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冒功认赏、战场上临阵脱逃者，曾氏明确规定，必须严厉惩罚。如战争中诈功冒赏者，责四十棍，革职除名，临阵退缩者，斩首，杀假冒功者，枭首示众；而在战场上英勇杀敌者，则有赏，可奖银、记功、补官。奖惩分明是曾氏以法治军的重要内容。
与以法治吏一样，曾国藩把爱民作为以法治军的第一要义。他为军队所作《爱民歌》以通俗的语言，叙说了“行军先要爱百姓”的具体规定，并强调“行军以不扰民为本”。曾氏把爱民作为军队的头条纪律、治军的法规，从而使军队具有铁的纪律，严肃的法制，以保证实现“忠信”而“为民”。只有这样的军队，才能“家兴”、“民安”和“国强”。
以法治军，“恩威并用”，严字当头，以爱民为根本，是对诸葛亮、曹操、岳飞、戚继光等中国古代军事家以法治国治军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为严肃军纪、提高军队素质，曾国藩对部队的一系列整顿改革措施和规定以及为使军士都能遵守纪律而编制的《爱民歌》等，都是军纪军律的具体体现，是以法治军的一个重要方面。
曾国藩以法治军的目的十分明确，是“上劝忠勤以报国，下戒骚扰以保民”，使军队忠于国家，承担起保卫国家政权、维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重任。这既是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正确治军的必然途径。
可见，曾国藩是十分强调礼义的。但礼义与纲常是一种约束和限制，因此与法制密切相连而不可分，只是先后，表里而已。曾氏主要是主张法治。要以法治国。而他的法治，不仅要认真执法、慎理狱讼；而且不可赦免、不准赎罚；更强调以法治吏、以法治军，要求执法者、护法者，首先遵法守法。因而，曾国藩抓到了法治的核心和根本。
活学活用
齐威王即位以后，贪图安逸，不问政事。朝政掌握在一班卿大夫手里。一连九年，官场中贿赂公行，乌烟瘴气，国家积贫积弱，其他诸侯国趁机纷纷入侵，齐国大有被吞并的危险。在决定国家生死存亡的时刻，齐威王产生了忧患意识。决心振作起来，励精图治。并决意首先整饬吏治，革除朝内腐败的风气。
有一天，他向朝臣们询问各地方官吏的政绩如何，这些人几乎众口一词，都说阿城（山东省阳谷县东北）大夫最好；即墨（山东省平度县东南）大夫最坏。齐威王怕受蒙蔽，暗地里派人到阿城和即墨去实地调查。
过了不久，齐威王把阿城大夫和即墨大夫召回来，把文武百官也一起召集在皇宫的大殿上。这些人以为齐威王一定听信了他们的话，让阿大夫来领赏，让即墨大夫来受处罚，都暗自高兴，心想阿大夫升迁后，又会少不了他们的好处，不少人还向阿城大夫祝贺。
齐威王先叫即墨大夫上来。众人瞧见殿上放着一口大锅，烧着满满一锅水，以为要给即墨大夫行刑。可是，没有料到齐威王对即墨大夫说：“自从你到了即墨，天天有人告你，把你贬的一无是处。我就派人到即墨调查，他们到了那里，看到田地里长着绿油油的庄稼，人们丰衣足食，安居乐业，这都是你治理即墨的功劳，你把心思都投入到治理政事上去，不送礼贿赂上司，这正是你的贤德。像你这种老老实实、勤勤恳恳、不吹牛不拍马的大夫，实在是太少了啊，今天我特意叫你来，加封你一万家户口的俸禄。”
接着，齐威王又把阿城大夫宣到殿前，对他说：“自从你到了阿城，天天有人在我面前夸赞你，我派人到阿城去调查，看到那的大田里长满了野草，百姓们啼饥号寒，敢怒不敢言，这都是你治理阿城的罪恶。你只知搜刮民财，经常回朝内贿赂这帮贪官，像你这样的再不惩办，国家还成何体统。”说完，下令武士们将他扔到了大锅里。
此时，那批经常受贿的贪官们个个吓得心惊肉跳，齐威王怒气未消，转而对这帮大臣训斥说：“我常在宫里，怎么能知道外边的事？你们就是我的耳目，应该把看到的，听到的都如实告诉我。可你们贪赃受贿，颠倒黑白，混淆是非，这不等于堵住我的耳朵，扎瞎我的眼睛吗？要你们何用？”这帮大臣只好跪在地上磕头如捣蒜。之后，齐威王根据这帮人罪恶大小，都办了罪。
从此，朝纲整肃，吏治清明，齐国不断强盛，成为战国时期的七雄之一。
徐有功是唐代武则天执政时期非常知名的法官，在他早年任蒲州司马参军时，就已经以其执法刚正严明、大公无私而为世人所共知。后来，在他任司马丞后，徐有功更是维护正义、依法办案，为冤假错案平反，在宫廷辩论是非曲直，冒死抗争，从而赢得了人们的钦佩和赞扬。
武则天在继唐高宗之后称帝。为了巩固其政权，以严刑峻法进行恐怖统治，任用了大批的像来俊臣、周兴、皇甫文备等这样的严官酷吏，任意罗织罪名，大肆陷害无辜，迫害宗室重臣；同时还大搞牵连之风，致使冤狱累累、怨声载道。而徐有功正是在这种险恶的政治环境下，克己奉公、大公无我，为国为民尽到了一份自己的职责。
天授元年，即公元690年，道州刺史李仁褒被人诬陷，徐有功察其清白而为其力争，使李仁褒和他的弟弟李榆次得以幸免。但徐有功自己却因此而被周兴等酷吏所忌恨，并因此被诬陷而罢职。过后不久，由于徐有功的清正无私，又被武则天起用为左肃政台侍御史，依然掌管司法。徐有功对此力辞不就，并对武则天说：“我曾听别人说过这样的谚语，鹿虽然在山林中奔走驰跑，然而它最终的命运却是和厨房的厨子联系在一起，陛下您让我掌握司法，而我却只能克己奉公，公正执法，因此不管是谁，我都要依法处理而不敢因陛下的旨意而枉法，所以也许会因为这个差事而送了命。”由于武则天深深了解徐有功的公正无私，所以执意要他接受这个职务，而徐有功一方面迫于王命，另一方面也为了伸张正义于天下，所以就领受了这个职务，重新执掌刑法。
长奉二年，即公元693年，润州刺史窦孝谌的家奴诬告窦孝谌的夫人烧香诅咒皇上，并且还密谋不轨。武则天闻知大怒，迅审讯查办。而薛季昶派给事中薛季昶则为了取媚于皇上，所以无故罗织罪名，将窦孝湛的夫人庞氏问成了死罪。窦孝谌的儿子窦希不服判决，立志为母伸冤，遂向徐有功申诉了冤情。徐有功据实而查，把自己的进退得失置之于脑后，最后终于力排众议，推翻了原先无中生有的罪名，为庞氏平了反。然而徐有功此举却大大地得罪了薛季昶，薛季昶因此向武则天大进谗言，诬陷徐有功结党营私，志在谋逆，并将徐有功问成大罪。当徐有功的属下把这个消息告诉他时，徐有功听了哈哈大笑，泰然地对痛哭不止的属下说：“死没什么可怕的，世界这么大，人这么多，难道唯独我去死；而其他的人就能长生不死吗？”说完，徐有功就像往常一样地处理公事、像平常一样地吃饭、睡觉。第二天，武则天召见了徐有功，对他大加责备，严厉地指责他断案量刑过宽，有意放纵、败坏国家的法度。徐有功对武则天的指责不卑不亢，据理力争：“我说过我是依法办事，也许有时定罪判刑过宽，但这是我做为人臣的小过失，然而我却能够通过这些小的过失，挽救了一大批好人的性命，不冤枉错杀犯人及无辜者，而这些却都是大的功德啊，如果陛下能发扬这种大的功德，那就是普天下老百姓的万幸啊。”徐有功慷慨陈辞，一时使武则天也无以为对，最后使窦孝谌的夫人庞氏终于被免去了死罪，而被改判为充军，而徐有功却又一次成为武则天淫威的牺牲者，被再次废为庶人。
徐有功虽儿经大起大落，但他尽忠至公之心却并没有因为他的几起几落而旁落，相反，这却更使徐有功增加了为民请愿之志，当徐有功每次看到武则天无故杀人，都要冒死力争，有时对皇上也是声色俱厉。一次，武则天因为一个案子和徐有功争执不下，于是恼羞成怒，便命令殿前的武士把徐有功推出午门斩首。武士们马上进殿驾起徐有功就往宫门外拖，徐有功一面用力挣扎，一面大声喊到：“陛下，我虽然被杀，但法律却不能随意更改。”武则天听了后，深深地佩服徐有功以死尽忠、护法尽节的忠义之心，遂上前喝住武士，并大大地奖赏了公正无私的徐有功。
徐有功不仅执法如山，护法尽忠，而且无论对公对私都持公正廉明之心，丝毫不以个人或其它的原因而怠慢国政。一次，酷吏皇甫文备和徐有功共同审理一件案子，徐有功秉公办理，不无故陷人之罪，因而引起皇甫文备的不满，于是他就诬告徐有功有意释放叛逆犯人，武则天遂命令让徐有功回避此案，并另外派人调查实情，但后来调查的结果证明皇甫文备纯系诬陷。但徐有功对此却泰然处之，坦荡无私，丝毫不以为怀。不久，皇甫文备亦被人告发谋反而被捕入狱。徐有功经过调查和详细的分析案情，认为皇甫文备是受冤而致，于是就把他无罪释放了。徐有功的属下们都很不理解，就问徐有功：“皇甫文备过去曾无中生有地陷害你，竭力把你罪之于死地而后快，而你对他却这样宽容，对他如此宽大，这到底是为什么？”徐有功听了后，严肃地对大伙儿说：“你们说的是我和皇甫文备私人之间的矛盾，但我现在所执行的是国家的法律，我又怎能因为我们俩有矛盾而去违背国家的法律呢？”短短几句话，揭示了徐有功为官清正、大公无私的高风亮节。
徐有功经常对他的下属说：“一个人身为法官，掌握着百姓的生死大权，所以不能只顾自己的荣辱进退而一味地顺从皇帝的意见。说假话，说空话来滥杀无辜。”徐有功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在他几次任法官期间，多次地为受冤枉的和被陷害的犯人和案件平反，积极地为受害人申诉，几次差点被武则天处死。但徐有功坚贞不渝，置国家的法律于个人之上，公而忘私，忠心为国，确实堪称志士仁人。尤为可贵的是，徐有功身逢乱世而其身不乱，出污泥而不染，卓然守法，矢志不移，终无屈服之心，而有忠烈之义。其大公无我的节操深为后人称赞，因而得以流芳百世。
诸葛亮（181—234）是我国历史上伟大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他以卓越的见识和才能帮助刘备创立政权，辅佐刘禅治理蜀汉共二十七年，他的思想、品德和作风值得后人借鉴。
公元223年，蜀汉皇帝刘备驾崩。诸葛亮遵遗诏，辅佐十七岁的刘禅执政。当时蜀汉的处境很糟，民贫国虚，一些豪强地主和官僚乘机起兵割据。诸葛亮正视现实，积极推行法制，整顿吏治。他认为赏罚不明，教令不严是国家的危险。他考核官吏以他们是否体恤民间疾苦、是否忠于蜀汉政权为标准；对仗势侵公肥私、扶强抑弱、为贪图升赏而横征暴敛的害民之官，严加惩处；而对没有上述劣迹的官吏给予鼓励，加以升赏。对那些自知有罪，却诚实不欺的官吏，罪过虽重，发落从轻，使他们有改过的机会；而对那些花言巧语，掩饰错误的人，不管职位高低，关系如何，罪过虽轻也决不姑息。
李严曾和诸葛亮一同受遗诏辅政，地位权势仅次于诸葛亮。诸葛亮北攻曹魏时，李严负责督运粮草军械，但没有按期运到。为了逃脱贻误军机的罪责，李严派人假传圣旨命诸葛亮退兵；而退兵后李严又吃惊地说：“军粮充足，为何退兵？”李严怕因朝廷追究退兵原因而暴露自己，又上表刘禅说“军队伪退是为了诱敌深入……”诸葛亮了解真象后大为震怒，立即向刘禅奏章，将李严削爵免官。
廖立不满自己低于将军的职位，认为自己能够掌管朝政。他常常诽谤朝廷，毁辱同僚，影响很坏。诸葛亮上书，撤了他的官职。
在“治国之道，务在举贤”思想的指导下，诸葛亮从不以资历和门弟评选官吏、而是从志向、机智、见识、性情、廉洁、信守、胆量等多方面进行考察，根据其长处量才录用。他提拔了许多西南地区的人才，都委以郡守、都督、将军之职，为维护和加强蜀汉政权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诸葛亮还专门修筑一个读书台以聚集诸儒兼待四方贤士，尽量录用那些有德行、在社会上享有威望的儒生。杜微虽已年老耳聋，诸葛亮特地用车把他接来，和他书面叙读，还授与他谏议大夫的名义，以示对儒生的重视。
智慧金言
诸葛亮处理政事兢兢业业，终日勤勉不得休息。主薄（主管文书簿籍的官吏）杨颙看他太辛劳，劝他“处理政事，各有专责”。诸葛亮感谢杨颐的关心，但他认为丞相不能只是高高在上发号施令，振兴蜀汉必须勤劳刻苦。诸葛亮谦虚诚恳地听取来自各方面的意见。他向下属表示：“丞相之所以常与众僚议论政事，为的是集思广益，将不同的意见反复讨论得出正确的结论和办法，就等于抛弃破旧的草鞋而获得珍贵的珠玉，徐庶能够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董和为一件没有办好的事与我争辩讨论十次。他们勤恳认真，既是忠于国家，又可以使我少犯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