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每一个炎黄子孙都对民族兴亡负有使命，都可以挺身入局，承担责任。这里没有什么尊卑贵贱之分。《古文观止》中讴歌的曹刿论战；烛之武退敌；鲁仲连义不帝秦；诸葛亮居隆中而纵论天下分合等故事，都真实地记录了内挺、内实的一介平民起而承担天下兴亡的责任，胜过高官勋贵衮衮诸公的历史事实。
曹刿论战，留下一句千古名言：“肉食者鄙，未能远谋。”一旦天下有事，位高权重的人往往因为要保住其既得利益而瞻前顾后、猥琐平庸，不能深谋远虑。只有那些胸怀天下苍生而又内挺内实的普通人，敢于承担义务，承担牺牲。正因为他是无权无势无所恃仗，他才没有顾忌，敢担风险。而平民出身又有一定地位的人更能获得大的成功。这种人仗着自己的胆识可以在艰难困苦中坚忍自强，每经一次挫折和打击，他对外界事物本质的认识便能深入一步。步步深入，其内挺内实之功底便愈加厚实，终能自成一家独树一帜形成完善的人格。古人云：“平民肯种德修行，便是无位的将相。”曾国藩的成长历程就是范例。
曾国藩的出身，既非官宦权贵，又非豪门望族。明末清初他的远祖才从江西迁居湖南衡阳，后来又搬至湘乡世代务农，默默无闻。直到其曾祖父曾竟希才略有事迹可考。
曾竟希治家有道，家境渐宽之后，便送儿子读私塾，想走“学而优则仕”之路。曾国藩的祖父曾玉屏奋斗了一辈子，最高成就便是成为乡里的一名族长绅士，而没有搏个一官半职。于是曾玉屏又鼓励和资助儿子再取功名。其子曾麟书即曾国藩之父，直到43岁才考上一名秀才。而这时曾国藩已22岁，随父一同应考，不料竟一路飙升，到27岁时已达到了当时科举取士的最高峰：中进士、点翰林、当了一名京官。
咸丰登基之初，爆发了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起义，朝廷震惊。正在兵部任侍郎的穷翰林曾国藩以为自己报国的机会来了，向皇帝上书言事，呈上《议汰兵疏》，在这篇奏牍中，他尖锐地指出绿营兵是一支不能打仗的军队：“吸食鸦片、聚开赌场……无事则激乎恣睢，有事则雇无赖之人代充，见贼望风奔溃，贼去则杀民以邀功”。曾国藩主张裁兵五万，学戚继光的练兵办法，练出一支有战斗力的军队以消灭太平军。这篇奏疏闯了大祸，惹怒京中权贵，两月之后，曾国藩被皇帝由兵部待郎调署刑部侍郎，连议军的资格都被取消了。于是他又拟就一折《备陈民间疾苦疏》上奏，从太平天国为什么造反来探究朝廷失政之责。
仔细研究一下曾国藩的《备陈民间疾苦疏》及其发表的其他言论，我们发现，曾国藩备陈的内容与洪秀全历数朝廷罪状的奉天伐罪檄文竟自同出一辙。洪秀全说朝廷赋税太重，钱漕加倍交征，民之财尽。曾国藩曰：“银价太贵，钱粮难纳也。自银价昂贵以来，民之完纳愈苦，官之迫乎亦愈酷。”洪秀全说：“强盗四起，嗷鸿走鹿，置若罔闻。”曾国藩曰：“盗贼太众，良民难安也。环视四野，盗贼多如牛毛。”洪秀全说：“官吏残良害善，讳涂炭而陈人寿之书”。曾国藩曰：“冤狱太多，民气难伸。”洪秀全说：“外敌交攻，割地赔钱……朝廷恒舞酣歌，粉乱世而作太平之宴。”曾国藩曰：“逆夷据地求和，深堪发指。卧之侧，岂容他人鼾睡！时事如此，忧患方深。”又说：“上天降临下来的大祸，使宫殿廷堂变成灰烬，十日之内，宫殿相继烧毁。这固然是奸贼大臣擅权肆恶，使阴阳失去了平衡。而祸害起源应该在于朝廷。重新兴建又要大兴土木，受害的还是老百姓啊。”“但现在朝廷之中欺骗君王的计策通行无阻，而卖官的事情到处传闻，不能不使我们感到忧虑啊！”
可以说，忧国忧民，曾国藩与洪秀全没有两样，要解决的问题也没有两样，只是途径不同罢了。洪秀全采用的是改朝换代，打倒皇帝做天王。曾国藩采用的是依靠现有政权力量，变革政治，访求人才，徐图自强。
曾国藩这道《备陈民间疾苦疏》又一次石沉大海，杳无音信。在一次朝会上，曾国藩索性犯颜直谏，历数皇上广西用事之误。这一次咸丰皇帝勃然大怒，要杀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穷翰林的头。经肃顺等人苦苦说情而未加当廷处置，调出京城让他去江西主考。曾国藩在赴江西途中闻其母丧请旨丁忧，于是回到湘乡荷叶塘老家。这期间太平军进逼湖南，攻破道州，会攻长沙，湖南官场一片混乱。新任巡抚张亮基经左宗棠力荐，请丁忧在籍的曾国藩帮办团练，咸丰遂于1852年11月降旨曾国藩“令其帮同办理本省团练乡民，搜查土匪诸事务。”但久有治国平天下宏图大志的曾国藩接此旨后，却向咸丰帝另呈一道奏疏，请求在湖南建立“练勇大团”。他的意图已远不是“帮同办理本省团练乡民搜查土匪诸事务”，而是自己投身入局，实现向皇上上书言事的那套治军治国方略，建立一支戚继光那样的强大武装以替代丧失了战斗力的绿营。咸丰在连遭太平军打击，慌不择路的情况下居然准奏，御批了“悉心办理，以资防剿”八个大字。曾国藩获此机会，于是跃身激流而自任砺柱，放开手脚大干起来。
第三点，怎样才能“挺”得住？
从1852年咸丰帝降旨办团练，到1864年攻破金陵，整整十二年，曾国藩实现了精练一旅以取代绿营的初衷，名副其实地成为清廷“国之藩篱”。其成功的因素固然很多，但从成功人格学的角度看，曾国藩自己的人格完善是其成就大业的根本原因。
曾国藩在做京官期间，给自己规定的人格范式是“立志以植基、居敬以养德、穷理以致知、成物以致用。”曾国藩靠名师指点，承袭了中国五千年来的人伦道德传统（道统），内修成人，外修成事，苦练内功，以内主外，形成了自己双向齐鸣的独立人格，继而发散开去，与相同怀抱的读书人、农民交互影响，连成一片，转化为势能和动能，终成浩荡赴道之势。这同喊“挺”而终未“挺住”的洪秀全恰恰成了鲜明的对比。
集团与集团之间的竞争、搏斗，双方都标榜自己是正义的，指责对方邪恶不经。但旷日持久的相持和碰撞，会渐渐显出事物的原质而分出泾渭。所谓真金不怕火，怕火不真金是也。
曾国藩从1839年（道光19年）到1852年（咸丰二年），这十三年一直在当时中国的政治、文化、商业中心北京生活。他没有沾染官场的骄奢淫逸习气。相反，他从1842年（道光22年）开始，从师于义理学派的巨擘唐鉴、倭仁，做“正心诚意”和“慎独”的苦行僧功夫。他每天写日记约束自己，将所写日记，定期送倭仁审阅，并请他作眉批，提出批语意见。他还为自己规定了十二条课程，照此笃行。这十二条课程为：1、主敬，2、静坐，3、早起，4、读书不二，5、读史，6、谨言，7、养气，8、保身，9、日知所亡，10、月无忘所能，11、作字，12、夜不出门。曾国藩每天按自律规范恭恭敬敬地做成长功课，渐成终身习惯。一个身居二品的高官，象他这样注重修身正德的，不仅在今日少见，即在古人中亦很是难得。正因为他这样做了，才使其一生赖以成功的刚毅、沉静、恬澹、谦敬等禀赋得以坚固，奠定了坚实的内功基础。
为了求实学，进实德，曾国藩打破尊卑等级界限，向一切才识超群的人学习，广交天下朋友。他在家书中说：“京师为人文渊薮，不求则无之，愈求则愈出。”
大凡成就大业的人，必有其“情相亲，道相谋，业同创，难同当”的生死知交共始终。俗话说：“孤掌难鸣”，“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曾国藩在修内的同时也在寻找志同道合者共为国之藩篱。在他办团练之前，刘蓉和郭嵩焘就是他找到的志同道合者。
刘蓉，曾国藩的同乡，年少时曾一道研究程朱理学，稍长，共读于湘乡涟滨学院。《清史稿》评价刘蓉“抱负非常”，优于谋略。他与曾国藩意趣相投，气质相近，曾国藩做了大官之后，在他面前从无轻慢之意，两人仍同过去一样密来密往，无话不谈。刘蓉后来官至陕西巡抚，颇著政绩。
郭嵩焘，湖南湘阴人，这是由刘蓉发现和推荐的人才。郭18岁时就读于长沙岳麓书院，与刘蓉结识。经刘蓉介绍，郭嵩焘与曾国藩相晤于长沙。郭在《临终枕上诗》中追述：“及见曾刘岁丙，笑谈都与圣贤邻。”三个人意气相投，随即换帖订交以兄弟相称。郭嵩焘于行政事务并不内行，他的气质才情颇似屈原、贾谊类。言语直率偏激，很会得罪人。但曾国藩作为一个要成就治国平天下大事的人，却不仅容得下这种人，而且正需要这样的人揭其短处，贬其缺失，以完善自己的人格。因此对郭嵩焘格外敬重，言听计从。1844年和1845年，郭嵩焘两度赴京会试礼部，吃住均在曾国藩处，发榜之后，郭名落孙山，不无忧郁之情。曾国藩“力劝之，共酌酒数杯”。1847年3月，郭嵩焘再赴京师会试，仍吃住在曾国藩那里达数月之久，曾国藩对他学业上、生活上关怀备至，帮助极大。这次他终于金榜题名，授翰林庶吉士，跻身于科举考试的最高阶梯。
曾国藩出山之前，刘蓉和郭嵩焘就看准时局，认为曾国藩出山时机已臻成熟。刘蓉并致书曾国藩：“既已幸而在上矣，则当行道于天下，以宏济艰难为心。”力劝曾国藩“救于治乱”，即便以身殉国也应在所不辞。刘蓉和郭嵩焘二人均明确向曾国藩表示，如果曾出山，他们愿出面助一臂之力，但与曾约定：“服劳不辞，惟不乐仕宦，不专任事，不求保举。”曾国藩的出山正是刘郭二人全力促成的。
当清廷诏命曾国藩在湖南协办团练时，曾国藩曾拟奏推辞。在刘蓉、郭嵩焘反复劝说，并晓之以“大义”后才毅然毁弃前疏，出而任事。曾国藩“夺情”出山之后，感到经费奇缺无从筹措，郭嵩焘为他提出立厘捐之建议，规盐厘之法，解决了湘军的第一大困难。此外，湘军水师的创建也是在采纳了郭嵩焘的建议和主张后付诸实施的。曾国藩十分珍惜与刘蓉、郭嵩焘的这份真情，有“日日怀刘子，时时忆郭生”诗句名世。
曾、刘、郭三人之间这种亲密关系后来都发展为儿女亲家。刘蓉之女于1859年继配曾纪泽为妻，郭嵩焘的儿子郭刚基于1866年娶曾国藩的四女曾纪纯为妻。不料婚后三年郭刚基病亡，曾国藩悲痛之余，特地写了《郭依水墓志铭》以作悼念。
一项事业的开始，就须考虑它的结束。这是内修功夫扎实的人题中应有之义。曾国藩同样如此。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是曾国藩同榜进士，李文安命李鸿章兄弟向曾国藩学做文章。曾国藩一见少年李鸿章谈吐不凡，虽略显傲慢无礼，但“才可大用”，称其将来建树非凡，“或竟青出于蓝，亦未可知。”因此与李鸿章师生如父子，后来请入幕府培养为得力助手。曾国藩去世之后李鸿章成为其薪火传人，并与曾纪泽结为儿女亲家；李鹤章的四子娶了曾纪泽的长女为妻，曾李两家亲上加亲联为一家。
可以说，曾国藩出山这台戏在开场之前就已有了大略脚本——这是曾国藩内外双修的结晶。刘蓉、郭嵩焘在草创时期所起的作用最大，曾国藩挺身犯险的雄心壮志是他们相互砥砺出来的；曾国藩犯颜直谏的基础材料是他们提供的；曾国藩战袍加身是他们抬上马的；而鞍前马后、随军效力、直言忠告、生死与共的还是他们。这两个人才是曾国藩这台大戏的酝酿者、筹措者、鼓动者和舍身参与者。
同是举大事，洪秀全和杨秀清却全不似曾国藩。太平天国之败，洪杨内讧只是其表象，人格缺失才是其内在原因。洪秀全缺乏曾国藩那份冷静，不能在位高之际求诸于内以修身正德，亦不能在危急之时从容镇定挽救危机。杨秀清缺乏曾国藩那份谦敬，不能在功高之际减省自己以善处上下左右的人际关系。曾国藩与一道创业的人平等互尊、以礼相待，从无凌驾众人之上的行为举止，终以兄弟手足情谊而共始终。洪杨则不然。他们明称兄弟，实争尊卑，为了一个“万岁”的虚号就演成血刃，导致杨秀清身首异处，洪秀全也从此一蹶不振，已经进入鼎盛的宏图大业嘎然中断，毁于权利纷争之间。曾国藩与洪杨，人格之完善与人格之缺失对于毕生事业的影响，两相比较，原是这样成败分明！
曾国藩是真的“挺”住了。如果光从表面看，曾国藩出山前就是二品大员了，文章做得好，对联对得好，奏牍拟得好，书法写得好，有一定名望，等等，似乎就是他成功的基础。但深入研究，才发现这一切都只能为他沟通人际关系作道具，为他开拓事业提供便利条件。只有以下两句话，才是他后来事业经艰难竭蹶却赖以挺住，历百折千挠而终能成功的真正原因：
内修上德以管好自己，
外结善缘以周全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