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谦的公正廉洁不仅受到朝中众臣的钦佩和管辖地方百姓的拥戴，就连王公贵族也对他赞赏有加。但是，王振一伙却把于谦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欲除之而后快。
正统十一年，于谦任河南、山西巡抚已经十七、八年了。封建时代的封疆大吏们都有提防朝廷猜忌的习惯。于谦虽不怕这些，但也长久的待在同一个地方不好，于是，他趁进京述职之便，上书给明英宗，推荐由参政王孙原贞来取代自己。王振一看，认为机会来了，就唆使他的走狗通政使李锡弹劾于谦，诬陷他是因为长期得不到升迁而心怀不满，所以以举荐私人代替的方式向朝廷施压，实属大逆不道。不由分说就将于谦逮捕入狱，还判了死罪。山西、河南两省的老百姓和许多读书人，听说于谦因被王振诬陷而入狱，顿感义愤填膺，不断有人跑到北京上书英宗皇帝，请求释放于谦。王振深知众怒难犯，只好把于谦释放出来，降职为大理寺少卿。
于谦降职留京的消息传出后，山西、河南的群众仍不肯罢休，集合了一万多人上京请愿，跪在皇宫外边，请求朝廷让于谦仍旧去巡抚山西、河南。这一次连明王朝在山西、河南两省的藩王都出面了，他们出于希望地方安定的意愿也极力请求于谦重回两省主持政务。在这种情况下，王振不得不同意于谦复职。
正统十四年的秋天，北方少数民族瓦剌人的军队南下入侵。明英宗在王振的怂恿下，率领五十万大军“亲征”。由于王振瞎指挥，明朝的军队在土木堡一战全军覆没，结果王振被杀，英宗被俘。土木之变后，瓦剌的大军带着被俘的明英宗一路打到北京城下，北京城内人心惶惶，皇亲国戚、达官显贵们纷纷准备向南方逃窜，有的甚至早已把家眷财产送到南方去了。皇太后没办法，下诏让英宗的弟弟朱祁钰监国。朱祁钰召集大臣们商量大计，大臣们有的主张南逃，有的说舍不得祖宗的基业……偌大的朝堂上有哭的，有喊的，乱成了一团。
于谦当时以兵部左侍郎代理部事的身份参加了这次朝议，看到这种情况，他挺身而出，高声大喝道：“倡议南迁者，当斩首！”一下子，惊呆了正在吵闹的人们。接着，他以宋朝南迁亡国的历史教训来说明抗战的必要性，同时又提出了许多能保住北京的抗战建议。于谦的提议得到了不少正直大臣的支持，于是皇太后亲自任命于谦为兵部尚书，全权主持北京抗战。
下令抗战后，身为兵部尚书的于谦一方面整顿京城仅有的二十万军队，下令调集各省驻军援助京城；另一方面向朱祁钰提出必须向军民宣布王振祸国殃民的罪行，以平民愤，振军心。在一次朝议中，多数大臣要求诛杀王振全族，没收其全部家产供军队使用。朱祁钰还没开口，王振的党羽锦衣卫指挥马顺就跳出来恶言斥骂。群臣愤恨难忍，就在朝堂和马顺大打出手，当场就把马顺打死了。这时候，大家还是感到出不了胸中的恶气，高声喧嚷，强烈要求查出王振在后宫的党羽，并严加惩处。后宫的太监们吓坏了，赶紧把平时跟王振作恶最多的宦官毛跚、王长随二人供出来，这两个家伙也立即被众人打死。马、毛、王三人的尸体被众人拖到东安门示众，军民百姓都争着去踢打唾弃。没过多久，王振的侄子王山也被人捉到朝堂上来了，群臣一拥而上，叫骂震天动地，许多大臣的帽子、鞋子挤掉了，衣服扯破了，披头散发，就连于谦的袍子也被挤烂了。朱祁钰被这种场面吓坏了，站起身来想往后宫跑，于谦赶紧上前，拉住了他的袍袖，请他立即宣布：“马顺等人罪有应得，其他人概不论处。”这样事情才平息下来。退朝时，吏部尚书王直握着于谦的手，两眼含泪说：“今天，就是有一百个王爷也不如先生一个呀！”事后，朱祁钰下令抄没王振家产，处理了王振党羽，伸张了正义。由此北京军民在于谦的领导下万众一心开始了气壮山河的保卫战。
在历时三个月的北京保卫战中，民族英雄于谦表现出了一位军事统帅的大智大勇和高超的谋略，在他的指挥下，瓦剌军队屡战屡败，溃不成军。为了粉碎瓦剌贵族想要利用被俘的英宗要挟明廷的阴谋，于谦坚决主张由朱祁钰继承皇位。朱祁钰登基后，称代宗。瓦剌人看到英宗朱祁镇已经没用了，就把他送回北京向明廷求和。朱祁镇回京后立即同朱祁钰展开了一场勾心斗角的夺权斗争，而胸襟坦荡的于谦这时却奔波于宁夏、山西一带的边镇，为巩固边防日夜操劳。明代宗景泰八年，朱祁镇趁朱祁钰病重之机，勾结了一部分野心勃勃的大臣实行复辟，重新登上了皇位。拥立朱祁镇的一批奸诈之徒害怕于谦，于是他们上台的第一件事就是诬陷于谦“谋反”。
于谦被捕下狱后，朝中抗战派的主要人物都以“于谦党”的罪名被捕。在一次朱祁镇亲自主持的廷审中，于谦等人受到严刑拷打。原吏部尚书王直冤愤难平，在朝堂上高声申辩。于谦却镇静自如，他笑着对王直说：“落到奸臣们的手中，没有必要再和他们辩论了。”这时，于谦已是须发皆白、年过花甲的老人了。
朱祁镇一伙害死于谦后，派人去抄没他的家产时，才发现他“家无余货，萧然仅书籍耳”。连负责抄家的人对此都感叹不已。于谦在青年时代曾写过一首著名的言志诗，诗中写道：
千锤万击出深山，烈火焚烧只等闲，粉身碎骨全不顾，要留清白在人间。
这首诗正是于谦刚直、清廉、坚毅的一生的鲜明写照。
智慧金言
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是为官处世的两项基本技能。
坚持原则体现的是忠诚的品质；灵活的策略技巧表现的是务实的办事能力。为官治事，必须做到“外圆内方”，为了达到治理的目的，有时不妨应用下灵活的策略，只要心中的原则不变就行，但是为了坚持原则必须通过相应的权变。数学法则是：两点之间，直线距离最短。但是，在政治活动中，在起点与结果之间，却需要绕过现实的障碍。
原则是不能出卖的，目的是必须达成的，因此，策略的灵活性就是必须的。每当遇到具体的事务，都要冷静，深入地思考，通过卓有成效的策略技巧，尽可能地调动各方面的有利因素，化解矛盾，减少阻力，从而达到解决问题的目的。
志趣要正
原文
服官一也，而所以服官之心，不必尽同。有急于干进者一有安于守分者。干进者易躁，未尝不进，而或以才情挂累；守分者近席，果能尽分，亦终以资格迁除。此其中有命焉，非人之所为也。一念之差，百身莫赎，故志趣不可不正。
译文
当官的心思和想法，多少都有些差异。有的急于求得官职，有的却安守本分。急于谋求官职的人容易急躁，虽也有升官的，然而大多却因为他的才能不够所牵掣；恪守本分的人，如果能尽职尽责，最终也会凭借资格升官。这就是命吧，并不是人能改变的。一念之差，后悔莫及，所以说志趣不能不正。
活学活用
为高官者的一言一行，往往会被拿来做为榜样。唐代名相房玄龄通过自己的人品和风范影响着他身边的人们，使得这些人乐意与他合作，可以说他是唐王朝群臣中的一代楷模。
贞观三年，房玄龄以宰相身份主持评议百官政绩，治书侍御史权万纪觉得不公，便上奏唐太宗，要求治房玄龄之罪，唐太宗想要派侯君集推问此事。魏征上奏为房玄龄辩护说：“房玄龄乃朝廷旧臣，素以忠直为陛下看重，而且他所考评之人，数以百计，怎可能没有一二人不当者？况且
权万纪自身也在考堂之上，其身不得考，便有如此结论。他这是要激陛下之怒，不是竭诚为江山社稷考虑啊。”唐太宗于是没再过问此事。
尽管房玄龄忠心耿耿，但仍有人对他不满，出言诬陷他。同中书门下三品宋国公，性格狷介，与群臣多不合。他见房玄龄深得唐太宗赏识，便心生妒恨，向唐太宗进谗言说：“房玄龄与中书门下诸位大臣，朋党不忠，陛下不知详情。他们执权顽固，只是未反罢了。”
唐太宗说：“你太言过其实了！我既让房玄龄来做股肱之臣，就应当以诚待之。人不可能十全十美，应该看到他的长处，忽视他的缺点。我虽不聪不明，也还不至于不知善恶好坏！”
宋国公听了唐太宗的话，非常羞愧。唐太宗念其有功，不忍加罪。唐太宗对房玄龄的信任，由此可见一斑。
后来，房玄龄因为微小的过错而被责罚，归于府第。褚遂良上奏说：“房玄龄自义旗初建始，翼赞圣功，武德之委，冒死决策；贞观之初，选贤立政，人臣之勤，玄龄为最。今玄龄并无不赦之罪，怎可弃之不用！陛下不可因微小过失而弃数十年之勋臣。”唐太宗觉得褚遂良说得有理，对于自己的行为十分后悔，急忙派人召回房玄龄。
房玄龄虽身居相位，名贯天下，却从不居功自傲，更不贪权图利。唐太宗曾经召集大臣，议论世袭之事，并封房玄龄为宋州刺史，更爵梁国公。唐太宗之所以要封房玄龄为宋州刺史，就是想给房玄龄一个能子弟世袭的官职。但房玄龄觉得自己身为宰相，应为众大臣作出榜样，不可贪图功名，便上奏唐太宗说：“陛下，臣已身居相位，又封宋州刺史，这样恐使大臣们追逐名利，惑乱朝政，臣以为不妥，请陛下罢免臣的刺史职位，以正大臣视听。”
唐太宗深以为然，便依了房玄龄的奏折，只封其爵梁国公。听闻此事，朝中大臣纷纷仿效，辞去能世袭的官职。唐太宗感慨说：“上行下效，朝中大臣今日能如此行动，旨玄龄之功也！”
后来，房玄龄加太子少傅，当他初至东宫见皇太子时，皇太子欲拜之。房玄龄慌忙躲避一旁，坚辞不受。东宫的诸色人等，因此皆赞他谦虚恭谨，是亘古未有的贤相。
房玄龄作为群臣中的领导者，处处以其高尚的人品和大家为众大臣起着表率作用，对唐王朝的安定和繁荣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智慧金言
自己有信义，才可以规劝别人，对待朋友也是这样。想让主人听取你的见解，就得让主人信服你的品行。忠诚地为主人出谋划策，其要领就是以名节为大，以蝇头微利为末。凡是依附于主人，并表示效忠之人，皆是惟利是图之辈，如果不能满足他们的目的，往往容易成为导致坏事的祸根。这类人势力单薄，和主人也容易产生隔阂。言行上稍不检点，攻击之辞也就会随之而来。因此，抱负远大的人，不可不首先树立自己的良好品行。
为官当先为人
原文
呜呼！此先赠公遗训也。（辉祖）生十岁，先赠公将之粤东，纡道会稽外家，问（辉祖）：“读书何所求？”（辉祖）对曰：“求做官。”先赠公曰：“儿误矣，此亦读书中一事，非可求者。求做官，未必能做人；求做人，即不官，不失为好人。逢运气当做官，必且做好官，必不受百姓诟骂，不贻毒子孙”。（辉祖）跽而受命（详《先赠公行述》中）。三十年幕游间，有干吏居官，虐取以悦上官，不少留百姓馀地。不转睫而坐罪去，子孙且流落于所官之地，重为百姓唾辱，益思先赠公辞深切，栗栗不敢忘。
译文
这是我父亲留下的教训。我10岁那年，父亲要去广东，路上一块儿绕道去外婆家。父亲问我：“为何读书？”我说：“为了做官。”父亲说：“你错了，做官只是读书的目的之一，能做官不一定会做人，如果会做人，既使不做官，也能做好人，运气好能做官，确保要做好官，不能让百姓辱骂，让子孙受辱。”后来，我做慕僚，有很多官吏不爱百姓，只是奉上，不久就因为犯错而被辞退，子孙也在这些官吏当官的地方流离失所，并且还被百姓所唾弃。我看到这些，更深刻了解到父亲所说的重要性，一刻也不敢忘记。
活学活用
明朝嘉靖年间，严嵩曾执掌国家大权。当时，官职无论大小，都可以用钱买到，且都明码标价，其中清闲而又容易高升的官位价码很高。
那时，严嵩的儿子严世蕃知道陆树声没人提携，于是让人捎信给他，说只要送二百匹松江府的绫子（一种上等的丝织品），便把翰林院的职位给他。在当时，这个价码的确并不算太高，没想到陆树声却回答说：“我本来就不稀罕进翰林院，自己更没有丝毫绫子，就让他看着办吧。”拒不给严氏父子送礼。
张治作为陆树声的业师，看到他如此不识时务，就替他在严嵩面前说好话进行调解。一天，张治在严嵩面前提及陆树声，严嵩愤愤地说：“这个陆树声，实在是不识时务！”张治赶紧赔小心说：“他本就蠢钝不堪，实在不值得您计较。您大人不记小人过，回头我让他亲自来给您道歉。”在张治的调解下，陆树声才得以参加选拔翰林的考试。结果出来后，陆树声以优异的成绩夺得了第一名。
严嵩虽然不得不让陆树声进入翰林院，但对他依然没有好感。为此，张治十分替陆树声担忧，为了调和二者的关系，他私下里让人准备了一些礼物，派人送到严嵩的门下。然后把陆树声叫去，对他说：“我已经帮你备妥了礼物，你到严相公府里拜谢一下吧。”见张治如此为自己操心，陆树声只好听从他的安排。为了谨慎起见，张治又让严介之陪陆树声一起去。
陆树声来到严嵩的府门附近，看见张治派去送礼物的人早已等在那儿，见他们一到，就把名帖交给陆树声，让他自己去献给严嵩。陆树声没有办法，只好怀揣着名帖跟着严介之一起进去拜见严嵩。整个见面的过程中，不管严介之怎样暗示，陆树声都没有掏出名帖。后来严嵩送两人出来，
见大门左边站着一个手持金币的仆人，就问两人说：“这是你们俩谁准备的？”陆树声竟然高声回答说：“不知道。”始终还是没有献出那张名帖。因此，严嵩对他更加记恨了。在翰林院没呆多长时间，陆树声就因一件小事被解职。子和他的随从统统抓了起来，带回县衙审讯。一开始，那个胡公子仗着父亲的官势，暴跳如雷，但海瑞一口咬定他是假冒公子，还说要把他重办，他这才泄了气。海瑞不仅把他行装里的银子全部没收充公，还把他狠狠教训一顿，撵出县境。
等胡公子回到杭州向他父亲哭诉的时候，海瑞举报有人冒充公子胡作非为的报告也已经送到巡抚衙门。胡宗宪明知道他儿子吃了大亏，但因为信里没牵连到他，如果把这件事声张起来，反而失了自己的体面，就只好打落门牙往肚子里咽了。
过了不久，又有一个京里派出的御史鄢懋卿被派到浙江视察。鄢懋卿是严嵩的干儿子，敲诈勒索的手段非常厉害。他每到一个地方，地方官吏要是不“孝敬”他一笔大钱，他是绝不肯放过的。但是鄢懋卿偏又要装出一副奉公守法的样子，他通知各地，说他向来喜欢简单朴素，不爱奉迎。各地官吏听到鄢懋卿要来视察的消息，都犯了愁。
海瑞听说鄢懋卿要到淳安，给鄢懋卿送了一封信去，信里说：“我们接到通知，说您要来淳安，让一切从简。但又听说您以往到各个地方都须大摆筵席，花天酒地。我们想按通知办事，又怕怠慢了您；大肆铺张，只怕违了您的本意。只好向您请教该如何行事。”
鄢懋卿看到这封揭他底的信，直恼得咬牙切齿。但是他早听说海瑞是个铁面无私的硬汉，又听说胡宗宪的儿子刚在淳安吃过大亏，不免有些害怕，临时改变主意，绕过淳安，到别处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