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
原文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生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上大夫壶遂曰：“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厘，差以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弗敢辞。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
壶遂曰：“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职，万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论，欲以何明？”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汤、武之隆，诗人歌之；《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建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
于是论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毁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
译文
太史公说：“先父曾说过：‘周公死后五百年而有孔子，孔子死后到现在又有五百年了，如今应该有人按继太平盛世，订正《易传》、续写《春秋》，根据《诗》、《书》、《礼》、《乐》作一番著述事业了吧？’意在于此啊！意在于此啊！我怎么敢推让呢？”
上大夫壶遂说：“当时孔子为什么作《春秋》呢？”太史公说：“我听董仲舒说：‘当时周道衰微，孔子做鲁国的司寇，诸侯加害于他，大夫排挤他，孔子知道自己的言论不被采纳，学说行不通，就褒贬二百四十年中史事的得失，以此作为天下的标准。贬斥天子，责难诸侯，声讨大夫，只是为了阐明王道罢了。’孔子说：‘我如果要用空洞的言论来记载这些事，就不如因事见义来得深刻又鲜明啊。’《春秋》，这部书上能阐明三王之道，下能分辨社会上处理事情的准则，辨析疑惑难明的事理，分清是非曲直，判定犹豫不决的疑难问题，称赞善者，批评恶者，表彰贤者，贬斥不肖者，使灭亡的国家恢复起来，使断绝的世系延续下去，弥补弊端，兴办废弃之事，这都是王道中的大事啊。《周易》是谈天地、阴阳、四时、五行的，所以擅长讲变革；《礼》是用来整治人伦的，所以擅长讲处世的原则；《尚书》记载了先王的事迹，所以擅长于讲政令；《诗经》记载了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所以擅长于讲风俗；《乐》是用来表现人的欢乐情感的，所以擅长于陶冶人们的性情；《春秋》是辨别是非的，所以擅长于治理人事。因此，用《礼》来节制人的行为，用《乐》来抒发和谐优美的感情，用《尚书》来记载前人的行事和典章制度，用《诗经》来传达情意，用《周易》来说明事物的发展变化，用《春秋》来辨别道德义理。要把乱世治理好，使之回复正道，没有比《春秋》更直捷的了。《春秋》全书几万字，其精髓只有数千字。万事万物的离合聚散之理，都汇集在《春秋》这部书里。《春秋》中，被杀的国君有三十六个，灭亡的国家有五十二个；诸侯逃亡而失去政权的，不可胜数。考察之所以如此的原因，都是由于丧失了根本。因此，《周易》说：‘失之毫厘，差以千里。’所以说：‘世杀国君、儿子杀父亲，这不是一朝一夕的缘故啊，而是在很长时间内逐步发展的。’所以说做国君的，不能不通晓《春秋》；否则，前面有进谗言的看不出，后面有叛逆作乱的不知道。做人臣的不能不通晓《春秋》；否则，就会墨守常规而不知道合乎时宜，办理事情遇到变故而不知灵活地处理。做君父的不通晓《春秋》义理的，必定蒙受罪魁祸首的恶名。做臣子的不通晓《春秋》义理的，必定犯篡权弑君的大罪而受到诛讨，落个该当死罪的名分。他们的本心都以为是件好事才去做，可是去做时，由于不懂义理，以至于人家给他们加上空洞的罪名也不敢推辞。由于不通晓礼义的宗旨，以至于弄得君不像君，臣不像臣，父不像父，子不像子。君不像君，就容易使臣子犯法；臣不像臣，就要被诛杀；父不像父，就是行事不合于人伦之理；子不像子，就是忤递不孝。这四种行为是天下的大过错。把天下的大过错加给他，他也只得接受而不敢拒绝。所以说，《春秋》是礼义的根本。困为礼义是防止于坏事发生之前，法律是施行于坏事发生以后，因而法律发挥的作用容易看得见，而礼义所起的防止作用很难为一般人理会。”
壶遂说：“孔子所处的时代，由于上无贤明的君主，所以他在下位不得任用，因此作了《春秋》，让这些没有实际制裁能力的文字传留后世，以制礼的义法，权当作一代王朝的制度。如今您上遇圣明的天子，在下当官任职，王朝的各种制度都已具备，并且都安排得很恰当了。而您却要效法《春秋》来论列时事，想要阐明什么问题呢？”
太史公说：“是，是！不对，不对！不是这样！你还没完全理解我的意思。我在先父那里听说过这样的话：‘伏羲时代道德最纯厚，可是他也作过《易》的八卦。尧舜的盛德，《尚书》予以记载，礼乐由此而兴。汤、武的隆盛时代，诗人歌颂它。《春秋》采善贬恶，推许三代之德以褒扬周室，并非仅仅是用于讥刺啊。’自汉朝兴起以来，直到当今的圣明天子，捕获了麒麟，出现了符端，举行了封禅大典，改换了历法，变易了服色，这全是受命于上天，恩泽如流水，滋润无边，海外的那些不同风俗，不同语言的人，都辗转通过几种语言的翻译，叩塞门前来请求献礼朝见，来的人不知有多少。朝廷里的臣子百官，竭力诵扬圣德，还怕不能道尽自己的心意。再说，士人贤能而不能被录用，是当权者的耻辱；主上圣明而他的圣德不能传布于天下，那就是主管官吏的过失了。而且我是现任史官，废弃明君的圣德而不记载，使功世、世家、贤士大夫的业绩湮没而不论述，忘记了先父的遗言，没有比这更大的罪过。我所说的是记述旧事，整理杂乱的异文传说，并不是人们所说的著作，您却把此事同作《春秋》相比，那就不对了！
于是我开始整理编次文稿，可是七年以后我就遭了李陵之祸，被囚禁在监狱里，我喟然长叹说：“这是我的罪孽啊！这是我的罪孽啊！身体受到摧残不中用了。”可是我又退一步深思：“《诗经》、《尚书》所以含意隐约就是遭遇忧患不得志的人要以此来表达他们的思想。当初周文王被囚禁在羑里，他推演八卦为六十四卦；孔子在陈、蔡遭到困厄，回到鲁国便作了《春秋》；屈原被放逐，创作了《离骚》；左丘眼睛失明，才有《国语》传世；孙子受了膑刑，却编著了兵法；吕不韦被流放到蜀地，《吕览》才传布于世；韩非在秦国被囚禁，有《说难》、《孤愤》传世；《诗》三百篇，大都是圣人贤者抒发悲愤之情的作品。这些人都是思想上有解不开的苦闷，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所以追述往事，希望将来的人能了解他们的抱负。”于是我终于又着手叙述自黄帝开始，经陶唐，到武帝元狩元年获麟的那一年为止的史事。
解读
这是司马迁为《史记》写的序言的一部分。司马迁继承父亲司马谈的事业，任太史令；并继承父亲遗志，写作《史记》。在本文中作者提出“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这是作者生平的抱负。文中着重阐明孔子作《春秋》的宗旨，也是作者写作《史记》的目的。最后说明在著作过程中遭遇到李陵之祸的奇耻大辱，终于以古圣贤自比，发愤著书，完成了《史记》这部伟大著作，显示出作者忍辱负重的决心。
文章用对话形式，展开论述，从大处落笔，抒写胸中愤慨，论述集中而明确。
活学活用
本序是《史记》的总序，又是作者的自传。文中叙述了自己的家世，论述了各学派的思想，陈述了自己写《史记》的历史条件、个人动机，以及受刑后忍辱著书的缘由。这是研究司马迁生平、思想以及《史记》的最宝贵的资料。曹丕说：“文以气为主。”倘若把“气”释为创作的激情，那么司马迁在写《史记》之前的游历、做官的经历、读书心得，特别是李陵之祸使他受到宫刑的侮辱，以及他父亲临死前命他继续写史书的遗嘱，所有这些在司马迁心中形成一股巨大的创作激情，于是他执笔而为洋洋巨文。其文如大河行地，一泄千里。它使人发愤，激励人们向上。此文与后面的《报任安书》，可谓千古奇文，互相参阅，收获会更多。
这篇文章的绝大多数文字，记载了司马迁和壶遂的辩难，其焦点在所修《史记》和《春秋》的关系上。司马迁极力否认自己所要修的史书和《春秋》属于同类，在很大程度上是自谦之词。可是他又以五百年作为历史的周期，显然有继孔子修《春秋》的传统而撰写史书之意。《春秋》终于获麟，《史记》也是如此。说来说去《史记》和《春秋》的关系无法否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