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古董家具收藏热的5次浪潮
以往，陶瓷书画一直是有闲有钱阶层收购的主流，许多人为了拥有一件烧造工艺精细的官窑瓷器、一幅心仪已久的名人字画而一掷千金；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把目光转移到其他杂项上来，人们的收藏热点逐渐趋于多元化。
近10年，在各类大大小小的古董艺术品拍卖会上，杂项器物占据了很大比例。如家具、文房雅玩、古钱币、钟表、票证、灯具、佛教造像等都曾在拍卖会上亮相，一些拍品的价势走高，一路攀升，直追瓷器书画的价格。其中传统的家具就已经成为杂项拍品中的一个亮点，吸引了愈来愈多的收藏爱好者的目光。
与此同时，中国的古董家具在国际收藏市场上的价格持续走强，特别是明式家具，以其简洁明快、典雅实用的风格成为古家具收藏家的宠物，因而价格的飙升超过了所有东西方古家具的升幅。
木器家具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实用品。试想：一个人每天要在椅子上坐，在餐桌上吃饭，就着桌子工作，在床上睡觉……，至少有四分之三的时间要与家具打交道。设计新家具，除了要求经济耐用之外，注意到实用美观是完全有必要的。
注意新家具，就不能不重视古代家具，因为这是我们祖先的智慧结晶，是我们的文化遗产。
世界各国对他们的古代家具都是非常重视的。走进一所艺术博物馆，家具的陈列要占很大的比重。有历史、艺术价值的家具是被当作重要文物看待的。他们不但重视本国古代家具，同时也重视中国古代的家具。
古董家具市场是由收藏家造就的。古董家具市场的每一波浪潮都是由收藏热引发的，因此，谈论古董家具的市场必须先谈古董家具的收藏热。
中国古典家具收藏热是大范围的。虽然是中国的古典家具，而收藏家却遍布全世界。因此，谈到中国古典家具的收藏热，要先从国外说起。
早在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相当于清代康熙时期），当时明朝刚灭亡不久，皇宫及各地王府和富商大贾府第中的家具流入民间。在国外，主要是欧美国家，正处于文艺复兴的末期。欧美流行的巴洛克和罗哥可式的家具亦走向衰落。此时西方艺术家们正寻求一种静中带动、动中带静的新的艺术形式。
正当他们苦求无方的时候，西方传教士大批来华，他们发现了中国的明式黄花梨家具、紫檀家具，他们惊呆了。
中国明式家具正是他们梦寐以求的理想的艺术形式。在西方人眼里，紫檀无大料，只可做小巧器物，据传拿破仑墓前有五寸长的紫檀棺椁模型，参观者无不惊慕，以为稀有。及至他们来到中国，见到四米高的紫檀大柜、黄花大床，始知世界上用高级木材制作的家具精华尽在中国。于是多方购买，运送回国，用以陈饰和收藏。
他们在购买的同时，还依中国明式家具的原理仿制。据传，当时有个英国家具设计师齐彭代尔，以明式家具式样为英国皇室设计了一套宫廷家具，曾轰动了整个欧洲。从那时起，中国明式家具受到世界瞩目，在国际上有了市场，成为国际上第一次中国古典家具热。
此后，随着鸦片战争的开始，帝国主义的入侵和资本商人又以掠夺手段获取中国的财富，其中自然也少不了我国的古典家具，只是没有形成一时热潮而已。
民国时期，每年都有大量的明式家具被外国人买去。最著名的是美国人杜乐文兄弟。他们在美国开着中国古代家具店，自己住在北京收买。经他们手运到外国的中国家具，数量当以千件计，他们就靠这个发了财。
德国人艾克曾编过一部《中国花梨家具图考》，书中影印了古代家具122件，其中的绝大部分也早已流往海外。在这个时期，中国古代家具与铜器、绘画、雕塑、陶瓷等文物一样，被外国人捆载而去。
解放以后，文物法令中规定古代家具禁止出口，所以被卖到外围去的情况基本上扭转了（但仍有漏洞，据出口商称，黄花梨家具已不得出口，但铁梨木家具准许出口。实际上铁梨木家具也有明代的或更早的制品，故不应当机械地以木质来定能否出口）。但它又遭到了新的厄运，那就是成件的木器被大量地拆散锯开作为材料使用。这些木器多数经凌迟宰割，改制成乐器、秤杆、克郎棋棍、算盘子、刨子、模型等等。
在早市上经常可以看到旧货商买到硬木家具后，不问新旧好坏，先拆散再说，一些乐器社大锯明代的紫檀木大床或条案，使人触目惊心。
古代家具之所以被拆做材料用，一方面固由于硬木材料来源缺乏，但更主要的是由于成件木器既不能出口，国内又无销路，以致卖成品反不如卖材料价钱高而且容易脱手。一位古家具专家曾问旧木材商：“拆木器卖材料是否可惜？”他们说：“拆了卖，我不是不心疼，卖成儿（即卖成品之意）卖不上价怎么办？”
一位专家到安徽的屯溪和歙县便遇到天津和杭州的客人在那里收买硬木器锯成材料运走。在歙县田村鲍家，他看到明代制的一丈四尺长的独板铁梨大案，制作浑厚，图案疏朗，是一件有价值的文物，据说木材商已经去议过价。
山西的情形就更严重了，北京市木材公司派专人去山西买旧木器，逐批运回来后，崇文门外红桥市场上硬木材料满坑满谷，原来都是拆散了的家具。其中非常精美的清初紫檀雕龙大床也身断肢分，惨不忍睹。为什么好木器不整着运回来，因为成件的硬木器山西不让出境，拆散了就可以随便运，没有人过问。
第二次古董家具热潮是十年动乱初期。
当时，国内公私藏家的古典家具，一夜之间被红卫兵宣布为“四旧”（即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代表物，被扫地出门。有的被劈了、烧了，更多的被强令集中了，其中一大部分被外贸机构出口卖给外国人。
对外国收藏家来说，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因为中国古典家具在国际市场上的艺术价值和文物价值始终没有变。这些艺术珍品，大大地刺激了他们的胃口，又一次掀起了国外的中国古典家具收藏热。
伴随着这个热潮，文革集中的大批古典家具除中国主动出口外，有些外国人还利用正当贸易途径大量购买中国的古典家具。
在美国的博物馆里，中国的明式家具往往被放在显著的地位。纽约市57街的古玩商店橱窗中，也陈列中国家具，它对观众的吸引力最大，时常可以听到有人在旁啧啧称赞。一般美国人是买不起这种家具的，有钱的人则以没有一两件中国古代家具为憾。连新设计的家具也受中国明式家具的影响，商人想尽方法，吸取中国的风格，以求得到推销。
欧洲的某些国家也同样重视中国家具。收藏家或古玩店的拍卖图录中往往印着中国家具的图片。《北京日报》曾报道苏联的一位家具工人写信给毛主席要求寄给他中国的木器图样。在寄去的图片中有红木大床和琴台。这说明苏联工人对中国家具的向往和热爱。
中国古代家具之所以这样受到人们的重视，决不是偶然的。就其中的精品而论，结构的简练，造型的朴质，线条的利落，雕饰的优美，木质的精良，都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当然古代家具并不都是好的。清代晚期过于繁琐的或带有殖民地色彩的作品，都是要不得的）。我们的祖先在工艺美术方面能有这样高的造诣，是值得我们骄傲的。
中国的古代家具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但我们自己重视得很不够。长时期以来，不但没有去保护它，收集它，研究它，而是大量地被卖到外国去或大量地被摧残毁坏。
第三次古董家具热是改革开放以后。
20世纪肋年代，外国收藏热刺激了国内的走私热。改革开放以后，所剩余的古典家具随着政策的落实而发还原主。但在中国大地上仍未引起国人的重视，国外买主又抓住这个有利时机，通过私人关系和小商贩从私人手里收购古典家具。商贩通过外商高价出售，低价买进中赚得高额利润，从而助长了倒卖风，形成了国内空前的走私热。一时间，搜求古典家具的小商贩遍及全国各地。走私源源流向国外。
第四次古董家具热是国外大量收藏需求，唤醒了有识之士的收藏热。
1985年，王世襄先生《明式家具珍赏》出版。在国际、国内引起了巨大反响。对中国古典家具的研究起到了很大的指导和推动作用。
王世襄先生说：“记得1985年我去香港参加拙作《明式家具珍赏》的发行仪式，三联书店为了配合此书的出版，举办了一个小型明式家具展览。展室不大，只能容纳20来件，经过多方询问，才从几位收藏家那里借到，凑够了数。现在则大不相同了，香港地区，一家藏有几十件古典家具的大有人在。例如叶承耀医生就在短短的四五年中，收集到六十多件黄花梨家具，在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举办专门展览。”
该书对古家具的研究、指导、推动作用分两个方面。
一方面，一帮愚昧加败类的倒爷们利用此书作指导，加大了珍品家具外流的数量和速度。以香港地区为例，《明式家具珍赏》发行后的四五年中，一家收藏几十件黄花梨家具的已不是什么罕事，有的甚至可以举办家具专题展览。外流到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肯定还要多得多。
另一方面，该书使中国有识之土认识到传统家具的珍贵，涌现出一批收藏家，为国家保留了一部分宝贵财富。但总的来说，真正的珍品却少得可怜。因为从经济实力来说，中国收藏家和外国收藏家相比，毕竟还存在很大差距。这个差距造成的后果则是外流家具多数是二级，少数为一级或三级。而国内收藏家所收的则多数为三级或四级，极少数够得上二级。
王世襄先生为此大声疾呼：“这样下去，难道今后研究中国古典家具真要到外国去留学不成”。经过这几次先外后内的热潮，形成了中国古典家具的数量之比是国外比国内多；质量之比是国外比国内精。
创立香港第一家私人艺术馆的徐展堂先生，所藏以珍贵瓷器为主，而在1990年前后也开始对家具感兴趣，在艺术馆中布置了一间紫檀室，还从纽约买回一件堪称孤品的明代黄花梨供桌。最能显示家具热的是香港的古董街，过去店内家具摆得不多，20世纪90年代则好好坏坏，充斥于市，有的店铺后柜，从地面一直堆叠到屋顶。香港出现古典家具热，在美国有的地方更热。北距旧金山约二百英里的文艺复兴镇，成立了环球第一家中国古典家具博物馆，收藏既富且精，都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从世界各地搜集来的。他们还依山傍水修建几处古典园林堂榭，用来陈列他们的藏品。
在国内，古典家具爱好者才是真正的家具爱好者，如说家具热，可谓热到了白热化。他们所获虽不多，却是节衣缩食，甘心承受牺牲，踏破铁鞋，不辞付出劳动，才能和良材美器朝夕共处，得到美的享受，并为国家保存下文物。
家具热还体现在学术研究上。二三十位住在北京的爱好者，于1989年初成立了中国古典家具研究会，并于同年2月出版了第一期会刊，名曰《明清家具收藏与研究》，后又改名为《明清家具研究》。
中国工艺美术学会又开办了收藏家委员会。开展学术活动，出版学术刊物，宣传保护古典家具的历史意义。国家文物局和中国工艺美术学会还分别举办了古典家具学习鉴定班。对研究、保护和扼制珍品家具外流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家具研究在香港也已展开。叶医生的藏品已编成图册，将精印出版。在展出期间，中文大学文物馆特邀请海内外学者作学术报告，聚会研讨。专为古典家具开座谈会，是香港前所未有的。值得提出的是香港有位伍嘉恩女上，潜心研究，不遗余力。叶氏徒册的编写即出自她手。她不仅善于鉴别真伪和修配，还多方搜集家具实物以外的文物形象，作为研究家具的材料。
例如明清时期放在轿子上随行使用的轿箱，两端扣搭在轿杆上，故有两个缺口。因轿子久已绝迹，轿箱的用途也罕为人知，故一般人已不能解释何以它会有如此奇特的造型。20世纪40年代两位西方学者编写的中国家具书，没有收这一品种。20世纪70年代出版的书中，收了一例，在英文的分件说明中只注明了“文件箱”三个汉字。
伍女士则在明墓出土的仪仗俑群中的陶轿上找到了它的形象。两端缺口稳稳地夹在轿杆之中，还可清楚地看到带有拍子的铜饰是朝外放的。
家具研究在美国文艺复兴镇更是方兴未艾。他们已经成立了中国古典家具学会，在艺术杂志上刊登广告，征求会员，向全世界发出了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号召。学会还编印出版纯学术性的季刊，印刷精良，图片绚丽。
全球性的中国古典家具热从一方面来说是形势大好，过去拆毁祖宗遗物，改制成胡琴、秤杆的日子是一去不复返了。但另一方面又存在着不少问题，使人感到忧虑和不安。举要言之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