颖考叔不负庄公之望，进攻许国都城，手举大旗先从云梯冲上许都城头。颖考叔马上可以大功告成，公孙子都嫉妒得心里发疼，竟然抽出箭来，搭弓瞄准城头上的颖考叔射去，一下子把颖考叔射了个“透心凉”，从城头栽下来。另一位大将瑕叔盈认为颖考叔被许兵射中牺牲了，连忙拿起战旗，又指挥士卒冲城，结果拿下了许都。
在这个故事中，悲剧的发生或许应归罪于公孙子都有太强嫉妒之心。但是颖考叔的锋芒太盛、傲气争功也是一方面。作为一个已经有功在身的老臣，他其实没有必要再去同年轻的将领争功了，但是他总想立功求赏，结果被一记暗箭伤了性命，可悲可叹。
作为一个人，特别是一个自认为有才华有前程的人，应该做到心高气不傲，不仅要有效地保护自己，而且要充分发挥自己的才华，战胜盲目自大、盛气凌人的心理和作风，任何事不要太张狂太咄咄逼人。并且应养成谦虚让人的美德。这是有修养的表现，也是生存发展的策略。
巧妙的掩饰是赢得赞扬的最佳途径，这是因为人们对不了解的事物有好奇心，不要一下子展现你所有的本事，一步一步来，才能获得扎实的成功。如果你处处表现卖弄，志得意满时趾高气昂，目空一切，不可一世，这样当别人靶子！
因此无论你有如何出众的才智或高远的志向，都要时刻谨记：心高不可气傲，不要把自己看得太大了。弘昌、弘普分别被革去贝勒、贝子封号。保留亲王封号；这几个人的罪状均笼统含糊，没有指明实事。只有弘皙问题较大，竟然在王府内仿照国制，设置会计、掌仪等司，并且曾经多次请巫师降神，问不该问之事，如“准噶尔能否到京，天下太平与否，皇上寿算怎样，将来我还升腾与否？”这表明，弘皙还有企图复辟的大逆之罪。弘皙结果被乾隆永远圈禁在景山东果园，和他一块圈禁的还有弘升。
仔细探究允禄、弘皙案，不难发现，乾隆特别对弘皙不能容忍，因为他和乾隆一样，从小都聪慧过人，得到过康熙的宠爱，当时就有人猜测康熙因弘皙的原因，可能恢复允礽为太子。弘皙和乾隆一样由皇祖抚于宫中，而且时间比乾隆长，自然就是乾隆的竞争者，所以乾隆对他尤其不满了。并且弘皙府中的体制和服饰在一定程度上得到雍正特许，也就是说可以超过一般王公的，可是这也成了他获罪的一条原因。可见乾隆这样做是一定要除掉这支渐成气候的政治势力，而挖空心思制造罪名，以儆效尤。
在宗亲的问题上，乾隆很会玩弄权术，不仅惩戒了亲贵，而且维护了自己的好名声。一次，和亲王弘昼与裕亲王允禄、慎郡王允禧、顺承郡王斐英阿等奉命盘查仓库，本来是例行公事，这些王爷们敷衍了事，不料皇帝却借此做文章，责他们“没有尽心”，要议他们的罪。宗人府哪敢得罪这些凤子龙孙，只建议革除他们兼任的都统或者罚除都统俸饷，请皇帝在两种处分中任择其一。
乾隆非常生气，指责宗人府“两议请旨，故意尝试，甚属取巧，这样瞻徇，岂受其请托耶？抑借以倾陷耶？”将宗人府王公严加议处。之后又命都察院严查议处。
都察院的官吏们接到这一棘手的案件，也是战战兢兢，不知道皇帝的葫芦里卖的何药，只有从严议处，革去上述宗室的王爵。然而乾隆又大发脾气，说：“王公等没有犯大故，从无革去王爵、降为庶人之理，都察院果以此议当乎？否乎？明知朕必不革去两亲王两郡王，如此立义，以为可以立身无过，而于朝廷之体制、事理对不对先不说，是岂大臣实心敬事之道……乃诸臣议事，一不衷之于理，非以尝试取巧，则以从重而恩，出自上为自全之术，无以实心为国家任事者，朕将奚望，亦甚自惭。”
结果，都察院官员们都被革职留任。这些王爷们被罚俸一年，乾隆大帝的心机高深莫测，这就是要让王爷们知道：自己是绝对的权威，对任何人可以生杀予夺。
同时告诫百官们：尽管是皇亲国戚，也要依法处理，不许徇情包庇，不许故意重处，把罪过以及处理的责任都推到皇帝的身上。
乾隆御弟弘瞻遭到惩戒后，“闭门谢客，抑郁生疾”，因此，乾隆亲赴探视。弘瞻在被衾中叩首谢罪，竟然殷手足之情，乾隆大帝感动得呜咽失声，拉着弘瞻的手说：
“只因你年少而稍加斥责，不料却使你得这样重的病。”并马上恢复了弘瞻的爵位。
可是已经晚了，不久弘瞻便一命归天了。由此来看，此中乾隆虽有后悔之意，但是也不能说当初没有一点小权术掺杂于亲情之中。
在弘瞻死后，乾隆又亲临其殡所赐奠，可谓弄权有术，所有臣子亲族不过是其手中的卒子罢了。
乾隆时期，清朝专制统治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乾隆皇帝曾经说“我朝纲纪肃清，皇祖皇考至朕躬百余年来，都亲揽庶务，大权在握，威福之柄，都不让臣下，实无大臣敢于操窃。”他的话确是事实。他将皇权把握得密不透风，都容不得一点异端，当然可以乾纲独断了。在清朝历史上，自从乾隆大帝把亲贵宗室斥于权外之后，一百多年之内，没有再发生过皇族内部的重大冲突和矛盾，这也算是成效。一个自恃才能过人的人，就会经常错过机会。因为这样的人表现太多，锋芒太露，往往给对手带来压力和不快，让人感觉到气势太盛，不可一世，压得喘不过气来，因此被视作眼中钉肉中刺，尤其是当你的傲然之气表现出来的时候，会令人怒火中烧，不择手段地对你施以明枪暗箭。
毁或无妨，誉则可怕
在对待名利上，曾国藩就是一面很好的镜子。他可以识人、识事，特别可以恰到好处地修行自己，坦然应对不利的局面，并化不利为有利。
曾国藩是于他的母亲病逝，居家守丧期间响应咸丰帝的号召，组建湘军的。未能为母亲守三年之丧，这在儒家看来是非常不孝的。但由于时势紧迫，他听从了好友的劝说，“移孝作忠”，出山效力于清王朝。
然而，由于他的锋芒太露，处处遭人忌妒、遭人暗算，连咸丰皇帝也不信任他。
1857年2月，他的父亲曾麟书病逝，清朝给了他三个月的假，让他假满后回江西带兵作战。曾国藩伸手要权被拒绝后，于是上疏试探咸丰帝，借自己回到家乡后日夜惶恐不安，说道：自问本非有为之才，所处又非得为之地。欲守制，则无以报九重之鸿恩；欲夺情，则无以谢万节之清议。咸丰皇帝非常明了曾国藩的目的，他见江西军务有了好转，而曾国藩这时仅仅是一只乞狗，效命可以，授予实权则万万不能。
于是，咸丰皇帝朱批道：江西军务渐有起色，即楚南亦就肃清，汝可暂守礼庐，仍应候旨。假戏真做，曾国藩真是哭笑不得。此时，曾国藩又要承受各个方面的舆论压力。此次曾国藩离军奔丧，已属不忠，此后又以复出作为要求实权的砝码，这和他平日所标榜的理学家面孔大相径庭。所以，招来了种种指责与非议，再次成为舆论的中心。
朋友的规劝、指责，曾国藩还能够接受，如吴敏树曾致书曾国藩，说道：曾公本以母丧于籍，被朝命与办湖南防堵，遂与募勇起事。曾公之事，暴于天下，人皆知其有为而为，非从其利者。今贼未平，军不少息，而迭遭家故，犹望终制，盖其心诚有不能安者。曾公诚不可无是心，其有是心而非讹言之者，人又知之。奏折中常以不填官衔致被旨责，其心事明白，实非寻常所见。
吴敏树敢将一层窗纸戳破，说曾国藩本该在家守孝，却出山，是“有为而为”。
上给朝廷的奏折时常不注自己的官衔，这是存心“要权”。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曾国藩顾虑重重，遂导致失眠。朋友欧阳兆熊深知其病根所在，一方面为他荐医生诊治失眠，另一方面给他开了一个治心病的药方：歧、黄河医身病，黄、老可医心病。
朋友的规劝，不得不使其陷入深深的反思。
自率湘军东征以来，曾国藩有胜有败，处处碰壁，寻其原因，固然是因为未能得到清政府的充分信任而未授予地方实权所造成的。同时，曾国藩也感到自己在修养方面有很多弱点，在为人处事方面固执己见，自命不凡，一味蛮干。
后来，他于写给弟弟的信中，谈到了由于改变了处世的方法而带来的收获：兄自问近年得力唯有一悔字诀。兄昔年自负本领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见得人家不是。自从丁巳、戊午大悔大悟之后，乃知自己全无本领，凡事都见得人家有几分是处，故自戊午至今九载，与四十岁以前遇不相同，大约以能立能达为体，以不怨不尤为用。立者，发奋自强，站得住也；达者，办事圆融，行得通也。
以前，曾国藩对官场的逢迎、谄媚与腐败极为厌恶，不愿为伍，为此所到之处，常同人发生矛盾，从而受到排挤，常常成为舆论讽喻的中心，但经过多年的实践，曾国藩深深地意识到，单凭他一人之力，是无法扭转官场这种状况的，如若继续为官，那么唯一的途径，就是去学习、想办法适应。“吾往年在官，与官场中落落不合，几至到处荆榛。此次改弦易辙，稍觉相安。”此一改变，反映了曾国藩于宦海沉浮中，日趋成熟和世故了。
然而，认识的转变过程，如同经历炼狱再生，需要经历痛苦的反省。每当曾国藩自悟昨日的是与非时，经常被追忆昔日“愧悔”的情绪氛围所笼罩。所以，在家守制的日子里，曾国藩脾气非常坏，经常因小事迁怒诸弟，一年之中和曾国荃、曾国华、曾国葆都有过口角。在三河镇战役中，曾国华屡遭不幸，这让曾国藩陷入深深的自责之中。
在日后的家信中，多次检讨自己在家期间的所作所为。他于1858年12月的家信中写到：去年在家，因小事而生嫌衅，实吾度量不宏，辞气不平，有以致之，实有愧于为长兄之道。千愧万悔，夫复何言……1859年1月，又提到：吾去年在家，以小事急竟，所言皆锱铢细故。洎今思之，不值一笑。负我温弟，既愧对我祖我父，悔恨何极！在经历了一段时期的自省自悟之后，曾国藩在自我修身方面有了极大的改变。及至复出，为人处事不再锋芒毕露，而是越来越圆融、通达。
所以，我们要视名利为烟云，当名利场中的过客，千万不可因名利而高人一等。
这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1对于不属于自己应得的名与利，绝不可要，不然，在生活中，做一个沽名钓誉者，即便可以暂时得到某些大红大紫的快意，日后真相大白时，也必有无穷无尽的烦恼接踵而来；2对于那些勉强能够得到的名与利，要有一种谦让的精神，将其推让给其他人，这既能增加同事间彼此的友好关系，又是自知之明的一种表现；3即使是自己应得的名与利，也要善于将其化为前进的动力，绝不可使之成为人生的负累、前进的阻力，也不可将名利作为炫耀的资本。众所周知，满桶水不响，半桶水晃荡，绝不可做“半桶之水”！须知天外有天、人外有人。
常言道：毁或无妨，誉则可怕。若不能正确对待名和利，则是非常危险的，特别是对于那些人生观尚不太牢靠、在事业上浅尝辄止的人来说，很容易走入死角。对每个人来说，如果锋芒太露，就会处处遭人忌妒、遭人暗算。
不能乱开金口
在和人交往中，为避免恶语伤人，殃及无辜，要注意问话的技巧和分寸，从而达到顺利沟通的目的，让交谈的局势与结果对自己有利。就算初次见面的人也不例外。有的人问话一出，便立即打开了对方的话匣子，大家相见恨晚，成了很要好朋友；有的人话一出，让对方无言以对，让场面变得很尴尬，双方只得以说“再见”收场。
一些领导到某处开会，当地习惯早餐是稀饭、馒头、每人一个鸡蛋。这天清晨，一个领导剥开鸡蛋，是坏的，就和服务小姐说：“给我换一个，这个鸡蛋坏了。”一会儿，小姐就回来了，可是不记得想换鸡蛋的是哪个人了。就大声喊了起来：“谁的蛋坏了？”
众领导都不说话。小姐又喊了一句：“谁的蛋坏了？”还是无人答应。
此时，餐厅主任过来对服务员说：“你这小姑娘真没礼貌，应该这样问：‘哪位领导的蛋坏了？，”忽然，餐厅主任回过神来也觉得不对劲，赶紧又高声喊了一句：“哪位领导是坏蛋？”这个故事中的服务小姐与餐厅主任都没有注意问话的分寸，闹了一个笑话。
可见，发问也是说话艺术，对“拉近”双方的距离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家饭店招聘服务员，有两位年轻人来应征。
第一位应征者如此招呼光临的顾客：“您好，您吃鸡蛋吗？”
顾客摆了摆手，对话就此结束了。
第二位应征者如此招呼光临的顾客：“您好，请问您要一个鸡蛋还是两个鸡蛋？”
顾客笑着回答：“一个鸡蛋。”
可见，第二位应征者的说话方式相当成功。他在这里采用的是限制性提问。
此类提问有两个特点：
首先在提问中便限制了对方可能做出的回答，刻意地把对方的思路引向提问者所希望的答案上。其次，这类发问使对方从中感受到提问者的诚意，有亲切之感，心里有融洽，觉得盛情难却，不好意思拒绝，就算原来想拒绝，有时也会顺着问话人的意思做出答复。
这类提问一般只适用于预期目的非常明确的前提下，在情况不是很了解又无明确目的的时候，提问的范围宜大、宜活，必须给对方的回答留有自由选择的余地。
例如：倘若你在办公室上班，别人用完了扫描仪忘记了关掉，你可以很随意地问一句：
“请问您现在还用扫描仪吗？”
这样就比直接说“扫描仪用完之后怎么不及时关掉”来得委婉。
无论如何，问话一定要掌握分寸，在某些情况下要有问话的技巧，不能乱开金口，否则会伤人无数。
三分痴呆，难得糊涂
世事诡谲，风波变幻，并不是人的力量可以把握控制；而且差不多的事物，都存在人所看不透彻、无从预料的一面。所以，只有让自己心如明镜，顺应事物变化的规律，才会赢得自己做人的主动，不被无常的大势裹挟。
今天的苏杭一带，在公元前5世纪，有吴、越两国。两国尽管相邻，但为了争夺霸业，互不相让，相互对抗。后来，越王勾践败于吴王夫差之手，只有逃亡会稽山，忍辱负重与吴国谈和，在几经交涉后，吴国才同意让勾践回国。勾践回国后一直没有忘记自己所受的耻辱，卧薪尝胆，立誓雪耻。二十年后，灭掉吴国。帮助越王成功的却是范蠡。范蠡不仅是一个忠心耿耿的臣子，而且是一个理智的智者。
范蠡做了大将军后，自忖：长久在得意之至的君主手下工作是危机的根源。勾践这个人虽然臣下可以与他分担劳苦，但不能同他共享成果。因此他便向勾践表明自己的辞意。但是勾践并不知道范蠡的真实意图，因此拼命挽留他。但范蠡去意已定，搬到齐国居住，从此与勾践一刀两断，不再往来。
移居齐国后，范蠡政事不问，与儿子共同经商，很快成为富甲一方的大富翁。
齐王也看中他的能力，想请他当宰相。但是他婉言谢绝。他知道“在野拥有千万财富，在朝荣任一国宰相，这确实是莫大的荣耀。可是，长久荣耀反而会成为祸害的根源。”因此，他将财产分给众人，又悄悄离开了齐国到了陶地。没过多久他又在陶地经营商业成功，积存了百万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