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鲁迅“立人”思想的意义并不在于他提供了怎样的现代化模式——他的由“立人”而“立国”的思路，带有明显的启蒙主义与理想主义的色彩，某种程度上是一个乌托邦的理想目标，甚至带有一定的彼岸性，因而不具有可操作性，这本来也不是鲁迅给自己提出的任务。
而且鲁迅的“立人”与“立国”理想也显然内含着“个人本位”与“国家本位”的矛盾，某种程度上也是我们今天所面临的矛盾，它是根植于人的本性的个体性与群体性的矛盾的。鲁迅对我们的启示正是要正视这样的矛盾，在正视中寻找出路。
鲁迅“立人”思想的最大价值是对现实病症的无情揭示，它所具有的巨大的批判力量。我从中感到的震撼，正是鲁迅在二十世纪初即已提出的“二患交伐”的危机。并由此引发了对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反思与反省：“鸦片战争以后，面对西方殖民主义侵略的威胁，怎样使落后的中国赶上西方国家，迅速成为一个独立、统一、富强的现代民族国家，就成为一代又一代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奋斗的目标，形成了一个恐怕至今也没有摆脱的所谓‘赶超情结’——其实我们今天倒是应该对于这样的作为前提的‘赶超情结’提出质疑的。接着的问题是，怎样实现‘赶超’？最容易产生的思路就是利用国家强权、政治强权的力量，把全国人民‘组织起来’，以实现最大限度的社会总动员，以及思想、行动的高度统一，以便集中力量‘办大事’，进行国家现代化建设。这条富国强兵的国家主义的道路，对于有着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的不发达国家的知识分子是有吸引力的。但是这条国家主义的道路又是以牺牲个人的独立与自由，绝对服从所谓民族国家的‘整体利益’为前提的。”这条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国家主义的现代化道路，在操作层面就是一条从十九世纪末的洋务运动开始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道路：在集权体制下，充分发挥其社会动员力量的优势，通过对西方的技术模仿实现经济快速发展。应该承认，这条道路可以在一定时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经济的高速发展，实现国家独立与统一，但它所内在的危机也是明显的：不仅要以牺牲人的个体精神自由为代价，而且在引进西方科学技术的同时，也必然使鲁迅极为警惕的西方文明病泛滥，从另一个方面限制人的个体精神自由。
可以看出，对于鲁迅，“立人”思想不仅是一个实现国家现代化（即他所说的“近世文明”）的目标，同时是一个价值理想：这或许是我更为看重的。我在《鲁迅与二十世纪中国》里，这样写道：鲁迅作为一个现代思想家，他“始终紧紧抓住了‘人’这个轴心，他最关心的是‘人’在中国社会结构与中国历史中所处的地位与真实处境”。“在鲁迅的观念中，‘把人当作人’还是‘使人成为奴隶’是区分传统社会（历史，文化）与现代社会（历史，文化）的一个基本的价值标准与尺度。”因此，“对个体的人的独立自由精神的渴望，对人的被奴化的危险的警惕，就构成了鲁迅思想（心理，情感）的两个基本侧面”，也正是他的立人思想的正题与反题。“鲁迅还由此而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敏感点：一切有可能重新导致人的‘奴（隶）化’的危险，都会引起鲁迅的高度警惕与强烈反应。”前述鲁迅对西方文明病的批判，其实集中到一点，就是他发现人成了物质的奴隶，科学技术的奴隶，众数的奴隶，发现了“新的奴役的再生产、再建构”。而且他“几乎在一切方面都发现了这种关系的延续与再生产”。他又有了这样的恐惧：“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于是，在1925年，鲁迅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我觉得什么都要重新做过。”接着是十数年的奋斗，但到了鲁迅离开这个世界的1936年，他所面对的依然是历史的循环，于是，就立下了对一切奴役人者，一切奴役制度的辩护士“一个都不宽恕”的遗言——这依然是呼唤：“什么都要重新做过。”在我看来，“鲁迅的‘立人’思想，和这样一种九死不悔，百折不挠的执著追求与奋斗精神，正是二十世纪不断奋起，不断受挫，仍然挣扎的民族历史的精神结晶”。
面对这样的世纪精神遗产，我不能不感到心灵的震撼。因为在鲁迅逝世六十多年的世纪末，“如果要做世纪总结，却依然是鲁迅当年所说的那些话。历史又一次无情地循环，我们再度回到了原来的起点上……‘什么都要重新做过！’”这样，在迈进人生旅途第六十个里程时，我终于有了这样的觉悟：“经过十数年的苦苦探索与体验，鲁迅的‘立人’思想已经由外在的理性认识内化为自己的生命追求，因此这是一次自我的‘安身立命’。把‘个体精神自由’确定为彼岸性的终极追求，这也就确立了在中国现实变革运动中思想文化上的彻底的批判立场：坚持对一切形态的奴役体制、奴役现象的揭示与批判，坚持对一切人（特别是知识分子）各种形态的奴性的揭示与批判，坚持对自我已经（或可能）出现的奴性与压抑他者的倾向的揭示与批判。”
在确定了这样一个自己可以接受的价值理想与价值立场以后，我没有忘记同时给予一个限定：“我不想否认这一选择所具有的启蒙主义、理想主义色彩，但它同时包含了对启蒙主义与理想主义可能导致的专制主义的警惕与批判。另一方面，则是对自我这一选择的个人性与有限性的一种清醒与自觉：‘个体精神自由’仅是我自己所能体认的终极追求，对于他人（包括我的读者、学生、后代）不具有任何示范的意义。真正的意义在自己：不仅是对青年时代的‘消灭一切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现象’的理想的更高层面的确认与升华，同时奠定了今后岁月生命的新的基础。”
对革命的再认识
确实，“真正的意义在自己”。如前文，特别是《历史的中间物》与《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两节所言，近二十年我的精神发展的起点，是对意识形态的批判性审视，对其走向的历史过程的揭示；这同时是一种自我批判，是对意识形态的消极影响的清理，对自己由理想主义走向精神奴化的心灵创伤的更加无情的解剖，以及历史教训的总结，反复追问一个问题：我们究竟在哪里，由于什么原因发生了失误，落入了陷阱？这追问是痛苦而彻底的，因而所总结的教训就是刻骨铭心的，已经内化为生命中的永恒的记忆。
但也如前文所强调，对于我来说，这样的批判没有也不可能导致对意识形态，及其内含的革命精神的全盘否定与抛弃，因为它是与我的堂吉诃德的精神气质联系在一起的，那样一种深刻的源自内在生命欲求的精神联系，是不可能割断的。因此，当历史走到另一个极端，当革命意识形态及革命精神被抛弃，并因而产生了严重的后果，在这样的新的思想文化背景下，将革命意识形态、革命精神的合理内核剥离出来，抢救出来，使之成为新的批判性的精神资源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就是历史的需要，更是我内在生命的欲求。“消灭一切人压迫人、奴役人、剥削人的现象”的彼岸理想，追求社会平等的社会主义价值理念，对被压迫者、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同情与关注，与社会底层人民的血肉联系，对一切压迫、奴役、侵略的非正义行为的反抗，为理想而献身的精神，博大情怀，坚强意志，等等，在自我生命的深处得到新的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