一旦有事，而无一人可以为用也。”也就是说，立法完善与否，直接影响官吏和百姓的素质，进而影响到国运的兴衰。
法是统一天下人行动的准绳，是维护社会公正和安定的工具，所以，一国之君在执法时，也应该是“我喜可抑，我忿可窒，，我法不可离也。骨肉可刑，亲戚可灭，至法不可阙也。”意思是：个人的喜好，怨恨可以抑制、平息，而国家的大法不可背离，骨肉可以处罚，亲戚可以诛灭，国家大法不可损害。
在古代中国法治与人治是融为一体的。“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人存政举，人亡政息”的论述有着几千年的传统。就人为政治的主体而言，政治不就是“管理众人的事”吗？但如何培植了解政治原理的人，使他们能够运用实行呢？这可以说是政治的第一要义，所以中国古圣把政与教合为一体，不能说没有道理。因此，古代中国十分强调政治领袖要以身作则，转移天下的风化。立法的好坏，执行的好坏，与当政者是有密切关系的。
战国晚期的韩非，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从法的角度，对君臣吏等的不同职能，发表自己独特的看法。
他认为，作为君主，应该是处势、任法和用术三者并举。
处势。韩非十分重视势的威力，他说：“势者，胜众之资也。”“民者固服于势，势诚易以服人。”“有材而无势，虽贤不能制不肖。故立尺材于高山之上，下临千仞之溪，材非长也，位高也。桀为天子，能制天下，非贤也，势重也；尧为匹夫，不能正三家，非不肖也，位卑也。”韩非通过形象的比喻说明了势对于君主的重要性：“威势者，人主之筋力也。”“国者，君之车也；势者，君之马也。”君主失去威势，也就失去了力量，失去了赖以运行的工具，就不免会丧国辱身。因此，韩非告诫君主一定要严守势位，“明主之治国也，任其势。”“万物莫如身之至贵也，位之至尊也，主威之重，主势之隆也。”韩非要求君主严守势位，意在鼓动他们独揽大权，“威不贰错（通“措”。置立），制（权力）不共门”，不给下臣提供取而代之的机会。
任法。韩非认为，仁政或暴政，都于国不利，“仁暴动，皆亡国者也”。要想国泰民安，必须推行法治。用他的话说就是“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治强生于法，弱乱生于阿（偏私）。”“家有常业，虽饥不饿，国有常法，虽危不亡。”“释法术而心治（任凭胸臆处事），尧不能正一国；去规矩而意度（随意估测），奚仲不能成一轮；废尺寸而差（比较）短长，王尔不能半中（半数准确）。使中主守法术，拙匠实规矩尺寸，则万不失矣。”
那么什么是法呢？韩非回答说：“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法者，事最适者也。”“镜执清而无事，美恶从而比焉；衡执正而无事，轻重从而裁焉。夫摇镜则不得为明，摇衡则不得为正，法之谓也。”韩非主张，立法首先应当以普通百姓的理解能力和实践能力为根据，“察士（明察之士）然后能知之，不可以为令，夫民不尽察；贤者然后能行之，不可以为法，夫民不尽贤。”其次，还应当将法令制定得详备具体，“明主之法，必详尽事”，因为如同圣人之书写得简约会引起弟子们的歧见和争执一样，法令制定得省略必然要导致人们的争论不休，（“书约而弟子辩，法省而民讼简”）这就不利于法制的实施。法令一旦制定出来，就应当坚决贯彻执行并保持相对的稳定，“法莫如一而固。”
韩非针对君主“舍常法而从私意”的情况，明确提出君主也应当恪守法令，做到“不游意于法之外，不为惠于法之内，动无非法”，“功名所生，必出于官法。法之所外，虽有难行（难能可贵的行为），不以显焉”。韩非的任法主张含有行政规范化的思想倾向，这一点必须肯定；而它更主要的还在于使所有的臣民都是变成法的奴仆，由独处于法上的君主通过法来主宰，对这一点更应有足够的认识。
“信赏必罚”。根据法令，下臣有功即予奖赏，有罪予惩罚，以此约束群臣，使之不敢妄为。
臣的守职之道。韩非从维护群主权威的目的出发，提出了臣的守职之道，主要是：
竭诚事君。韩非主张，“贤者之为人臣，北面委质，无有二心……有口不以私言，有目不以私视。”可见，韩非理想中的人臣品格，就是尽心奉上，一切服从君主的意志。根据韩非的君臣关系理论，君主得到这样的下臣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韩非明白这一点，所以他又指出：“所谓忠臣，不危其君。”从而把对人臣的品德要求限定在比较现实的竭诚事君上。
告恶谏过。申不害曾说：“治不逾官，虽知弗言”。韩非对此评论说：“治不逾官，谓之守职也可；知而弗言，是不谓过（不告发罪过）也。人主以一国目视，故视莫明焉，以一国耳听，故听莫聪焉，今知而言，则人主尚安假借矣？”韩非主张，人臣有揭发罪恶之责，如果知恶不告，则与之同罪。另外，韩非认为，人臣还应当善谏君过，“夫为人臣者，君有过则谏，谏不从轻爵禄以待之，此人臣之礼也。”
循法遵令。韩非认为，君主制定了法令，下臣就必须恪守，而不得越雷池半步。他说：“法也者，官之所以师也。”“人臣循令而从事，案法而治官。”在韩非看来，法是下臣行动的惟一准则，至于道德仁义，皆不可为据。在这里，下臣完全变成了君主和法的工具。
勉力职事。韩非要求，“为人臣者，譬之若手，上以修头，下以修足，清暖寒热，不得不救，镆铘傅体（剑锋将及身体），不敢弗搏”，“朝廷不敢辞贱，军旅不敢辞难”，“夙兴夜寐，卑身贱体，辣心白意（敬心诚意）……”这就是说，人臣应当不畏劳苦，尽职尽责，为君主排忧解难。
智慧金言
“有法必依，违法必究”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难在哪里？一是权与法的关系难以摆正，二是情与法的矛盾难以处理。这两个问题是实行法的两只拦路虎。只要狠心处理违法者，法律是不难得到贯彻执行的。宋太宗时期，有个叫陈利用的人，依仗其是皇帝的红人，胡作非为，杀人害命。宰相赵普不顾皇帝的讲情、干预，硬是将陈利用处死。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女婿犯罪以后，被朱元璋赐死。从以上两例看出，在实行法治的过程中，尽责执法是决不可含糊的。
以法治众，依法办事
原文
医者之治瘠痈，甚者必剜其腐肉而生其新肉。今日之劣弁赢兵，盖亦当之为简汰，以剜其腐者；痛加训练，以生其新者。不循此二道，则武备之弛，殆不知所底止。立法不难，行法为难。凡立一法，总须实实行之，且常常行之。
译文
医生治疗瘦弱的痈疮病人时，如果病情严重，也必定剜除他身上腐肉，以便长出新肉来。现在军中品行恶劣、身体太弱的士兵，也应该予以淘汰，就好比剜去人身上烂肉一样。再严加训练，以生成新的、强劲的战斗力。如果不按照上述两种办法整顿军队，则武备的废弛，不知要到何时才会停止。立法并非难事，难在依法办事。每制定一项法令，都要实实在在地施行它，并持之心恒，长久坚持下去。
解读
曾国藩主张立法执法必须严肃认真，认为立法是必要的，立了法就一定要认真执行。他说，凡立一法，出一令，期在必行；若待而不行，尔后更改，则不如不轻议法令为好。他强调执法必须从严，但并非漫无条律，而是要“以精微之意，行吾威厉之事，期于死者无怨，生者知警，而后寸心乃安”。为此，他提出了以下重要意见和措施：
第一，重视执法人员的品格才能。
有公允的执法者是实现“赏一人而天下劝，刑一人而天下惩”的良好的执法局面的前提。曾国藩认为，如果执法者“心不公明，则虽有良法百条，行之全失本意。心诚公明，则法所未备者，临时可增新法，以期便民”。曾氏重视在执法中强调人的作用，认为法执行得如何，完全在于人是否熟悉法以及能否公允地运用法。他强调指出：“任法不如任人。”只有“公明”、“便民”的执法者，才能认真执法，公平断案，使生不恨、死不怨，维护法律的严肃性。
第二，不得任意赦免和赎罚。
曾国藩以历史和现实的事例，论证说明了有法必行、不能任意赦免的道理。他举例说：诸葛亮治蜀，有人言其惜赦。亮就回答：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西汉匡衡、东汉吴汉都不愿为赦。先帝刘备也言，他与陈元方、郑康成为友，每遇见，经常谈起如何治天下，但从来没有说起赦免之事。而若刘景升、季玉父子，每年下赦令，实无作用。所以，当时的蜀人称亮为贤相。曾国藩自己对赦免也很有感触。他曾这样说：“国藩尝见家有不肖之子，其父曲宥其过，众子相率而日流于不肖。又见军士有失律者，主者鞭责不及数，又故轻贳之。厥后众士傲慢，常戏侮其管辖之官。故知小仁者，大仁之贼。多赦不可以治民，溺爱不可以治家，宽纵不可以治军”。曾国藩观点鲜明，意见明确，力主不能随意赦免，否则既治不好民，又治不好军，也治不好家。
与赦免相关的赎罚，曾国藩也主张严禁。他指出：关于词讼罚捐，过去愚民犯禁，有司念其无知，而思曲全。又地方刚好要用工。便定罚银若干，就赦而不议。此与律意相违背。因此，他明确要求各地方官吏，“专札通饬各属，于词讼罚捐，概行停止。”
第三，反对冤狱累讼，严禁私自关押。
曾国藩十分痛恨冤狱累讼。他说，冤狱太多，民气难申。在其刑部任职期间，京控、上控等案件，奏结数十案，咨结数百案，但只有河南知府黄庆安和密云防御阿祥二案，是“原告得实，水落石出”。其他各案，大抵是原告反得虚诬之罪；而被告脱然无事，逍遥法外。冤狱的严重和普遍，必然导致反复拖拉，牵连无辜。百姓的冤枉、痛苦也就不可避免。正如曾国藩所说：“一家久讼，十家破产；一人沉冤，百人含痛。往往有纤小之案，累不结，颠倒黑白，老死囹圄，令人闻之发指者。”为了防止冤狱累讼的发生，曾国藩严禁私自关押。他曾出榜晓示官吏和百姓，凡关押人犯、证人，本州县必须及时立牌晓示，包括姓名、日期、理由，使众人周知。如有私押者，“准该家属人等喊禀，以凭严究”。这是杜绝执法者以权谋私和乘机违法乱纪所采取的有力措施。
第四，要求州县长官躬亲狱讼，规定清讼期限。
对于符合条件的关押人犯，曾国藩认为必须依法从速处理。他在《直隶清讼事宜十条》中明确规定，全省大小衙门传达司法公文从速，不准拖拉；保定发审局应加以整顿；州县长官要亲自处理狱讼六事；禁止文书差役敲榨勒索；四种四柱册按月呈报、悬榜、讼案久悬不结者，核明注销；严办诬告讼棍；奖励公明便民的执法者；改变陈旧保守的风俗习惯等。由此可见，曾国藩关于清讼的思想中已注意到机构的整顿改革、管理的手续和制度、执法人员的奖励、以及影响决狱断案的风俗习惯的改变等。
在清讼事宜中，曾国藩把“州县须躬亲六事”置于最重要的地位。如州县长官必须亲自收状、拟定和审定有关文告，承审期限亲自计算，能断案件，立予断结，对命盗案件“以初供为重”，“常往看视”关押之犯等。这无论对案件的慎重处理，或者犯人的关心爱护，还是在总结执法的经验教训方面，可说是曾国藩的创见。
活学活用
公元226年春天，诸葛亮展开了对魏国的军事攻击。他故意宣传蜀军要从斜谷道夺取郿县，又派赵云、邓芝作为疑军，虚张声势，占据了箕谷，自己则亲自率领各路军马攻取祁山。蜀军阵容整齐，号令严明。南安、天水、安定三郡也都脱离魏国，响应诸葛亮。魏国毫无准备，突然听说诸葛亮出兵攻打，全国上下一片惊慌。魏明帝曹睿急忙亲自向西镇守长安，并命令张邰带兵抵御诸葛亮。
诸葛亮派了马谡统帅各军在前，与张郃战于街亭。街亭是蜀军进退的咽喉之道，由于马谡违背了诸葛亮的军事部署，被张郃的部队打败，致使街亭失守。听到马谡兵败的消息后，诸葛亮挥泪杀掉了马谡，又赶忙集合了西县一千多户老百姓，与蜀军一起回到汉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