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唱艺人都有的这顶特别的帽子，藏语里叫做“仲厦”。大家已经知道，“仲”是故事的意思，而这个“厦”的意思正是帽子。那么，这个帽子就是说故事时戴的专用帽了。这里有一张照片，20世纪30年代由一个外国人摄于尼泊尔。而这一张说唱帽的照片是我在康巴草原拍下的。在正式说唱史诗的故事部分之前，演唱者会赞颂这顶帽子，因为这顶帽子上每一个物件与其形状都是某种象征。他们会把帽子比作整个世界，说帽子的顶端是世界的中心，其他大小不同的装饰物，或被比作江河湖海，日月星辰。有时，这样的帽子又被比喻成一座宝山，帽子尖是山的顶峰，而其他的装饰与其形状，则分别象征着金、银、铜、铁等丰富的宝藏。之后，就可以由此导入故事，说正是由于格萨尔王降伏了那么多妖魔鬼怪，保卫了蕴藏着丰富宝藏的大夺，如今的人们才能安享这些宝藏中的无尽财富。上述材料，转引自格萨尔研究专家降边嘉措先生的专著《〈格萨尔〉初探》。我本人也观赏过好些“仲肯”的演出，但在我这次讲座中，但凡可以转引专家们研究成果的地方，我将尽量加以转述。为什么要如此呢？除了《格萨尔王传》这部伟大的史诗本身，我还想让公众多少知道一点国内外研究这部史诗的人并分享他们研究的成果。作为一个作家，我很认真地进入了这个领域，但我知道，当我的小说出版，当这个讲座完成，我就会离开这个领域，而进入一个新的题材领域。而这些研究者，他们还会在这个领域中间长久地坚持。转引他们的研究成果，是我充实自己的方式，也是向他们的劳动与成就表达敬意的方式。降边嘉措先生还在他的文章中告诉我们：“这种对帽子的讲述，成了一种固定的程式，有专门的曲调，藏语叫‘厦协’。”
“这种唱词本身就同史诗一样，想象丰富，比喻生动贴切，语言简练优美，可以单独演唱，是优秀的说唱文学。”
史诗的发现
“发现”，这对我来讲，是个有些艰难的话题。不是材料不够，或者线索的梳理上有什么困难，而是这个词本身带来的情感上的激荡。我们自己早就存在于这个世界上，也早就意识到了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存在。不然，我们不会有宗教，有文学，有史诗，所有这些精神性的存在，都是因为人意识到自己在地球某一处的存在，意识到这种存在的艰难与光荣而产生出来的。描述这种存在，歌颂这种存在，同时，也质疑这种存在。
从这个意义上讲，《格萨尔王传》也是意识到这种存在的一个结果。我们可以说，自这部史诗产生以来，就已经被演唱的人，聆听的人，甚至那些留下了文字记录本的人所发现。问题是，自哥伦布们从伊比利亚半岛扬帆出海的那一刻起，这个世界的规则就开始改变了。在此之前，一种文化，—个民族，一个国家只需要自我认知，即是发现。但从这一个时刻起，这个世界上的不同文化便有了先进与落后的分别，强势与弱势的分别。从此仅有自我认知不行了，任何事物，都需要占有优势地位的文化与族群来发现。所以，印第安人在美洲生活了几千年，但要到15世纪等欧洲人来发现。中国的敦煌喧腾过，然后又在沙漠的包围中沉睡了，还是要等到欧洲人来发现。
《格萨尔王传》的命运也是一样。
前面说过，法国藏学家石泰安把发现这部史诗的日子定在1836年，标志是其部分章节的译本在欧洲出版。非常有意思，这个译本是根据蒙古文翻译的。也就是说，在欧洲人的发现之前，这部藏族人的史诗已经被生产方式和宗教信仰都非常接近的蒙古人发现了。但这个发现不算数。所以，要直到欧洲人来发现才算是发现。于是，就像这个世界上有许多事物被发现的时间点一样，这个时间点也是由欧洲人的眼光所及的时间来确定的。在这里，我陈述的是一个事实，从殖民时代一直延续到后殖民时代的基本事实，而并不是对石泰安先生个人有什么不满。相反，他个人在藏学和格萨尔研究方面卓有建树，他于1959年在法国出版的《西藏史诗与说唱艺人研究》一书，长达七十余万言，也是我初涉这个题材领域时的入门书之一。
下面我来说说，汉语世界发现这部作品的过程。
这里使用的材料，主要引自四川社科院研究员任新建先生的文章。关于国外发现格萨尔故事的过程，任先生给了我们更详尽的说明。1886年，俄国人帕拉莱斯在蒙古旅行时，发现了这部史诗的蒙文本，后来在圣彼得堡出版的译本就是这个人搜集来的。直到1909年，法国传教士在拉达克（今属印巴争议的克什米尔地区）捜集到两本藏文本，翻译后在英属印度出版。1931年，法国女探险家大卫·妮尔夫人从四川方向进入西藏，就在林葱土司家中借阅了土司家珍藏的《格萨尔王传》手抄本，在接下来的行程中，又在今天的青海玉树地区记录到一个说唱艺人的唱词。后来，她将这些内容整理成书，以《岭·格萨尔超人的一生》为名，在法国出版。这虽然不是《格萨尔王传》的原貌，却也比较完整地介绍了整部史诗的大致轮廓。20世纪50年代后，国外的格萨尔研究才有了巨大的进展，涌现出了一批卓有建树的“格学”家。前述法国的石泰安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位佼佼者。
我们说，在今天这个时代，“发现”的意义不再是自我认知，而是来自更为强势的外界的发现。地区与地区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如此，不同的族群与文化之间也是如此。所以，我们谈流传于青藏高原的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的发现，既是指被中国以外的西方世界发现，也是指在中国居于主流地位的汉文化对这部史诗的发现。
与西方的发现相比，这是一个优美的故事。
时间要回到上世纪20年代末，一位在四川一所中学教授四川乡土史的老师放下了教鞭，受邀前往康区，也就是今天的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考察。后来，我也曾为考察《格萨尔王传》的流传多次前往这一地区。所不同的是，我是驾驶性能可靠的越野车前往，而这位叫做任乃强的先生前往的那个时代，这十几万平方分里的土地上还没有一寸公路。但这位先生，在1929年到1930年一年时间里，先后考察了沪定、康定、道孚、炉霍、甘孜、新龙、理塘和巴塘等十余县。据任先生自述：“所至各县，皆周历城乡，穷其究竟，鞍马偶息，辄执土夫慰问，征其谈说，无论政治、军事、山川、风物、民俗、歌谣……皆记录之。”后来这些记录文字陆续在内地汉文报刊发表，其中就有关于《格萨尔王传》的介绍。
此前，汉族地区也有关于这部史诗的流传，但人们满足于道听途说，而未加考证，便妄下断言，认为是藏族人在用一种特别的方法传说关羽关圣人的故事，后来又以为是藏族人在用藏语传说三国故事，便命名为“藏三国”或“蛮三国”。任乃强先生第一次于1930年用汉文发表文章，从而向汉语世界的读者表明，这部被称为“蛮三国”的作品，实为流传于藏族民间的一种“有唱词”的文学艺术，内容“与《三国演义》无涉”。并且，他还在文中模拟演唱者的语调翻译了一段。
在这次考察活动中，任先生不仅收获了许多文化成果，更发现在被视为“蛮荒之地”生活的康巴藏人“有内地汉人不及的四种美德，即仁爱、节俭、从容、有礼”。他感到，在真正认知这个民族时，还有语言上的隔阂和民族心理差异这两个障碍需要跨越。他以为，找一个藏族人为妻可能是跨越这两大障碍的最方便办法。于是，他便请人做媒说亲，娶得新龙县藏族女子罗珠青措为妻。而他最初介绍到汉族地区的格萨尔故事，就是在其历时七天的藏式婚礼上，根据妻子的大姐在欢庆时刻的演唱所作的记录。
我这个故事，来自任新建先生所写的回顾《格萨尔王传》研究史的文章。而任新建先生，正是任乃强先生和罗珠青措的儿子。任新建先生子承父业，在藏学研究上有很高的成就。
对一个作家来说，对一个虚构性的传奇故事进行再一次的虚构，并从这个宏伟的故事框架中，时时窥见到历史依稀的身影，是一种非常奇妙的经历。正因为有一个古老的故事在先，我的虚构又不是信马由缰，时时让我回到实实在在的历史现场与文化氛围中间，整个写作过程成为一段庄重的学习历程，使自己感情充实精神丰满，也许，我们还有机会一起重温这次经历，重温这部伟大的史诗，重温西藏的历史与文化，看看当一个世界还存在着多元而丰富的文化的时候，该是一件多么有意思的事情。
现在照应一下开篇，解释一下开篇时所引的那首诗体的赞颂词。这首赞颂词的汉译者是刘立千先生，一位对西藏学有深厚造诣的汉族学者。他说，这首诗前三句是说文殊菩萨妙智无穷，如绽放的花朵层层无尽展开。这样智慧的花朵吸引我们犹如英俊少年牵引少女的心灵。刘立千先生指出，这是运用了藏族修辞学著作《诗镜论》上的形象修辞手法，用经过比喻的事物，再去比喻另一事物，就是比喻中套着比喻。这也说明，不同的文化所哺育的不同的语言，总有着别种语言没有的特别感受与特别的表达，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多元文化的存在才使这个世界显得丰富多彩。
补记：
其一，这篇稿子本是为上电视讲坛而作的，但后来没有做成，后来拿到南京与珠海的文化讲坛上讲过；其二，不说尚未再版，我想总是会再版的，那么就预作一个后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