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与竞争看似水火不相容。其实不然，合作与竞争有许多相通的地方。合作与竞争，可以说伴随着人类的出现而几乎同时出现。从原始社会到奴隶到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直至今天的社会主义社会，合作与竟争不仅没有削弱，消亡，相反，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进步，合作与竞争的趋势在增强。而且，随着人类生存空间的不断拓展，交往的不断扩大，人与自然斗争的不断深化、科技的不断发展，合作与竞争的联系也在日益加强。在向知识经济时代过渡的征途中，高科技的发展水平和发展速度已经超乎了人的想像，通讯、交通等的发展使人们之间的沟通与交流变得空前容易，不论是国与国之间、组织与组织之间，抑或是具体的个人之间，竞争与合作已经成为了不可逆转的大趋势。在这样一个时代里，开展交流与合作的成本将大幅度降低，而效率则将大幅提高。实际上，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民族，国家都不可能独自拥有人类最优秀的物质与精神财富，而随着人们相互依赖程度的进一步加深，那种一人打天下的思想多少显得有些幼稚。封闭的个人和孤立的企业所能够成就的“大业”将不复存在，合作与团队精神将变得空前重要。缺乏合作精神的人将不可能成就事业，更不可能成为知识经济时代的强者。我们只有承认个人智能的局限性、任得自我封闭的危害性、明确合作精神的重要性，我们才能有效地以合作伙伴的优势来弥补自身的缺陷、增强自身的力量。才能更好的应付知识经济时代的各种挑战。
团结合作，谱写时代新篇章。
每个人的能力都有一定限度，善于与人合作的人，能够弥补自己能力的不足，达到自己原本达不到的目的。
清末名商胡雪岩，自己不甚读书识字，但他却从生活经验中总结出了一套哲学，归纳起来就是：“花花轿子人抬人。”他善于观察人的心理，把士、农、工、商等阶层的人都拢集起来，以自己的钱业优势，与这些人协同作业。由于他长袖善舞，所以别的人也为他的行为所打动，对他产生了信任。他与漕帮协作，及时完成了粮食上交的任务。与王有龄合作，王有龄有了钱在官场上混，胡雪岩也有了机会在商场上发达。如此种种的互惠合作，使胡雪岩这样一个小学徒工变成了一个执江南半壁钱业之牛耳的巨商。
自己力早是有限，这不单是胡雪岩的问题，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问题。但是只要有心与人合作，善假于物，那就要取人之长，补己之短。而且能互惠互利，让合作的双方都能从中受益。
每年的秋季，大雁由北向南以V字形状长途迁徙。雁在飞行时，V字形的形状基本不变，但头雁却是经常替换的。头雁对雁群的飞行起着很大的作用。因为头雁在前开路，它的身体和展开的羽翼在冲破阻力时，能使它左右两边形成真空。其他的雁在它的左右两边的真空区域飞行，就等于乘坐一辆已经开动的列车，自己无需再费太大的力气克服阻力。这样，成群的雁以可字形飞行，就比一只雁单独飞行要省力，也就能飞得更远。
人只要相互合作，也会产生类似的效果。只要你以一种开放的心态做好准备，只要你能包容他人，你就有可能在与他人的协作中实现仅凭自己的力量是无法实现的理想。
有一句名言：“帮助别人往上爬的人，会爬得最高。”如果你帮助另一个孩子上了果树，你因此也就得到了你想尝到的果实，而且你越是善于帮助别人，你能尝到的果实就越多。
但是有些年轻人却信奉另外的一种哲学。他们认为，财富总是有一定的限度，你有了，我就没有了。
这是一种享受财富的哲学而不是一种创造财富的哲学。财富创造来固然是为了分享的，但是我们的注意力并不在这里，我们更关注的是财富的创造。
同样大的一块蛋糕，分的人越多，自然每个人分到口的就越少。如果这样斤斤计较，我们就会相信享受财富的哲学，我们就会去争抢食物。但是如果我们是在联手制作蛋糕，那么，只要蛋糕能不断地往大处做，我们就不会为眼下分到的蛋糕太小而倍感不平了。因为我们知道，蛋糕还在不断做大，眼前少一块儿，随后随时可以再弥补过来。而且，只要联合起来，把蛋糕做大了，根本不用发愁能否分到蛋糕。
过去农村闭塞，获取财富极端困难。一生中难得有一桌一椅一床一盆儿一罐。所以那时农村分家是件很困难的事情。兄弟姑嫂为了一个小怕、一张小凳子，便会恶语相向，乃至大打出手。这是一种典型的分财哲学。
后来人们走出来了，兄弟姊妹都往城里跑，财富积累越来越多。回过头来，发现各自留在家里的亲眷根本犯不着为一些鸡毛蒜皮儿的事生气。相反，嫂子留在家里，周子弟弟的地不妨代种一下，父母留在家里，小孙子小外孙也不妨照看一下。相互帮助，尽量解除出门在外的人的后顾之忧。反过来，出门人也会感谢老家亲戚的互相体谅和帮助。一种新哲学也就诞生了，这种哲学就是：你好，我也好，协作起来更好。
遗憾的是，有些大学毕业生，大概是在校园待久了，居然信奉这样的哲学：你必须践踏别人，利用别人。还有一些学生，自己拥有的资源不愿意与人分享，反过来，又想利用别人的资源，又不好意思张口。这样的一种心态是一种大的障碍，绝对不利于个人的成就与发展。
王选教授非常重视团结和合作的重要性，他经常对学生讲，美国华人中流传一种比喻：用“下围棋”形容日本人的做事方式，用“打桥牌”形容美国人的风格，用“打麻将”形容中国人的作风。“下围棋”方式是从全局出发，为了整体的利益和最终胜利可以牺牲局部的某些棋子。“打桥牌”则是与对方紧密合作，针对另外两家组成的联盟激烈竞争。“打麻将”则是孤军作战，“看住下家，防住上家，自己和不了，也不让别人和。”
王选教授认为，他对方正最大的贡献不仅仅是提出一个正确的方向，用技术领先的产品占领了市场，更重要的是，营造了吸引人才的机制，树立了一种团结奋斗、不断创新的风气和氛围。王选说：“这是一个长期的无形资产。”
怎样使这种团结和谐的气氛坚持下去，让未来5年内扩充到1000人的方正研究院里的优秀年轻人创造奇迹，是王选现在思考最多、最感兴趣做的“一个重大的实验”。
王选教授说：“软件是一个集体性劳动，人才必须组织起来，围绕一个正确的方向，围绕一个目标，才有价值。中国不缺少有才华的年轻人，而是缺少团结合作的精神。现在的情形是，中国人只有到了国外，到了硅谷，受外国老板指挥才能把才华发挥出来。中国人难道只能由外国老板指挥？中国人难道不能指挥中国人？”
王选教授指出：北大人才济济，但有分量的、能产生长远影响的重大科研成果还不够多，与北大的人才优势很不相称，究其原因，团队精神不够和管理较弱恐怕是原因之一。其实这是北大的老问题了，1923年底，当时北大的代理校长蒋梦以，在《北大之精神》一文中，指出了北大能够兴旺的两大原因：大度包容和思想自由。接着又指出：“我们有了这两种特点，因此产生两种缺点：能容则择宽而纪律弛；思想自由，则个性发达而群治弛”。技术学科领域内，对工业界产生重大影响的项目大多是一个大集体中的很多小组协同攻关完成的，这一趋势今后将更加明显，上述两个缺点将使北大在新技术革命的挑战面前失掉机会，并严重滑坡。美国大学的榜样给我很多启迪。60年代麻省理工学院MAC项目的目标是雄心勃勃的，MAC即Multiple-AccessComputer的缩写，该项目预见了未来大批用户通过网络共享计算机信息的前景。麻省理工学院对参加MAC项目的人员的要求是：有才华的（talented）、专心致志的（dedicated）和忠于该项目的（Loyaltotheproject）。这三点要求也成为我在从事激光照排系统中组织队伍时努力追求的标准。斯坦福大学50年代从事的‘集成系统’项目更是集合了该校几个系共三百多人协同攻关。1976‘北大七四八工程会战组’成立之始，我们就强调了团队精神，并努力加以实践；今天北大方正企业文化的内容之一就是‘创新精神与团队精神的结合’和‘有市场眼光的科学家与有科学头脑的企业家的结合’，北大方正的几百位中层干部正在大力实践和发扬这种精神。”
培育团队精神的关键是技术带头人和骨干，要使方正的事业与一批骨干荣辱与共、休戚相关，并使大家通过实践懂得。只有靠几个研究室的一大批优秀的研究开发人员的通力合作，靠研发部门与市场营销部门的紧密配合，方正才能成为信息产业某一领域的龙头老大，才能进人发达国家的市场。
有幸的是，王选教授认为现在方正研究院已经具有必要的团结合作的精神，而且研究院年轻一代在继续创造着这种气氛。所以，他现在已经预感到了这批年轻人将来能够创造奇迹，能够造就国际一流的软件公司。
尽管部分国人的确有王选教授所说的“打麻将”的劣习，但是，北大学子还是一向注重团结协作的。
1981年3月20日晚，中国男排战胜韩国男排，北大学子在欢庆胜利之际，代表着中华民族的新一代人呐喊出了蕴藏已久的心声：“团结起来，振兴中华！”1984年，北大八○级学生在离开母校前夕捐款建立了一块石碑，上书“振兴中华”四个大字，该石碑现安置于北大第一教学楼西南侧的树丛之中。
“团结起来，振兴中华！”这沉甸甸的心声，是北大人那种“经久鲜明的爱国主义精神”在新的历史时期的进发与闪射。这心声，既表达了北大人对中华民族的建设和改革的期望与信心；又蕴含了北大人对自身在新的时代所应肩负的职责的认识与准备，以及应采取的新行为的定位。
每年的“一二·九”歌咏比赛已成了北大的一道特色风景线，新一代的北大人用歌声来回顾历史。而在赛前，同学们自觉地参加一次次枯燥的训练。以实际行动体现着“团结”与“合作”的精神。为迎接百年校庆，北大人又通过“北大与北大人，北大人与中国近现代史”等系列讲座，在更深更新的意义上审视自己的历史。1997年，当北大学子再次回忆起昔日燕京大学学生发出的“同胞们，团结起来！”的呐喊声时，又有四位老人踏进了北大校园，与北大学子共同追述那段用生命与鲜血谱写的悲壮的历程。昔日，中华学子团结起来抗击侵略者暴行；如今，北大人也正以“团结合作”之精神，谱写改革开放时代新篇章。
8.淡泊明志，宁静致远
保持一颗平常之心——赵园
常人应该保持一颗平常心。而事实上，常人最难拥有的，也正是这样一种“平常心”。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眼看着身边的人住别墅、开汽车，常听别人侃侃而谈高档消费，如果没有一种坚定的志向和信念，我想是没有几个人能够保持淡泊的心态的。而在北大，却有一群这样的人：他们为学术而奋斗，让眼花缭乱的世界在他们的面前引退了。他们勤恳，他们甘于寂寞，他们以罕见的执着和坚定，使学术的光芒显得灿烂而澄澈。赵园，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赵园，女，1945年2月生，河南尉氏人。师从王瑶、乐黛云，1981年在北大中文系获硕士学位，论文题目为《老舍——北京市民社会的表现者和批判者》。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北大一学者这样评价她：
赵园常说自己的“老”。但是她凌厉的谈锋，时而发出的富有感染力的笑，使你觉得，她所谓的“老”，或许更指一种境界。在这个字的庇护下，她可以更加坦然地摒弃浮躁的心态，摒弃虚夸，而更加关注自己的内心；她不再易受外界的纷扰，“老”使得她游离于“圈子”之外，更以平常心来面对学术与人生，她甚至淡漠于别人的评论。“我清晰地体验着发生在自己这里的衰老过程，觉察到生命由体内的流逝，甚至听到了生命流逝中那些细碎的声音”。对于一个刚刚五十出头的人来说，“衰老”这个词尚显得滑稽，可是这种渐入老境的心态，对于学术上如日中天的学者而言，却未尝不是一种幸福。它使她得到了摆脱的借口，心灵更加自由，无所羁绊，空前从容。如果你在她的文体当中读到了前所未有的淋漓尽致的品评，读出了删繁就简如三秋树的表达背后所蕴涵的洗尽铅华之美，那么，你会觉得，“老”给赵园带来的可绝不仅仅是“事理通达心气和平”，或者恰恰是相反也未可知。赵园自己，也时常“害怕在将来的某一天，成为自得其乐、无不满不平、持论公允稳健”的蔼然长者。几年前有人在文章中称赵园为“旧式的女性批评家”，想到自己在所谓新人眼里，已是“过时人物”，她不禁失笑，彼时的心境，似乎听到谈论另一个人，漠不关心，不妨随喜一乐。“老”来恰然，不乏幽然，总不会持起袖口来干仗。
赵园又可算得是研究所里最坦然的。她的不加掩饰不留余地的直率，有时候到了让人惊讶的地步。语句的斩截率真与文丛的曲折掩映成了有趣的对照。生活中的赵园，对师，对友，总是任性而为，出话无忌。对颇具师道尊严的王瑶先生，她也不一味恭顺，有时甚至不惮顶撞。即使在纪念王瑶先生的文章中，她也不忘指摘他的震怒中所显露出的“旧式”的“病态自尊”。这就是赵园，不隐讳，不造作，在艰涩沉重的文体后面，你倾听的是真实的“独语”，不必担心受欺骗。她可能故意遗漏某些片段，但凡她所叙述的，决没有煽情般的夸张，也没有着意编撰的轶事传奇。学者的散文，也不善于吹“肥皂泡”，读后，别是一种风味，似与时下的文风不同。无病的呻吟，在她是不可饶恕的。
在纯粹思辨的世界之中，女子的地位是微乎其微的，这是举世公认的事实，这也许从生理学上得到某种牵强的解释。而学术在研究中的女性倾向，却是所有女子者之大忌。而赵园却是例外的处之泰然的一个。她并不刻意追求所谓女性风格，但是也决不回避、隐藏她不欣赏的，只是那种故作粗矿的“假小子”的习气。然而在赵园的学术世界里，并不缺少思辩。虽然完备的、体系化的训练并不具备，但她在大学时代所积攒下来的哲学养料，却实在使她以后的学术生涯受益无穷。在赵园的著作中，你也许一点儿也嗅不到有“女性标记”的某些气味。她的文风，犀利、斩截、干净利落，绝不拖泥带水、顾影自怜；她的论断，精警透辟，往往发人所未发，独具方家慧眼；她的选题视野广阔，自辟蹊径，其深度与广度均令人望而却步。也许正因为如此，她才得以在众多男子所“盘踞”的学术天地中卓然不群，独树一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