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在奇迹至少不会使我自己感到吃惊，因为滋养我成长的就是一种曾经非常相信奇迹的文化，这种文化从小就向我传达了很多创造奇迹，并讲述这些奇迹，使这些奇迹经过讲述之后仍然是奇迹的自由方法。这个方法不是什么独门秘籍，而是不为当下的生活现实所约束的丰沛情感与自由心灵，有了这两者，我们的想象便可以轻易跨越很多被习见规定了不能跨越的界限。只要我们不人为地在心灵世界中自建壁垒，这种在真实与虚构之间，在现实与超现实之间的界限，在想象世界中是不应该存在的。如果自己心中没有这样的魔障，那又何来跨越的困难。现实就是现实，想象就是想象，非现实或超现实的想象是我们内心愿望的一种挣脱束缚后的自由表达。从古到今，无论是那些湮灭于民间的众多才华出众的诗人，还是今天我们这样在任何一件作品中都要郑重写上自己名字的作家，想象都是上天赐予的一种特别的才华，我们都会为这种才华的充分施展而心醉神迷，而不需要别人来贴上种种标签，特别是用“魔幻”来修饰“现实”这样一个别扭的偏正词组来作一切想象力超常的作品的标签。
《汉语：多元文化共建的公共语言》
是的，我们巳经加入了汉语这个大家庭，同时，我们又有着一个日渐退隐的母语的故土，在不同的语言间穿行的奇异经验，正是全球化与被全球化过程中，一种特别的经验。这种经验使我们有幸为汉语这个公共语言的大厦添砖加瓦。
这个论坛的主题是全球化与中华文化，我愿意从汉语言这样一个角度来尝试着接近一下这个主题。我不是语言学家，之所以选择这样一个角度，当然是因为我作为作家与出版人的身份，更因为我作为一个母语并不是汉语，却主要靠汉语交流，并完全靠汉语谋生与发展的中国通称为“少数民族”这个复杂构成中—个简单的分子，一个以汉语写作的藏族人。以这样一个身份来谈汉语，可能是一件有点意思的事情。
其实，对汉语言来说，全球化，准确地说是被全球化的过程，至少在20世纪初叶白话文运动起就已经开始了。也就是说，汉语在全球化或者说被全球化的过程中，面临发展的空前机遇与巨大压力已经差不多有一百年的历史了。在这个漫长过程缓缓展开的大部分时间里，全球化这个概念还没有提出，理论界也没有人敏锐地注意到这个过程实际上的展开，因而用相类于全球化这样的概念对这一问题进行过专门的研究。前些天我在书柜中，翻出一本专门探讨用汉语翻译各种外国语的翻译论文集。书的扉页上还写着这本书的购书日期——1985年。我很奇怪，那时，自己在偏僻的藏区工作，通过不断自学，水平刚刚能够比较自如地完成本职工作，尚有余力时开始尝试用汉语写作小说。而一个习作者为什么就会关注不同语言的翻译问题呢？答案只有一个：在那时的语环境中，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就经历着今天社会比较高层的人们在纽约、在巴黎、在北京和上海一样在不同语言中随意穿行的生活。如果说，在纽约，在巴黎这样的生活，是中国一代精英分子努力追求的结果，而当年，非常强势的汉语降临到偏僻之地讲藏语的蒙昧人群头上的时候，却是一个不得不接受的现实。
还在川西北一个偏僻的十多户人家的小村庄里生活成长的时候，汉语对我的“全球化”就已经开始了。
我们讲汉语的时候，是聆听，是学习，汉语所代表的是文件，是报纸，是课本，是电视，是城镇，是官方，是科学，是一切新奇而强大的东西；而藏语里头的那些东西，都是与生倶来的，是宗教，是游牧，是农耕，是老百姓，是家长里短，是民间传说，是回忆，是情感。就是这种语言景观本身，在客观上形成了现代与原始、官方与民间、科学与迷信、进步与停滞的鲜明对照。在这样两种不同的语言间不间断地穿越，我对不同语言的感觉，就绝对不是发音不同与句式不同那么简单，而是发现，可能我们面对这个世界的基本立场——对世界与人生认知或者拒绝认知，带着对传统的批判探寻的理性或者是怀着自足的情感沉湎在旧知识体系的怀抱——都是由所操的语言所决定的。
但在今天在这里，我谈到这个问题，却是想讨论有着这样语言经验的人，注意到一个很多人都感受到但并未得到充分讨论的语言现实。这个现实就是，汉语这个伟大的语言，在全球化和被全球化的过程当中，其表现能力一直处于迅速的扩展当中。
在这里，我还要先对本文中使用的“全球化”这个概念进行一下界定。
全球化在这里是指汉语向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版图内，在五十五个少数民族中的扩张（也包括汉语普通话在汉语方言区的扩张），在这种不断的扩张中，不断有像我这样的过去操别种语言的人加入，这种加入也带来了各不相同的少数民族文化对世界的感受，在汉语中找到了合适的表达方式，而这些方式与感受在过去的汉语中是不存在的，所以，这种扩张带来了扩大汉语感性丰富的可能。
被全球化，则是指大量的外国语作品被翻译成汉语。大量外国语典籍被翻译成汉语这个过程，并不仅仅如一般人认为的那样，传播了新的知识与观念，就是这些译文本身，也帮助汉语这个古老语种获得新的表达能力，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了现代汉语呈现在今天的这种面貌。这种语言移植，本是一个曾经辉煌的帝国衰落到不堪一击的时候，痛定思痛，被迫以一个后发国家的姿态，引入“德先生”和“赛先生”所代表的先进思想意识，以文化上的主动被殖民，来摆脱政治经济军事上惨遭殖民的处境的尝试，这种尝试引起的结果非常复杂，但就汉语言本身来说，却导致了一个积极的结果。这个结果就是：一个古老语种完成了一个民族进入现代社会所必需的现代化重建。
在我的感觉中，这种语言现实常常是被忽视的。而且，在有关现代汉语的批评中，“欧化”、“翻译腔”经常被垢病。作为一个用语言谋生的人，我自然也认为过度的“欧化”，过度的“翻译腔”是没有必要的。但我不能设想，如果没有这些通过翻译建立起来的白话文的表达方式与系统，我们只以传统文言与当代老百姓口语的表达为资源进行整合，能不能充分地表达这个社会所需要表达的一切东西。即便是缩小范围，只讨论我的本行文学，在我看来也几乎是不可能的。何况我们对语言有着强烈依赖与需求的领域远远不像文学这么不直接关乎于国计民生的痛痒，无论是形而上的还是形而下的表达，都难以想象。用乡下人的朴素语言加上几个新名词，肯定不能表达量子力学与生物学，仅仅靠儒家经典的概念与推演方式也不能表达需要更多理性指引的哲学与科学，甚至一份应用性很强的商业合作或计划书都无法完成。再说今天的民间口语中，也不能说没有受到来自书面与媒体轰炸中的那种更有逻辑层次，更具思辨风格，更能揭示事物本质，因此也更为理性准确的翻译体语言的影响。翻译语言对现代汉语的影响绝非是输入了“坦克”和“沙发”、“秀”与“酷”这些新词那么简单。这种语言，少一点长处，就是诗性与玄学意义上美感，同时，翻译体语言可能有时候还有滞涩之感，比之于街头巷尾的语，可能少一点铿镞顺溜的音韵之美。但过于顺溜的汉语，不管是在书面还是在口头，不免给人一种不着边际、不关注意义的油滑之感。
过去，我们从政治出发来讨论语言，今天，很多人以爱国爱民族的名义来讨论语言，这样的方法，看上去很正义，却有着用民族文化情绪遮蔽客观现实的巨大危险。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就是，汉语在被迫全球化过程中，翻译体的语言对汉语重建所作出的贡献就这样非常轻易地被遮蔽了。更准确地说，汉语被全球化的这个过程中，我们只重视引进的思想观念与新知，但使引进和传播得以实现的语言本身却被忘记了。更不要说，引进与传播过程所致的汉语功能的扩张与表达能力的提高这样一个事实也在有意无意之间被忽略了。在语言领域中，所谓的中国化被无条件推崇，所谓的欧化又被无理性地贬斥，这是一个非常荒诞的事实。
没有人会否认，中国百余年的现代化史，新思想、新知识、新制度引进的尝试一直没有停止过。但语言这个载入媒介在这样一个伟大进程中的作用被大大忽略，在这个进程中，语言这个载入工具本身也不断被新表达方式所丰富，载入工具本身的功能因此日益周密强大的事实也就被奇怪地忽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