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开始紧张地思考：全球化将给我们带来什么？在上海召开的有关全球化的一个座谈会上我第一次提出了自己的困惑：有朋友“提醒我们，‘全球化’也即‘世界一体化’已经成为我们的生活事实，是谁也回避不了的；我承认这一点，但确实想不清楚，‘全球化’将给我们带来什么。有人许诺我们，也有人一厢情愿地想象、希望：全球化将给我们带来富裕，带来自由、民主，带来全人类的协调、合作，带来人类公理的确立，带来‘世界融入中国，中国影响世界’的辉煌……但我怎么也看不到这样的前景”，在我看来，这都像是在说梦话。说实在话，在二十世纪我们已经吃够了做梦的苦头，至少是我，再也不愿意沉湎于幻觉中自欺欺人了，9·11事件后，“直觉告诉我：世界将不得安宁，中国也恐怕未必太平：二十一世纪将仍然是一个充满矛盾、充满对立与斗争的动荡的年代”。
2003年美国绕开联合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又使我面临着对自己信念的一次严重考验。在我看来，布什政府不顾国际舆论的反对，悍然发动对伊战争，当然不是所宣称的“解放伊拉克人民”，也不仅仅是为了控制伊拉克的石油，这实际上是要建立一个一切由美国说了算的“美利坚世界帝国”的一个关键性步骤。面对这样一个打着民主旗号的重建有着浓厚的种族主义倾向的世界奴役秩序的倒行逆施，我当然要反对。但布什所要推翻的萨达姆政权却是一个独裁统治，许多善良的中国人，也是怀着对专制主义的痛恨，而支持这场战争的，其中有许多人是我的朋友，或者是我的“忠实读者”，这都对我形成了巨大的压力，我要坚持反战，就难免引起误会。但这又是我不能越过的底线，即是要反对一切对人，特别是无辜平民生命的杀戮，反对一切形式的奴役；在这艰难的选择中，我多次想起鲁迅的提醒：我们既不能做自己人的奴隶，也不能做异族的奴隶。于是，我再一次坚守了作为批判的知识分子，一个思想者的立场，公开宣布：“布什、萨达姆与本·拉登所代表的三种势力，正在构成对人类文明的根基——人的个体生命的存在的巨大威胁，对人类文明的基本原则——人道、人权、民主、自由、法制与和平的根本性挑战。
在我看来，这正是二十一世纪一开始，世界所面临的危机。”我将这三位势不两立的“当代英雄”符号化，同视为人类文明的敌人，是因为我发现了他们之间内在的思想逻辑的相通，甚至用语上都惊人地一致：“比如他们都宣布对方是‘邪恶力量’（9·11恐怖主义分子与萨达姆都指美国为‘魔鬼’，美国则直称伊拉克等国为‘邪恶轴心国’），这样就把自己置于‘正义’、‘真理’的化身，‘替天行道’的地位，占领了道德的制高点。”实际是将自己所信奉的文明原则，自己所属的文化绝对化、神圣化，并将不同于自己的文明、文化“妖魔化”，为了追求文明、文化的“纯洁化”，而不惜动用武力歼灭一切“异端”。这其实正是人类历史上一切“宗教战争”的逻辑，现在在二十一世纪又以一种新的现代形式复活了。现在资本主义的总代表、总头目，又正在试图用战争输出民主，以“解放邪恶国家”为己任，尽管目前气势正盛，但前途也未必美妙：历史最终是无情的。二十一世纪一开始就重演二十世纪的悲剧，只是变了主角，这样的循环，令人感到历史的残酷。如《历史的中间物》与《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两节所说，我在八九十年代既已总结过的历史教训这么快就获得了这样的现实意义，也使人感慨万端。
“全球化”的悖论：追求普适价值和文化多元化与本土化
这背后还存在一个重要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如何理解全球化？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全球化？这正是我在2003年到贵州，和朋友们一再讨论的问题。在我们看来，“全球化是一个悖论。在消抹差别，追求统一的同时，它还需用差异性、地方性和多样性来加以支撑。换言之，失去了地方性和多样性，全球化不仅没有意义，而且必然造成灾难”。
“全球化并不仅仅只是单纯地与国际惯例接轨，它还应有注重地方性和本土性的一面，因为全球化是以多元化为基础的，没有多元化就没有全球化。所以，地方性和本土性，或者说个别与差异，这是制约单一化的手段，也是全球化的内在张力。”“文化的多样性是尤其不可忽略的。”“人类有普适价值，也有共同的文明规范。不过，这种普适价值、共同规范是由世界人类共同提供的，是由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和不同文化共同参与构建的，它没有也不该有什么‘中心’、‘核心’，当然也就没有什么‘边缘’与‘依附’。要警惕将某一种文化绝对化与普适化，将全球化变成用某一种文化征服全球，形成单一的世界文化格局的文化霸权主义。所以，统一与分殊，普适价值与多元文化，正是全球化悖论中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
强调“普适价值与多元文化”的不可分割，显然是针对国内思想文化界的两种思潮，一是拒绝普适价值、拒绝向西方学习的极端民族主义，主张“拿来主义”、坚持批判传统封建主义的鲁迅，这些年不断被某些人，包括部分年轻人指责为“汉奸”，就是这种思潮的极端表现；另一则是将西方文化，特别是美国文化绝对化、普适化的“美国化即全球化即现代化”的思潮。我在2003年讨论北大教育改革的一篇长文里，即指出了这样的危险：“如果在‘与国际学术接轨’的口号下，将外国的学术界，包括西方汉学界理想化、绝对化，甚至产生新的迷信，以‘中国学术的西方化、美国化’为目标，这不但会从根本上丧失学术自信力，而且有失去学术独立性的危险。这些年所出现的学术研究中的中国历史、现实‘问题’的淡出，创造性思考的退化，将用中国的材料来证明西方某种流行的理论的有效性作为学术规范与追求的倾向，就充分显示了这样的危险。”文章还指出，在有些人看来，“美国的教育就代表了当今世界第一流水平，甚至代表了世界教育发展的‘潮流’，中国大学要进入‘国际主流’，就是要瞄准美国顶尖级大学，把美国哈佛大学的理念与体制，稍加改变，搬到中国来，把北大改造成‘中国的哈佛’”——这其实正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向苏联一边倒”、把北大改造成“东方莫斯科大学”的思路的翻版，是又一个历史的重演：“什么时候我们真正能够跳出‘一边倒’的依附性思维，走独立自主的中国大学教育之路呢？”
“认识脚下的土地”漂泊者和困守者的内在矛盾与危机
同时存在的还有中国母语的危机。北大人事改革的最初方案中规定以能够用外语讲课为评定教授的条件，试图以外语（主要是英语）作为大学的教学、工作用语，正是这样的母语危机最突出的表现。我因此想起了这样的诗句：“为什么如此多的人移居英语？/努力成为黄种白人，而把汉语/看作离婚的前妻，看作破镜里的家园？究竟/发生了什么？我独自一人在汉语里幽居，/与众多的纸人对话，空想着英语，/并看着众多的中国人跻身其间，/从一个象形人变为一个拼音的人。”
这不仅是民族文化的危机，更是人的存在危机：当人们，特别是年轻一代，对生养、培育自己的这块土地一无所知，对其所蕴涵的深厚的文化，厮守在其上的人民，在认识、情感，以至心理上产生疏离感、陌生感时，就是在实际上失落了不只是物质的，更是精神的家园，“这不仅可能导致民族精神的危机，更是人自身存在的危机：一旦从养育自己的泥土中拔出，人就失去了自我存在的基本依据，成为‘无根的人’”。本节所讨论的重点“漂泊者与困守者”的内在矛盾与危机，就在这样的视野下，重新进入了我的思考，这也是2003年返回贵州时，与朋友们讨论最多的一个问题，这是前述1990年的讨论的继续与深入：
“漂泊与坚守，是人的两种生命形态，两种生命选择，也是人的两种心理欲求。它们交织在一起，纠缠在一起，矛盾，冲突，形成一种内心的紧张和选择的张力，也形成一种奇异的心理伴生现象：漂泊者有渴望坚守的一面，坚守者也有渴望漂泊的一面。也就是说，两者常常是错位互换的：漂泊之中有坚守，坚守之中有漂泊——尤其是精神的漂泊。
但这里还有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即有没有精神家园的问题。对于漂泊者来说，如果有了一片灵魂依归、精神寄托的家园，那么，即使他人在旅途，即使是生活在别处，他仍是有‘根’的；反之，他踏上的就是一条精神的不归路。而对于坚守者来说，如果他对这块土地及土地上的人民和文化毫无感情，冷漠，陌生，疏离，厌倦，一切都不关心，一切都无所谓，浑然不知，熟视无睹，一心只想着逃离，所谓身在曹营心在汉，那么，这种人即使走不出去，被迫留下来成为困守者，他也是没有根的”，“因此，不管是漂泊者还是坚守者，都有一个构建自己精神家园的问题”。
而这也正是我自己的问题，或者说，我所更加强烈地感受到的是自我的存在危机：这又是一次外在危机向自身的内转。如前文所说，我一直将贵州安顺视为我的第二故乡，我的精神基地，而现在所提出的问题却是：“我了解这块土地，了解这块土地上的人民和文化吗？”再进一步追问：“我有根吗？”这问题是惊心动魄的，也是令自己颇为难堪的。于是，就有了这样的自省：“是的，我在那里生活、工作了十八年，但我对世世辈辈根植在这块土地上的安顺普通百姓，他们的日常生篮子：《归来的学魂》，《追寻生存之根》，页213。后来篮子在给我的来信中又作了这样的补充与提醒：“精神家园，既具有彼岸性，也有此岸性。作为彼岸性的东西，它包含有某种终极关怀的意蕴，而作为此岸性的东西，它无非是人在现实生活中的一种立足点，以及与之相应的那些信念、观念、准则等等。因此，有根无根的问题，实则也就是一个心是否有所系，命是否有所安的问题。它既离不开一定的地缘文化，又不能把它简单地理解为一个狭隘的地缘性、具象化符号，毋宁说，它更多是一种地缘象征和文化认同的心理指归。总之，我想得也不是很清楚，只是觉得需要划清某种界限，以免把它误会为一种狭隘的地方性或地方性文化。”——这自然是一个重要的厘清。
活、习俗，他们的情感、内心渴求，他们的行为方式，人际关系，思维习惯……其实是十分陌生的，识其面而不知其心，我只不过是曾在这块土地上匆匆行走的过客”；“我发现自己一生竟是在不断地迁徙、奔走中度过的，于是，许多的城市：重庆、南京、上海、杭州、北京、安顺……都和我发生过关系，却都不深，缺乏刻骨铭心的生命的血肉联系。这也跟我自己的生活方式有关：走到哪里，都是关在校园或公寓的封闭环境中，过着与世俗生活隔离的书斋生活，我当年在安顺的十八年也是这么度过的。这在某种程度上就将自己从看似凡俗、具体、琐细，其实是更生动、活泼，也更真实的人的生活土壤中拔出，成了无根的人”。进一步反思则发现：“这样的无根化的悲剧，恐怕并不只是发生在我一个人身上，它有着更深刻的时代根源：应该说迅速变化流动的现代生活本身，即容易使人成为失根的漂泊者；而我们那个时代对人的世俗生活的绝对排斥（一律斥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情调’），对人的纯精神化的要求与精心培植，就自然产生了像我这样的畸形人。据我的观察与感受，前一方面的问题，将随着全球性的流动变得更加突出和复杂；而后一方面的问题，却并不具有普遍性，甚至出现了反向的排斥精神的现象。应该警惕的倒是对世俗生活的关注与表现，也变成是纯物质的，而忽略了其精神内涵：这也是一种消解，而且是带根本性的。”
追寻生存之根，重建精神家园
这样，到2002年8月，我从北京大学退休以后，就有了一个新的思想命题与生命命题：追寻生存之根，重建精神家园。
首先，这样的命题的提出，是以前文分析的关于全球化的思考为背景与基础的，就获得了更为阔大的视野，更丰厚的历史内涵。我在一次“答记者问”中这样说道：“退休，对于我来说，是一个精神的解脱，从此可以不再扮演‘北京大学现代文学专业教授’这一角色。因此也就摆脱了这一角色所必有的、必要与不必要的清规戒律，以及自己套上的种种重负，也可以不再受专业限制”，“关注与思考一些更重大的问题，更自由地驰骋于更广阔的领域，做更无忌的想象与言说”，简言之，就是可以“胡思乱想”与“胡说八道”了。具体地说，在退休后的两年半中，我的思考集中在由这一总命题引发出的三个分命题上，即“总结二十世纪中国经验”、“构建精神家园与汉语家园”、“认识我们脚下的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