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大帝作为俄国王位的继任者，也是通过艰辛的努力才真正得到自己的王位。他比其他的王室成员更经常地换下宫廷服装，穿上工作服。他看到西欧文明的成果在俄国几乎不为人知，感到痛心疾首，他下定决心进行自我教育，要提高自己国民的素质，26岁那年，其他的王子们正是耽于玩乐的年龄时，他开始周游各国，他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游山玩水，而是向这些国家中优秀的人们学习。在荷兰，他自愿为一位造船师当学徒。在英国，他在造纸厂、磨房、制表厂和其他工厂里干活。他不仅仔细地观察，而且像普通工人一样干活并拿到工资。
在伊斯提亚铸铁厂，他用一个月的时间来学习怎样冶炼金属，最后一天他铸造了18普特的铁，把自己的名字铸在了上面。其他一些陪同他出访的俄国贵族子弟可能根本没有想到他们会干这样的苦活，当然最后他们也不得不背运煤块和拉动风箱。他问工头穆勒，普通的铁匠每铸一普特的铁可以得到多少报酬。“3个戈比。”穆勒回答说。但是工头付给彼得大帝18个金币。“你的金币自己留着吧，”彼得说，“我并没有比普通的工人干更多的活，你给别人多少就给我多少吧！我想买一双鞋，我的鞋实在不能穿了。”实际上他脚上穿的鞋已经补过一次了，现在又满是破洞。
他对新鞋很满意，说：“这是我用自己的汗水换来的。”彼得大帝铸造的一根铁棒现在还在穆勒的伊斯提亚铸铁厂展示，上面有他的名字。还有一根保存在匹兹堡的国家珍奇博物馆，作为对亲自参加工作的这位伟大国王的纪念。这对每个俄国人都是很有启发的：国家要想永远地繁荣下去，不管是农民还是沙皇，都需要像彼得大帝这样辛勤地工作。
如果你觉得自己是个天才，如果你觉得“一切都会顺理成章地得到”，那可真是太不幸了。
你应该尽快放弃这种错觉，一定要意识到只有勤勉的工作才会使你获得自己希望得到的东西，在有助于成功的所有因素中，勤勉的工作总是最有效的。
即便有过人的才干，如果不采取任何有价值的实际行动，最终也会一事无成。
在任何的知识领域，从来没有哪一本书，或者哪一种文学作品，或者哪一种艺术流派，其创造者没有经过长期艰苦的创作就获得了流芳百世的名声。天才需要勤奋，就像勤奋成就天才一样。
这个世界上留存下来的辉煌业绩和杰出成就无一例外都得自于勤勉的工作，不管是文学作品还是艺术作品，不管是诗人还是艺术家。
季羡林在他的论述中提到天才这一问题时说：
人类的才能，每个人都有所不同，这是大家都看到的事实，不能不承认的。但是有一种特殊的才能一般人称之为“天才”。有没有“天才”呢？似乎还有点争论，有点看法的不同。“十年浩劫”期间，有一度曾大批“天才”，葫芦里卖得是什么药，我至令不懂。根据我六七十年来的观察和思考，有“天才”是否定不了的，特别在音乐和绘画方面。你能说贝多芬、莫扎特不是音乐天才吗？即使不谈“天才”，只谈才能，人与人之间也是相差十分悬殊的。就拿教梵文来说，在同一个班上，一年教下来，学习好的学生能够教学习差的而有余。有的学生就是一辈子也跳不过梵文这个龙门。这情形我在国内外都见过。
拿做学问来说，天才与勤奋的关系究意如何呢？有人说“九十九分勤奋，一分神来（属于天才的范畴广）。我认为，才（才能），我觉得符合实际一点。我丝毫也没有贬低勤奋的意思。无论干哪一行的，没有勤奋，一事无成。我只是感到，如果没有才能而只靠勤奋，一个人发展是有限度的。
“坐等什么事情发生”，就好像等着月光变成银子一样渺茫。希望宇宙中发生奇迹，能够取代自然法则的作用，那简直是不可能的。这些想法往往是懒惰者的借口，是缺乏长远规划者的托辞。
“有时候人们觉得我的成功是因为自己的天赋，但据我所知，所谓的天赋不过就是努力工作而已。”
沈从文说：“努力工作使我取得了现在的成就。在我一生中，从来还没有哪一天不在辛勤地工作。”
在工作中得到最大的乐趣，在北大，有很多长寿的教授，他们在谈到他们长寿的秘诀时说过这样的话：很早就养成了勤奋工作的习惯。这种习惯本身就会带给你很多回报。年轻人总觉得休息就是所有努力的终止，但是我发现，最好的休息是改变工作方式。如果因为看书和思考时间太久而脑子昏昏沉沉的，那就最好走出去到阳光灿烂的室外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尽量地锻炼锻炼身体。这样，精神很快就会平静下来。要知道，自然的努力是无止境的。我们睡觉的时候，心脏也不会停止跳动。一旦大自然伟大的活动有一刻停止，人就会死去。要尽量顺应自然规律生活，在工作的时候也模仿大自然的方式，所获得的回报就是良好的睡眠、健康的消化功能，使身体的各个器官也都保持在最好的状态。请相信，这就是勤奋工作所带来的最重要的回报。”
沈从文曾举过爱迪生的例子来告诫青年们说：“他从来没有一天是无所事事地度过的。在应该睡觉的时候他读书读到深夜。他不喜欢看小说或者惊险刺激的西部故事，他看的书是关于机械、化学和电学的，并且他熟练地掌握了这些知识。除了工作之外，读书也只能是抽时间，他非常注意培养自己敏锐的观察力，所以，如果他没有在睡觉的话，就可以说所有的时间都在学习。”
很多传统说法中包含了永恒的智慧。从早到晚，不管阴天还是晴大，也不管我们身体如何——可能会牙疼、头疼或者心脏出现毛病——我们每天都必须到达指定的地方，并开始做安排给我们的工作。。沈从文以他的勤勉刻苦而闻名。他始终非常勤奋，从不拖延时间或者无所事事地消磨时间，而他的行动一贯非常准时。
他刚开始在北大旁听的时候非常困难，但是他下定决心不放松自己的努力，直到最后成功。“如果不用，我就会生锈。”这句话适用于铁，同样也适用于人。勤奋才是天才产生的摇篮。
勤奋不仅造就了天才，也成就了天才的成功之路。因为每一个“天才”都知道，勤奋的作用，都知道只有勤奋，才会使自己由“穷”变“富”。
3.谦和虚心，不骄不躁
钱玄同（1887～1939年）中国著名语言文学家、文学家。名夏，后名玄同，字德潜，浙江吴兴（今湖洲市）人。早年留学日本，师事章炳麟。曾历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五四”时参加新文化运动，提倡文字改革，曾创议并参加拟制国语汉字拼音方案。著有《文字学音篇》以及《重论以仿古文学问题》等论文。就是这样一位大教授，却不耻下问，虚心向学生求教。充分体现了一位著名学者严谨的治学风范。
钱玄同在北大讲授的是音韵学。他口才流利，思维敏捷，讲课时滔滔不绝，风趣诙谐，深受学生们的欢迎。但是，在一堂讲授广东音韵的课后，他竟收到了一位广东籍学生李锡予的信，对他的讲授提出了不同的意见。
钱玄同认真地阅读了李锡予的来信，认为李锡予讲的有道理，下次上课时，钱先生当众宣读了李的来信，他不仅表扬了李锡予，还坦率地承认，自己不是广东人，对广东音韵确实是不甚了解。同时，他还希望同学们都能独立思考，对他讲课中的不当之处，多多提出批评与纠正。钱玄同作为闻名中外的著名人物，竟能不耻下问，虚心向学生求教。他这种谦虚、严肃认真的治学态度，深深赢得了广大师生们的尊敬。
以谦和、虚心立足于治学，不耻下问的典范——钱玄同先生，他一生可谓建树卓著，但却有着谦恭质朴、如大地一般的胸怀，他深知“谦受益，满招损”的涵义，在他的治学、治人、做人的一生中，我们学到的，是终生受益的美好品德。
北大是广博的，在她的怀抱中，你可以畅行于知识的天空，你可以任游于学习的海洋，没有人会阻碍你，相反，会有更多的人帮助你。这样的胸怀，培养出的后人，当然也是胸襟宽广，如大地般宽厚的人物。
谦恭质朴，胸如大地——杨晦
有一些人，由于事业上取得卓越成就而名扬四海，受人崇敬，被人爱戴，而他自己的行为举止却丝毫无异于常人，甚至表现出布衣百姓所特有的那种单纯、憨厚、谦恭乃至羞涩。
杨晦先生就是这样的人，有一位北大毕业的学者这样回忆：
我知道杨晦的名字是在中学时代，这个名字是与几位成就斐然的著名学者同时闯入我的眼帘的，他们是魏建功、游国恩、周祖谟等。他是解放初期中学语文课本的编委，我读高中时，念的就是这套课本。一次，我在旧书摊上买到一本1948年出版的《文学杂志》，那一期是纪念朱自清先生专号。这一期刊物还发表了朱自清的几封书信，其中一封是致杨晦的，那是在杨晦50寿辰时，朱自清写给他的祝寿信。这我才知道，他们原来是北大哲学系的同班同学。从信中看，他们毕业后一直没见过面，不久前朱自清才得知杨晦就是自己的同学杨慧修。朱自清在信中对杨晦的文学成就和文笔颇多称赞，并回忆了当年在北大红楼同窗时的情景，几笔便勾勒出了杨晦青年时代的形象和风采。
1953年秋，我考进了北京大学中文系，我们系的主任就是杨晦先生，他留给我的最深刻的印象是平凡和朴实。他似乎同我想像中的那位著名作家、学者和“五四”运动中的闯将相去甚远，他只是一个最普通不过的长者。然而，他却又总是像磁石一样深深地吸引着我。他常是穿了一身极普通的旧友布制服，到了冷天，他穿着一身不太合体的旧粗呢衣服，戴一顶东北人通常戴的那种大皮帽。他那一张清瘦的脸和直立着的灰白半长头发，总使我想起鲁迅，仿佛那也是这样的一副平和的面孔，只是多了几根胡须。他说话时一口浓重的东北辽阳腔，很随便，还时常夹带着一些劳动群众的口语，全没有咬文嚼字的斯文。他时常伸出手，连续地去搔抓那头上二寸长的华发，动作迅速，举止粗犷，这种下意识的习惯动作似乎是同他的身份不太协调的。然而，这却表现出他是一个平凡和朴实的人，一个全然没架子、极容易接近的长辈。
我听到过不少关于杨晦先生的故事，有些还带有传奇的色彩。喜欢寻根问底的同学常去查找各种资料，去探寻这些传说的可靠根据，我们就是通过这些对他的经历逐渐了解的。这种查阅旧资料的工作直到今天我仍在继续着，因而对他的了解也逐渐深化着。
杨晦于1899年出生在辽宁辽阳县一个农民家庭里，原名杨兴柜，字慧修，由于痛恨旧社会的黑暗，才改名杨晦。他的身上一直保存着农民的粗犷与淳厚，犹如关东大地那样丰腴而质朴。冬天里他戴的那一顶长毛大皮帽，像一个小筐似的扣在头上，这样的装束使他酷似一个同土地紧密联系着的东北老乡，而不像一个斯文人。而这些，又是同他那朴实淳厚的思想和格调想谐趣的，毫无做作和矫饰的样子。
来到北大以后，他便兢兢业业于培养新中国语言文学人材的工作了，虽然他被选为全国文协委员和中国作协第一、二届理事，经常参加文艺界的得要会议，报刊上常常能够见到他的名字，但他却很少再写文章了。作为现代文学史上一位著名的作家和文学评论家，他似乎沉默很久了，以至使许多青年人对他的名字感到陌生。他把时间和精力全投入到办教育事业上，为办好名牌系，他甘愿默默地奉献着。
在北大中文系教师中，他是与学生接触最多的教授，他老是出现在同学们中间，有时还到学生宿舍里坐坐，这是同那个时代的教授们很有些不同的。他是平易近人、不拘礼节的，因而大家也愿意到他家里去。学生们一批批地到他家里，常常剥夺了他做学问和休息的时间，有时甚至延误他用餐。
他是很谦逊的，这谦逊和那朴实在他身上相得益彰，构成了他的完美性格。每到“五四”青年节，总是有些校内校外的人去访问他，我们也在那个日子去找他，请他谈谈五四运动的情况。他讲时，总是去讲李大钊、蔡元培。陈独秀，也讲鲁迅，讲当时北大的情况，而对他自己参加火烧赵家楼的行为却只字不提。其实，在一引进历史书和回忆的文字中，我们早就知道了这件事，但还总想知道得更详细，更具体。而他，却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上几句，仿佛那是微不足道的情况。他只是说用会儿，思想也不是怎样明确，别人说去，我也跟着去了。那个运动，当时也不觉怎么的，时间越久，越觉得伟大。”
是的，他的谦恭与质朴也将如他所说，将越来越伟大。
4.快乐自信，笑对人生
快乐为人生真谛——吴福辉
在学习上，我们是勤奋耕耘，在生活上我们是笑对人生，快乐而又自信。
吴福辉生于沪地，身上所散发出来的，却是久居东北而熏染出来的纯粹北方男子的豪气，内心率直，喜纵情谈笑。20年教鞭粉笔生涯，使他对年轻人更是情有独钟，兴奋所至，虽竟日倾谈而不倦。慨言一生憾事，是未能终身为人者师。他始终对他传道授业解惑的老行当像有一份浓厚的留恋之情。
吴福辉戏称自己和钱理群是“末班车上的乘客”。他不会忘记1978年在东北某市的郊区，参加“文革”后第一次研究生考试的情景。最后一场现代文学卷答毕，他满身冷汗，几乎瘫倒在那里。为了这一刻，他已等待了多年。39岁的他，清醒然而却是痛苦地意识到，这是命运女神赐给他的最后一次机会，倘若失之交臂，那将意味着他终生在文学圈外挣扎，永无见天日之时。“我蹒跚走过的路会通向心目中那个神圣的殿堂吗？”他一次次地问自己，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北大，对他们这一代特殊的群体而言，不仅是一种辉煌、一种光荣、一种凯旋，更是一次拯救、一次裁判、一次炼狱般的考验。进入北大之后，他才发现自己的几位同窗，几乎都有着相似的履历：都做过无数年的文学梦，都以为此生已与文学无缘了，都突然地为这个“文学之神”的降临而久久后怕，不敢想象他们是怎样侥幸才“赶上末班车”的；3年读书，辛苦倍尝，战战兢兢，害怕考试，害怕学位答辩，害怕论文不被采用，怕这怕那，他们已经过了那种可以毫无顾忌地“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书生意气，挥斥方遒”的年纪。他们已不会潇洒，也不敢潇洒了。年近不惑，他的心里，满是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只望发奋3年，修成正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