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12月，马寅初在《重申我的请求》一文中说：
我接受《光明日报》开辟一个战场的挑战书。这个挑战是很合理的，我当敬谨拜受。我虽年近80，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决不向暴力屈服、批判者们投降。他没有投降，因为他相信自己是正确的，相信自己的志向是正确的。
马寅初还在一次批判他的会上表示：“说我的人口论是资产阶级立场，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凭良心说我至今还弄不通。批判我见物不见人，我更搞不通。我的人口论，既重视客观规律，也重视人的主观能动性，并不只见物不见人。坚持了自己的志向，同时也为自己带来了更加沉重的痛苦。”于是，对马寅初的批判便再次加码。
由于马寅初《重申我的请求》落入康生手中。康生对当时的北大领导人说：“马寅初最近很猖狂，给《新建设》写了《重申我的请求》，猖狂进攻，他的问题已不是学术问题，而是借学术为名，搞左派进攻，对他进行彻底揭发批判，大字报一直贴马寅初门上去。我们不发动，如群众有人贴他是左派也可以，他的校长是不能做了。”
在康生的煽动下，从1959年底到1960年1月中旬，北大掀起了全校规模的批判马寅初高潮，几千张大字报铺天盖地贴满了校园，甚至马寅初在校的住宅燕南园63号也贴满了大字报。全校性的批判大会召开了3次，还精心组织了一次有200多人参加的面对面批判会。从此，马寅初从一位正直进步的民主战士，变成了中国的马尔萨斯。
1960年3月，马寅初被迫辞去校长职务。他说：“在北大政治上我是不能领导，可是在学术上我是可以领导的吧！我的人口理论是纯粹的学术问题，可是有人硬要把它扯成政治问题，我当然不服。”
他还说：“我是根据毛主席的‘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指示，大胆地把心里的话都说了出来的。我勇于更正错误，坚持真理，而且在真理面前无私无畏。”
这就是我们真正的北大人，他体现的正是一种纯粹的北大精神。明确志向，为理想而斗争，为正义和真理而奋斗，做人应该有如此的品格。
去尽浮云，洗却铅华，保持真我
我们北大有自己的特色，我们北大人有自己的风格。第一代北大人都继承和发扬了北大自己的风格，我们无论在思想上、学术上还是人格上，优良的品质在我们身上一代代星火相传。
在一篇回忆儒敏的文章里，曾这样描写他的处事和为人：
“这是镜春园内一处极平静的住宅，深秋之时繁华落尽，一片萧索。满院的秋菊，柘荣交偃仰俯卧，一任天然。主人的天性，恐怕是爱花的，可是于修剪经营之事似不经意。窗前几丛竹子长得尤其盛大，隔着窗户看去，竹影婆婆，很有一点韵致。主人蔼蔼如也，与他叙谈的时候，他的语调始终舒缓平和，即使激动时也绝不高亢，正可谓温文儒雅，名实相符。怪不得有位同窗说，与温老师一度闲谈一身浮躁之气便扫荡殆尽，他的沉重的气质，别是一种不露痕迹的力量。”这也许正是去尽的浮躁之后的一种沉静，洗去铅华之后的一种力量吧。
自从1978年进入北大，20个寒暑交替。从年方而立到知天命之年，他把人生最浓重的一笔写在了北大。北大，几乎意味着他的一切，这并不夸张。“让我说些什么呢？”他摊开两手，很率真地笑着。他并非故作谦逊避让之语，对于一个将身心性命都融入北大的人来说，想置身事外，心静如水地梳理于北大的种种思绪，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20年中，他划过了青年到中年一段深刻的轨迹。他虽然没有惊天地泣鬼神足以彪炳汗青的大功业，可是，在这里，生命的历练，学术的创造，信仰的抉择，一天天地走向丰满成熟，对此，他不能不对北大怀着深深的感激。“北大给予我的很多，我回报北大的太少”，这是他的心里话。温儒敏对于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特有的人生与学术取向有着很清醒很客观的认识。他的童年，经历了崭新的中国的洗礼。中学时代，又怀着近乎朝圣者的忠诚与理想主义，经历着一次次运动，经历着饥饿、狂热、疑惑和对知识的渴求。
高中时负复他乡，在那间用两块丰钱租来的潮湿发霉的小屋里，他编织着文学之梦，乐此不疲，身心俱醉。“读书使人感到精神上的满足与超越”。那一代人，对于艰难，有一种来自本能的坚强的抗御力与容纳力。当时他并没有“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悲壮的预想，在这种昂扬的精神里面，是没有任何功利主义的色彩的，他们所拥有的，只是一颗向往的。。就是凭着这一腔执着，他们透视过时代的艰辛，走着自己平常而又伟大的路。“现在的年轻朋友往往用更现实而怀疑的眼光去看我们那一代的单纯与理想主义。不管怎样，我确实是在理想的激励之下度过那段艰难的岁月，发奋读书的，那时我很充实。”他执着地坚信，“富足，可能销蚀人的意志，助长惰性”，“板凳要坐十年冷”的古训在这一代人身上实践着，不仅是身行，而且还有心灵。就是凭着这种洗去铅华和浮躁的沉静与安然，他们追逐着自己的理想。但对于那一代的理想主义，却不能置微词，而始终怀着由衷的崇敬。
温儒敏不无调侃地说，大学时代对于未来生活所有的梦想，不外乎一间书房，几册书，一架收音机而已。由现在看来，这三样东西颇富象征色彩：书房，代表着必要的生存空间；书籍，代表着精神的寄托与自由创造；收音机，则昭示着他们对于外部现实世界的强烈关注与参与的心态。这三大件，不客气地说，几乎成为现代所有中国知识分子欢愉与痛苦的根源。他们在痛苦中磨练着自己，锻造着沉静的灵魂，这的确是中国知识分子所面临的尴尬处境。但也正是由于生存空间的熏陶，他们对于现实世界有着异乎寻常的热情与敏感，即使蜗居书室的冷静的学者也不例外。以天下为已任的责任感，在某些现代青年看来近乎虚妄而幼稚，可这种品质在他们身上却根深蒂固，几乎同对于磨难生活的隐忍宽容的态度一起，成为他们的第二种本能。对于强烈的主体意识和社会使命感决定了他们的独特的学术取向——学术与生命，在他们那里合二为一水乳交融。中国式的书生，往往自得于他们的“辽阔”，而温儒敏们却完全不同，对他们而言，学术固然要求纯粹，但纯粹并不完全等于超然的技术操作。他们在其中贯注了深切的历史责任，代表了他们的理想与人格。也代表了北大人的理想与人格。
温儒敏说他最难忘的是导师王瑶先生，忘不了导师对他的学术生涯一次次的引导与教诲。他尤其感铭于先生在最后的日子里对他的勉励，劝他振作精神，埋头著述，不必东张西望。“在弥留之际，他对人生对死亡有过许多形而上的思索，没有感到生命的虚妄，因为他同鲁迅一样，是很人世的，是富于社会责任感的。即使预感到死神的将到，也还是对于事业的发展，青年的进步抱有信心。他同样不愿将恶劣的情绪传染给别人。”
他喜欢一个人漫步，沉浸在一种静美空灵的境界中，与湖光林色融为一体，在他的心目中，北大极普通，就如同他自己的一部分；北大又是极其特殊的一个群落，挥之不去的自由的学术空气，精神的富足，雍容廓大的气象，在中国，具有这种气质的学府无疑是可贵的。温儒敏说：“北大学风的存在，对于中国是一种幸运，很难得，应该珍惜。”自1996年秋开办以来，来自不同的领域、持不同观点的学人纷纷登坛亮相，在此切磋砒确，交相辉映，在燕园引起不少的轰动，对于年轻学者的学术创造，他总是坦言：“我可能不赞成他们的结论，但我赞成他们的存在。”
在王瑶的弟子身上，我们不仅仅看到钱理群的激越冲动，将生命体验注人学术；赵园的妙悟，以直观驾驭纷给；再如吴福辉的机智细腻，陈平原的才气横溢，温儒敏的稳健严整，我们更应该看到，他们的身上所体现的现代文学研究第三代学者的活泼多姿的气象。可是他们共同烙守着王瑶先生的治学风范，同时又都保存着一腔对学术的执着和热忱，用一颗真诚而宁静的心去面对学术，面对纷繁的社会，坚定地走着前进的路。
时逢百年校庆，温儒敏不能不生出万千感慨。北大赋予他学术灵魂，给了他梦想和幸福，但是北大并非完美无缺，在现实的浇铸之下，他和北大一起，有着并不平坦的过去。他并非没有遗憾，但他一如既往地以一个书生、一个知识分子的社会良知去面对生命与学术。他处世和平，而决不苟从，待人老成，却不世故，于圆通之中自有板眼。而今，他已50岁，他达观知命，淡泊名利，自信而且从容。他仿佛进人一个丰硕的收获季节：已发表专著4部，论文百余篇，洋洋百万言，其中《新文学现实主义的流变》和《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两书，被学术界誉为新时期以来研究文学思潮与批评“坚强而有创见”的专著，被国内外许多大学指定为现代文学专业研究生必读书，而且在异国引起反响。除了写书教书，他还担任繁重的行政工作，当过中文系主任，近来又任北大出版社总编辑。他说，因为自己大认真，不见得合适“当官”，何况行政事务对于自己做学问有太多耽搁。然而学校指派自己做，没二话可说，即使对个人的学问有些损失，也得认真去做。这是一种责任感。他对自己并不满意，“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学术无止境，事业无止境。对于北大，对于自己，他在沉静的审视中寄予着希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