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把你拉入泥淖的东西，往往就是当初将你推向颠峰的东西。权力就是这样一种东西。正如故事中老鼠头上的犄角。权力对于人的诱惑永远不能消失，一个人权力在握时，对于金钱美色，即使不想要也难以拒绝。
统治者若贪得无厌、目光短浅，对民只是一味地侵夺和剥削，民众就会起而反抗，甚至爆发起义。隋文帝深深懂得这个道理，所以当他建立隋朝后，一面躬行俭朴，一面采取了许多有利于巩固政权的措施，与民休息，给民以惠。文帝的这些做法，使社会风气得到了净化，使民众的负担得到了减轻。新建的隋王朝迅速得到了民众的拥护，很快就稳定了下来。但是，隋炀帝杨广继承皇位后，荒淫奢华，急功好利，残酷猜忌，先后三征高丽、开凿运河、赋税繁苛，频频激起民怨，百姓怨声载道。隋炀帝为一己享受，以天下民众为己私有，对其横征暴敛，使民众起来反抗他的统治，最终斫了他的“大好头颅”，也导致了隋朝的灭亡。
虽然权力能给人带来诸多好处，但它最让人神往之处，莫过于它给予人的那份被众人拥捧的感受。人是虚荣的动物，当条件适合时，这种劣根性往往就会暴露无遗。秦朝农民起义的领袖陈胜年轻时是个雇工，经常和伙伴一起给别人家锄地。他经常对朋友们说：“苟富贵，毋相忘。”陈胜得富贵后，就开始骄横起来，逐渐丢掉了谦逊的品格。后来一个曾经和陈胜一起给地主种田的同乡听说他做了王，特意从登封阳城老家来陈县找他，敲了半天门也没人搭理。直到陈胜外出，拦路呼喊其小名，才被召见，一起乘车回官。因他是陈胜的故友，所以进进出出比较随便，有时也不免讲讲陈胜在家乡的一些旧事。不久有人对陈胜说：“客愚无知，颛妄言，轻威。”陈胜便十分羞恼，竟然把“妄言”的伙伴杀了。当年所说的“苟富贵，毋相忘”的话早抛到了九霄云外。自此以后，“诸陈王故人皆自引去，由是无亲王者”。最后陈胜失败被杀。
可见，权力能满足人们的虚荣，让人感到幸福。但是，权利的保护伞绝不是虚荣，而是谦逊。古语云：“江海之所以能成百谷之王者，以其善下。”一个居高位者比平常人更需要谦逊这种美德。穷汉在别人面前怎样摆弄自己的家具也不会有事，而一个百万富翁如果总是在广场上晾晒自己仓库里的珠宝，那就很危险。谦虚是会防止你身上的光彩刺痛名利之徒的眼睛，也就等于使你躲过了许多黑暗中的攻击。
居上位者的谦虚若发自内心，一言一行不必作修饰，就自然而然地合乎谦退之道，这是一种很高的境界。如此，不用刻意争取，其谦虚的名声也会自然地由近而闻于远，就如“兰在林中，其香自远”一般。明朝有个叫张英的人在京城做大官。有一年，在他的家乡安徽桐城，他的家人建造新房时，与邻居发生了争执。两家都说对方侵占了自家的地基，吵得不可开交。家人给张英写了封信，请他出面解决这件事。张英看完信后，大笔一挥，写了一封回信。家人拆开书信一看，只见信上写着四句诗：“千里修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意思很明白：张英让家人退让三尺。家人看了信以后，觉得很惭愧，于是将自家的院墙向里移了三尺。邻居本以为张家有贵人撑腰，一定会仗势欺人，没想到张家主动让步。邻居深受感动，于是也让出了三尺，三加三等于六，两家之间出现了一条六尺宽的小巷子。从此，“六尺巷”的故事在当地传为美谈。
反之，谦虚若是装出来的，而非发自内心的，必定不会坚持长久。有许多人的“美名远扬”不是从正道而来，最后一定会被人们所识破。如历史上著名的伪君子王莽，是个老奸巨猾的人。为了篡夺西汉政权，捞取政治资本，他干了不少笼络人心的事，其中之一是表现得特别谦恭下士。当他的丑恶面目未暴露之前，确实是“美名远扬”，人人传诵，俨然是一个十足的“正人君子”。当他的真实嘴脸暴露以后，人们才大吃一惊。唐代诗人白居易读了这一段历史，从伪君子王莽一度得到美名，联想到真正的君子周公被流言中伤，一度得到恶名，写诗感叹道：“周公恐惧流言反，王莽谦恭未篡时。倘若当时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
任何社会，权力之争都是最为残酷的。正是因此，曾国藩在他的家训中，才反复告诫子孙要远离官场是非地。身居高位的人，或许更应该明白适可而止的道理吧！
兼听则明偏信则暗
“勿妄而许之，勿妄而拒之”，这是鬼谷子所赞赏的听术，也是每一个肩负领导使命的人应该切记的。对于他人的意见，不管是否合乎自己的心意，都应该慎重对待。尤其对别人的批评，更要做到“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在《汉书·霍光传》里记载了一则“曲突徙薪”的故事：从前，有一户人家建了一栋房子，亲朋好友纷纷称赞房子造得好，主人十分高兴。这时，有一位朋友对主人说：“您家厨房上的烟囱是直的，灶膛的火很容易落到房顶上，极有可能引起火灾。您应该在灶膛与烟囱中间加一段弯曲的通道，这样就安全多了。”主人不以为然地笑了笑。朋友又说：“您在灶门前堆了很多柴草，这样也很危险，还是搬远一点好。”主人心里很不高兴，没有听从朋友的建议。过了几天，新房果然发生了火灾，邻居们奋力把火扑灭了。主人摆了酒席，感谢帮忙救火的人。这时，有人提醒主人：“您请了救火的人，怎么能忘了那位向您提忠告的朋友呢？”主人连连点头，亲自跑去把那位朋友请来了。
做事时要向有经验的人虚心请教，因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听忠言，最终是自食恶果。
春秋中叶以后，周王室的实力越来越虚弱，但周王仍以天子自居，事事阱究排场。景王打算铸两口巨钟：无射和大休，以便享受更美妙的音乐。单穆公劝阻说：“铸造巨钟，劳民伤财不说，就是这巨钟铸出来，用击柱一撞，耳朵都震聋了，哪还谈得上音乐之美呢？”景王又去征求主管音乐的伶官州鸠的意见，谁知州鸠也反对景王铸钟，他说：“大王要铸巨钟，从音乐的角度来说，根本谈不上悦耳；从国家和百姓的利益来说，更是不应该的。”但景王根本不听劝谏。第二年，巨钟铸好了，有些谄媚的大臣对景王说：“大王，这两口大钟的钟声浑厚和谐，好听极了！”景王听后心花怒放，命人将州鸠找来，对他说：“你听，钟声不是很和谐吗？”州鸠说：“这算不得和谐，如果天下的老百姓都为这事高兴，那才算得上和谐。这就是俗话所说的：‘众志成城，众口铄金。’”但景王根本听不进这些劝告。结果，景王很快死于心疾，而周王朝也随即爆发了长达五年之久的内乱。
至高无上的权力是人民给予的，如果失去了人民的支持，再大的权力也会化为乌有。周景王自己不能明白这个道理，手下的大臣向他指出来，又不能听从，最终加速了自己和国家的灭亡。
“兵圣”孙武在初任吴国将领之际，看到吴王因想称霸而急于起兵，大夫伍子胥想报杀父之仇而急于战事，沉痛地说：“战争若感情用事则无法取胜，战争的终极目的乃在求胜，故急于无胜之战，犹如负干草入火一般自取灭亡。目前对战争之准备未尽周全，敌情也无法掌握，若只因私欲而战，岂可得胜？昔人有言‘逐鹿者，迷于山’，若现在兴兵，岂不犯下极愚蠢的错误吗？”吴王阖庐接受了孙武的意见，伍子胥也打消了急于伐楚的念头。后来，正是孙武率领吴军攻破楚国的国都。吴王采纳孙武的正确建议，使吴国避免了一次鲁莽的战争。
现在，一些世界知名企业为了更好更快地发展，也欢迎不同的声音出现。2004年，温家宝总理会见了前美国通用汽车公司总经理斯隆。在谈到公司决策的时候，斯隆说出了通用汽车公司的决策理念。那就是：听不到不同意见不决策。很多人都希望在做事情的时候能够有一致的意见，这样就可以顺利地实施，为什么通用汽车公司背道而驰，必须听到了不同的意见才做出决策呢？事实上，这正是通用汽车公司长期立于不败之地的一个重要原因。任何人都不可能面面俱到，尤其是当今的时代，各种信息和技术充斥着世界，一个人不可能掌握所有的东西。那么在决策的时候就难免会出现考虑不周全甚至错误的地方，这个时候，学会从别人那里借用智慧、听取不同的意见就显得十分重要了。
善于倾听不同的意见，也就是善于从不同人那里借脑，具有采纳价值的进行必要的吸收，没有采纳价值的也不会影响最终的决策，何乐而不为呢？
成事之谋
在办事的过程中，运用“符言术”时，不可太拘泥于形式，要真正地做到赏罚分明，要明了何时该立威，何时该奖赏。而且，办事者还要善于听从别人不同的意见和建议，甚至是尖锐的指责和批评，只要对办事有利都应该大度地接受。同时，办事者还要多方观察，谨慎思考，如此这般才能将事情办得妥当、完美。
以德服人仁心仁术
鬼谷子讲：“德之术同，勿坚而拒之。许之则防守，拒之则闭塞。高山仰之可极，深渊度之可测；神明之位术，正静其莫之极欤！右主听。”鬼谷子在这里也强调了以德服人。所谓以德服人，就是要用自身的形象带动人。用崇高的道德来感化人，替他人排忧解难，则会扩大自己的影响力，提高自己的声望。尤其是领导者，一定要品洁行清，诚实无欺，要懂得“以德服人”。只有以德服人，才能真正让人信服，让人基本上做到言听计从。道理能征服人，主要靠真理的力量；道德能征服人，主要靠人格的力量。人格和德行作为一种非智力因素，尽管不是道理，但往往胜于道理。
我们常讲，德高望重，其实，“德高”不仅能“望重”，而且能“言重”，即增加讲道理的分量。从某种意义上说，德行是形象的道理，道理是抽象的德行；道德的滑坡是最危险的滑坡，人格的缺失是最可怕的缺失。诚如古人所说：非正义的武力只能击败人的肉体而绝不能征服人的灵魂，人类要从弱肉强食的愚昧而自私的天性里觉醒，治理一个集团或治理一个国家都要以德服人。“官德乃为官之本，本固则德厚，德厚则威高”，“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
古人强调“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春秋五霸”之一的楚庄王，就非常善于运用宽容这一策略。
有一次，楚庄王大摆宴席，款待朝中文武百官，为表示对众臣的厚爱，楚庄王令自己貌若天仙的爱姬向列位大臣敬酒。一时间，君臣喝得酒酣耳热，兴致大发。突然，一阵风起，吹灭了蜡烛，屋内顿时漆黑一片，这时一位臣子借机非礼了楚庄王的爱姬，楚庄王爱姬倒很镇定，她将非礼他的人的帽缨揪了下来，并把这件事告诉了楚庄王。爱姬进言说：“只要点上蜡烛，就可以找出来非礼她的人。”楚庄王没有同意，而是在蜡烛点亮之前说：“带着帽缨喝酒不太尽兴，请大家把帽缨都摘下去吧，让我们继续开怀畅饮。”事后，楚庄王也没有再追究此事。几年以后，楚晋相争，楚将唐猝异常勇猛，屡立战功，为楚国确立霸主地位立下了汗马功劳。楚庄王要论功行赏，重赏唐猝，唐猝却磕头认罪，说自己就是当年在酒席上酒醉而调戏庄王爱姬的人。
楚庄王为部属留有余地，给其以补偿的机会，而最终为自己的社稷稳定凝聚了人心。如果庄王当时不是“以德服人”、宽宏大量，而是怒气冲天、气量狭窄，追根究底杀了唐猝，只会让大臣觉得国君重女色而轻大臣，势必会导致大臣们离心离德，楚庄王也就不可能有机会成为一代霸主。
相似的事情，因为解决方式不同，却产生不同的结果。汉初，淮南王英布因其宠姬与中大夫贲赫一起饮过酒，并且对其有称赞之词，就怀疑宠姬和贲赫有染，就要逮捕费赫。结果贲赫逃到长安，上书刘邦说英布有谋反之心，这给早就想消灭英布的刘邦提供了借口，遂派兵灭了英布。楚庄王能明断是非，能分清孰轻孰重，能给下属以改过的机会，从而得到属下的效忠。而英布却意气用事，苛求属下，“小不忍则乱大谋”，最终自取灭亡。
“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感情有着极大的鼓舞力量，因此，它是一切道德行为的重要前提。没有伟大的品格，就没有伟大的人，甚至也没有伟大的艺术家，伟大的行动者。美德有如香料，经燃烧而其香愈烈，盖幸运最能显露恶德而厄运最能显露美德也。成大事者，必须有虚怀若谷的胸襟，必须善于利用“宽容”这一武器来广聚自己的人气。“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给他人一个改过的机会，定会令对方对自己感激涕零、肝胆相照。
康熙帝曾讲过：“国家用人，当以德为本，才艺为末。”宋代著名宰相韩琦一生，功劳天下无人能比，官位已经升到臣子的顶端，却不沾沾自喜；他所承担的责任重大，经常周旋于官场不测之祸的漩涡中，却不忧心忡忡；无论什么情况，都能泰然处之，一生谦恭有礼，厚德仁爱，威名远扬。韩琦生性淳朴厚道，器量过人。韩琦在定武统帅军队的时候，常常在夜间伏案办公。一天，一名侍卫拿着蜡烛为他照明，这个侍卫一不小心走神了，蜡烛烧了韩琦鬓角的头发。韩琦什么也没说，只是自己用袖子蹭了蹭鬓角，就又低头写字了。主管侍卫的长官知道后，立即撤换了拿蜡烛的侍卫。韩琦知道后，赶紧把他们召集来，对主管侍卫的长官说：“不要替换他，更不要惩罚他，因为他已经懂得怎样拿蜡烛了。”军中将士知道此事后，无不为之动容。按理说，侍卫拿蜡烛照明不小心把统帅的头发烧着了，本身就是失职，主帅不责罚他就算是宽宏大量了，而主帅还亲自为侍卫求情，为他开脱。这种容忍比批评和责罚更能让士兵改正缺点，尽职尽责。这样的统帅士兵们会心甘情愿地为他卖命，肝脑涂地也在所不辞。
世上的人千人千面，千变万化，每个人都面临适应人生，适应社会的问题。但无论世事如何变化，以诚待人，以德服人都是我们必须要恪守的原则之一，即使是对冥顽不化的人，也要以诚相待使他受到感化，所谓“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以我之德，来启人之良知，历史上这样的例子很多，即使是冥顽之人朝闻道而夕死的事也不少，这也算是临终而悟，而达到德化的目的；何况对于一般人，坚持我之美德与之相处，终可感化他人。
正如偌大的星空每颗星星都有自己的位置一样，社会中的每个人无论高低贵贱、大小强弱也都有自己的生存空间。在那个小小的空间里拥有你的喜怒哀乐，你的生存方式和习惯。然而这个世界实在太小，生活在这世界上的人又太多了。你不碰他，他还碰你，每个人的生存空间都不是孤立存在的，人与人之间纵横交错、立体交叉，摩肩接踵，拥挤不堪。所以要拥有自己的生存空间，就得以诚待人，以德服人，相互照应，尊重他人的处世方式、生活习惯，与人方便自己方便，维护平衡，寻求和谐，共同创造良好生存环境，体现出我们的宽宏大度的胸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