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
原文
汉用陈平计，间疏楚君臣。项羽疑范增与汉有私，稍夺其权。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为之，愿赐骸骨归卒伍。”归未至彭城，疽发背死。苏子曰：增之去善矣。不去，羽必杀增。独恨其不早耳。然则当以何事去？增劝羽杀沛公，羽不听，终以此失天下，当于是去耶？曰：否。增之欲杀沛公，人臣之分也；羽之不杀，犹有君人之度也。增曷为以此去哉？《易》曰：“知几其神乎！”《诗》曰：“相彼雨雪，先集维霰。”增之去，当于羽杀卿子冠军时也。
陈涉之得民也，以项燕、扶苏。项氏之兴也，以立楚怀王孙心；而诸侯叛之也，以弑义帝。且义帝之立，增为谋主矣。义帝之存亡，岂独为楚之盛衰，亦增之所与同祸福也。未有义帝亡，而增独能久存者也。羽之杀卿子冠军也，是弑义帝之兆也。其弑义帝，则疑增之本也。岂必待陈平哉？物必先腐也，而后虫生之；人必先疑也，而后谗入之。陈平虽智，安能间无疑之主哉？
吾尝论义帝，天下之贤主也。独遣沛公入关，不遣项羽；识卿子冠军于稠人之中，而擢以为上将。不贤而能如是乎？羽既矫杀卿子冠军，义帝必不能堪。非羽弑帝，则帝杀羽，不待智者而后知也。增始劝项梁立义帝，诸侯以此服从。中道而弑之，非增之意也。夫岂独非其意，将必力争而不听也。不用其言，而杀其所立，羽之疑增，必自是始矣。
方羽杀卿子冠军，增与羽比肩而事义帝，君臣之分未定也。为增计者，力能诛羽则诛之，不能则去之。岂不毅然大丈夫也哉！增年已七十，合则留，不合则去。不以此时明去就之分，而欲依羽以成功名，陋矣！
虽然，增，高帝之所畏也。增不去，项羽不亡。呜呼！增亦人杰也哉！
译文
汉国用陈平的计策，利用反间计来分化楚国的君臣。于是项羽果然怀疑范增与汉家有秘密勾结，遂稍稍肃夺范增的权力。范增很气愤，说：“天下事已经大致平定了，君王可以自己办理了，希望您开恩赐还我的骸骨。”回去时还没有走到彭城，背上患痈疽疮而死。苏子说：范增的离去是对的。不去，项羽必定要杀害范增。不过，只是恨他离开得不早罢了。
那么，他应该因着什么事情离去呢？或许在范增劝项羽杀害沛公刘邦，项羽不听，终于因此失掉天下——是否应当在这时离去才好呢？回答是否定的。我认为：范增当时想要杀沛公，是做为一个大臣应该尽的责任；项羽不杀，也是做为一个君主应有的度量。范增有什么必要为此事而离去呢？《周易》曾说：“知道细微的先兆者那才是神明的哩。”《诗经》有句云：“瞧那下大雪以前，先降下来的却是霰。”我认为范增的离去，应当在项羽刺杀卿子冠军宋义的时刻。
陈涉得到民心，是因为借用着项燕和扶苏的名义；项家的兴起，也是因为树立楚怀王的孙子——心。然而，诸侯的背叛项羽，也是因为弑死所扶立的义帝，何况义帝的被拥立，范增是主要的策划者呢。楚义帝的存亡，岂但是关系着楚国的盛衰，更是范增的与之同命运共祸福的关键所在啊。不会有义帝被杀，而范增单单会长久生存的情况嘛！项羽的杀害卿子冠军，即是弑死义帝的先兆。而他弑死义帝，则是猜疑范增的本源。又何必等待陈平来施反间呢！东西必然是先腐朽了，然后虫子才得以生出来；人必然是先有猜疑，然后谗言谤语才能乘之而入。陈平虽然是很聪明的，但怎么能够挑拨毫不猜疑的君主呢！
我曾经谈论义帝，认为他是当时的贤明君主。例如单命令沛公攻进函谷关，而不派遣项羽；发现卿子冠军于稠人广众之中，并且提拔他为上将军——倘不贤明能够这样做吗？项羽既假托义帝的命令来杀死卿子冠军，义帝肯定是不堪忍受的。不是项羽弑害义帝，就是义帝诛死项羽：这是不必有什么智慧就能明白的嘛！范增最初劝说项梁拥立义帝，诸侯因此而服从，半道中弑死他，当然不是范增的主意；不但不是他的主意，很可能是尽力争取不杀，但项羽没有听从！不采用范增的意见，而杀害他拥立的人，项羽对范增的猜疑，肯定是从这一时刻开始的。
当项羽杀害卿子冠军的时候，范增和项羽是并肩平列地在义帝旗下办事的同僚，君臣的身份尚未确定嘛。替范增打算，有力量诛杀项羽则诛之，倘若不能就该离开他。这岂不是称得上个刚毅的大丈夫吗！那时范增的年纪已经七十了，合则留，不合则去嘛！不在此时划清该去该不去的原则界线，反而想依靠项羽来成就自己的功业和名声，真是太不明白了！虽是这样说，但范增仍是汉高帝所惧怕的人，范增不去，项羽就不会灭亡。哦！范增也算个杰出的人才了。
解读
本文是作者所写的“史论”之一。范增（前277~前204），秦末居鄛（今安徽铜城）人，项羽最重要的谋士。他在七十岁时，辅佐项羽称霸诸候，曾被项羽称为“亚父”（尊称，表示仅次于自己的生父）。范增屡劝项羽诛杀刘邦，项羽不听。后项羽中刘邦的反间计，疑增有二心，增愤而离去，在途中病死。作者在本文中批评了范增看不到“去就之分”，认为“增之去善矣，独恨其不早耳”。同时对项羽的暴虐行为也进行了批评。
活学活用
在楚汉相争之际，范增可以算得是一个悲剧人物。他身为项羽的智囊，理应大展身手，使项羽能够完成统一大业。但是由于项羽的优柔寡断、刚愎自用，终于导致范增拂袖而去，含恨而死。历来的评论家都认为这件事充分说明了项羽不善于用人，范增未遇明君。这种观点几成定论，如果再在这种思路上做文章，那就索然无味了。作者独能另辟蹊径，提出了“增之去，善矣”，“独恨其不早耳”这一论点，令读者耳目一新。可以这样说，作者立意的脱俗，是本文的主要成功之处。
有了鲜明的论点，还要有充分的论据和严密的论证过程。作者在这些方面掌握得也很好。例如，他以项羽、义帝、宋义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作为脉络．有力地论证了范增在项羽诛杀宋义时就应该离去。又如，从项羽杀害义帝而推断项羽对范增起了疑心，因为义帝的被拥立，范增是“谋主”。经过作者这样的剖析，其论点自然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文章结尾时肯定指出：“增亦人杰也哉！”这是完全必要的。作者所要批评的是范增去之不早，而不是完全否定这个“人杰”。有了这个结尾，才不致使作者的评论失之偏颇。正如清人吴楚材所说：“结尾作赞叹语，尽抑扬之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