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2002年8月退休，到现在已经五年了。在这五年中，除了从更大范围从事社会文化教育实践活动——关注和参与中学语文教育、西部农村教育、地方文化研究、青年志愿者运动外，主要的兴趣和精力还在学术研究：先后出版了《鲁迅作品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鲁迅九讲》（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年），《钱理群讲学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这三本书或是学术普及著作，或为学术演讲，都还是“业余研究”，我的真正学术主业，花大力气写的主要是两本书。另一本就是刚收笔的这部《我的精神自传》，它纠缠我的时间更长：书的上篇《我的回顾与反思》是2002年3月至6月，在北大讲“最后一门课”的讲稿，因此有“北大演讲录之三”的副题——“之一”是1997年下半年讲的《话说周氏兄弟》，“之二”是2001年上半年讲的《与鲁迅相遇》；书的下篇《我的精神自传》，是2005年应一位杂志主编之约而写，最初只准备写一篇文章就算交卷，不料越写越长，越写越认真，竟有了书的规模；2006年、2007年，又在朋友的催促下，将学生录音、整理的《我的回顾与反思》的讲稿正式成文，作了一些补充与发挥，还补写了几篇文章，最后成书，已经耗费了五年时光，更是倾注了退休前后的主要心血。
这本书，在我的学术著作中，确实占据了相当独特的地位：它既是我的自传，学术自传与精神自传，又是一部学术史、思想史、知识分子精神史的著作。
它首先是我的自传。本来，传记写作就是我的学术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周作人传》自然是写传记的自觉尝试，而《与鲁迅相遇》、《大小舞台之间——曹禺戏剧新论》其实也都可以看作是鲁迅、曹禺的精神史、生命史的书写。最近有一位年轻的研究生还发表过这样的看法：“对于钱理群一代人而言，最适用也最好操作的，就是传记学批评方法和心灵史模式。”这大概有点道理，我自己也说过，我的现代文学研究的“目标”就是“探讨隐藏在大量的文学现象背后的人的生存境遇、体验与困惑，以显示一个历史时代人的生命涌动的轨迹”。在这个意义上，我的学术研究具有广义的传记性，是一种“生命史”的研究与写作。而不同于以往的著作，这回我写的是自己的传记，自己的生命史。而写“自传”也是新文学的一个传统，胡适就是自传写作的鼓动者、倡导者，他还有过“四十岁写儿童时代，五十岁写留学时代到壮年时代，六十岁写中年时代”的浪漫设想。那么，我在望七之年写自传，也是情理之中的。
不过，我要写的自传，却并不符合胡适的要求。他在《四十自述》自序里，曾表示“希望社会上做过一番事业的人”，“赤裸裸的记载他们的生活，给史家做材料，给文学开生路”，那么，他期待的是写“琐碎生活”的实录体的自传。而我所写的主要不是自己的人生经历、日常生活，而偏重于精神历程、学术生涯，不是用实录的方法，而偏于自我解剖、自我分析。我的自传，其实就是对自己的思想、学术的一次清理、反省和反思，在另一个意义上，也是对自己的学术著作的一个自我解读。
为什么要作自我解读？这又和我的学术研究的两个特点有关。
我的研究是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和思想创造的欲求的。也就是说，我总是直面“内在于现实、历史和自我”的“问题”，到我的专业——现代文学史、思想史的研究中去作“历史”的追溯，并努力从中提升出某些“思想”的命题，以达到“现实－历史－思想”的互动、交融。而作为这些自觉追求的成果和体现的学术著作，它的外在表现形态主要是一种历史的叙述，而问题意识是隐含其后的，其所提出的思想命题也大都点到即是，而且是分散的。这就需要通过“回顾”，既说明每一部著作背后的问题意识，及不同阶段的著作之间的问题的关联，又将其中的思想命题贯穿起来，形成思想的一定程度的系统性。“回顾”的另一面，还有“反思”，即清醒地意识到，作为一个受到现实制约的学者、知识分子，在面对问题进行思考与研究，在有自己的时代的“发现”的同时，又会有所“遮蔽”，从而产生自身和时代的新问题。这就需要经过“反思”，弄清自己的在特定时空下的学术研究，“发现了什么，可能又遮蔽了什么？”并且“将这些发现与遮蔽，放到整个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历史实践这样一个大背景下来看，又暴露了怎样的问题？
置于当下现实中，又有怎样的意义？”这样的反思本身就具有精神的价值，并且能够成为新的思考与研究的新的起点。——这就是本书的第一部分《我的回顾与反思》所要做的工作。
我的研究还追求“自我生命和学术的一体性”学术的探讨，同时也是生命的挣扎；对研究对象的发现，也是对自我的发现；随着学术的不断开拓，自我生命也获得不断深化，升华，以至新生。因此，我说过，在我这里，“所有的学术探讨，对外部世界历史与现实的追问，都最后归结为自我内心的逼问，对于自我存在的历史性分析和本体性追问：
我是谁？我何以存在与言说？”——本书第二部分《我的精神自传》，所要揭示的，就是在一定的生命历程中的学术著作的背后，我的自我存在的追寻，我的自我“精神命名”。
这样，我就把自己赤裸裸地暴露给读者了。这或许有助于你们读“懂”我的著作，有助于我们一起来解剖这个叫做“钱理群”的人，他的思想与学术，同时，也反思我们自己，创造我们自己。然而我又担心，这会形成新的遮蔽，因为任何学术著作的实际内涵都是小于或大于作者自己的主观追求与预设的，在这个意义上，根据作者的自述去读其书，是危险的，不仅有可能被误导，也会妨碍作为具有自身主体性的读者的独立理解与发挥。而这样的独立理解与发挥，才是阅读的意义所在。
我的“野心”很大：这本书又是一部关于1980年代以来的中国思想史、学术史、知识分子精神史的研究著作。
我曾经和友人黄子平、陈平原一起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概念，其实我自己最为倾心的却是“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
我的写作策略，是“拎起中间，带动两头”因此，首先选择了“1948年”，考察在这个历史转折的关头中国知识分子的选择和心路历程，写了《1948：天地玄黄》。接着就着手考察1949年以后半个世纪的知识分子的精神之旅。我没有按一般的思路，把目光投向上层知识分子，而关注被遗忘的，作为民间思想者存在的青年知识分子，于是，就有了相关的写作。同时又无法摆脱研究现实生活中的知识分子，八十年代以后的中国思想、文化、学术界的诱惑。但又深知其难：一是缺乏距离，难以把握；二是身处其中，难于应对非学术的干扰。这就想到以自己的研究为个案，两个难题都好解决。记得我的导师王瑶先生说过，由于“我们现在仍然处在历史进程之中，因此，要写出一本高质量的学术思想史或文化史还很有很多困难，甚至像黄宗羲《明儒学案》、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这类纵观全局的书籍，一时也还难以出现”，“如果只选择一个适当的角度或审视点”，来考察时代思想、文化、学术的发展，“可能是既具体有征而又能体现发展轨迹的，在现阶段也比较容易着手”这就是所谓“从一个人看一个世界”，“通过某一审视点来总揽全局”。而我之所以“毛遂自荐”地选择自己的研究作“审视点”，是因为我属于文革后第一届研究生，在这段历史中正处于承前启后的地位，而我研究的中国现代文学领域也正是这一时期的“显学”，它和现实的政治、思想、文化、学术思潮，以及其他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的研究都有比较密切的联系，这样，我所面对的问题，对问题的思考、处理方式，以及产生的问题（遮蔽、失误，等等），都具有一定的“典型性”。
而且这都是自己所亲历，并渗透了自身的生命体验，就容易如一位学者所说，“回到原历史脉络和情境中去体会和理解，以重新获得具体感”，而达到“复杂化”的理解。——这样，我就把自己的研究赋予了某种“典型现象”的意义。因此，我的研究的研究，就超越了一般的自传的写作方式，而有更多的分析，审思，以及背后的“时代思想、文化、学术问题”的追问与反思。
和我所有的学术著作一样，本书的写作，也有研究方法及学术叙述学上的自觉追求和设计。除了以上所说，以自己的学术作个案来审视八十年代以来的中国大陆思想、学术，是王瑶先生所倡导，我长期坚持的“典型现象”研究方法的新的尝试以外，我还设想过，请一批比我年轻的朋友，也即另一个时代的学者，对我的这些“回顾与反思”，以及所涉及的八十年代以来的中国思想、学术问题作评点，包括批评和质疑，以形成多个视点，形成一种包含了思想交锋（不仅和我，也在评点者之间）的对话关系，这就将大大扩展本书的思考，并使本书的叙述进一步复杂化。应该说，这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设想。我和一些年轻的朋友最初都为之兴奋不已。但操作起来却很困难，主要是这些年轻朋友都太忙了，我也不好意思用自己的著作去太多地打搅他们。最后，只有北大的贺桂梅君对《我的回顾与反思》中的第一讲《我的人生之路与治学之路（上）》作了详尽评点，我的贵州老友篮子君对《我的精神自传》作了部分点评，但我已经获益匪浅，现一一照录于相关部分的注释中，以形成局部对话，务请读者留意。我也希望以后还有机会再作这样的尝试。
不知道有没有读者，在读完本书以后，还有兴趣提起笔来，评点一番？
2007年10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