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我是一个过渡性的人，我应该退出你们生活的舞台了，我不希望我的思想成为你们继续前进的一个阻力或者负担。因此当我知道，你独立作出了‘走自己的路’的决定时，我是多么的高兴，可我又是多么的惭愧啊！因此我不想对你说更多的鼓励的话，因为我无权说这样的话，我只想对你说一句话：坚定地走自己的路！在寻找战友中，注意保持自己的独立性！此外我还要说的是，在你的前进中，无论什么方面需要我的帮助的话，我仍然愿意为你助一臂之力。我即使不能当一名战士，当一名赞助者、支持者、同情者总可以吧？——写到这里，我不禁有些心酸：生活是多么无情，它为我安排了怎样一个角色呵！”
这封信在当年年轻朋友中，引起了强烈的震撼。但这封信也标志着我和文革时代的生活告别了。
从此我在充满了矛盾与苦闷之中，走上了学者之路。
八十年代北大校园风景：两代人的相遇
我可以说是带着“学术和政治”、“学者和战士”的矛盾，走上学术研究道路的。
我属于文革结束后的第一代研究生，而当时我又有一个很特殊的身份：我成长于五六十年代，1960年大学就毕业了，但七十年代末又来读研究生。我的同学比我年龄要小七八岁，十多岁，而我的老师，例如谢冕、孙玉石，比我只高一班，更有意思的是，教文艺理论的，竟是我大学的同班同学李思孝。考试时，他来监考，我立刻想起了中学读过的一篇课文：《永不掉队》，讲苏联卫国战争时期，大学教授当了战士，战争结束后，他当年的团长又来做了他的学生，都是社会的激烈动荡时期造成人的身份的激烈变化。我出现在学术界是八十年代，所以人们都把我看作是八十年代的学者，而且因为和黄子平、陈平原一起发表《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沾了他们的光，很长时期都被称作“青年学者”，后来突然发现我老了，又把我叫作“老教授”。因此我常常说自己没有中年，从“青年学者”一下子就跳为“老教授”。更重要的是，由此决定了我的思考，我的学术研究，就带有跨代的特点，它的世界观、人生观，以至文学观、学术观的基础是五六十年代的大学教育所奠定的，而又受到八十年代的学术训练，在学术眼光、观念与方法上都有鲜明的八十年代的时代烙印，这就构成一个比较复杂的学术背景。我也因此受到了两个方面的批评：从五六十年代的眼光看，我过于激进，是所谓“新潮学者”；从八十年代（更不用说九十年代，以及新世纪了）眼光看，我历史包袱过重，不能与时俱进，过于保守了。我自己却经常感到历史的尴尬，不过也无可奈何，只能在夹缝中求生存吧。
但我有幸遇到了王瑶先生。
我在给研究生同学赵园的《艰难的选择》这本书写再版导言时，这样谈到“八十年代的学人”“这一代人在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中，通过痛苦的反思获得一次真正的觉醒；同时又在历史提供的特殊机遇中，与直接承续了‘五四’精神的老一辈学者相遇，不仅接受了严格的学术训练，而且在精神谱系上，与新文化传统相联结，并进而把自我的新觉醒转化为新的学术。”
更为重要的是，我是在北大度过我的八十年代的学术生涯的，我常说这是历史对我的特殊照顾，或者说是补偿吧。那时的北大，正是聚集了一大批劫后余生的继承了“五四”传统的知识分子。于是，就有了八十年代的北京大学的特殊风景——清晨，你起来跑步，会在北大图书馆前碰见坚持晨练的朱光潜先生。
傍晚，你漫步未名湖畔，会看见宗白华先生迎面走来，立刻联想起他的《美学散步》。
还有一位拄着拐杖，凝视着湖面的老人，那是吴组缃先生。你从旁轻轻走过，不敢打搅他的沉思。
你来到燕南园。三松堂的白皮松树下，有美髯飘飞的冯友兰；竹林掩映中，林庚先生的歌声竟是那样清纯……当然，还有口衔烟斗，骑着单车，在校园中横冲直撞的王瑶先生……从“五四”的“学灯”（宗白华先生是“五四”四大副刊之一的《学灯》的编辑，是他最早发现了郭沫若；还有杨晦先生，是“火烧赵家楼”
的英雄），到三十年代的清华大学院（吴组缃、林庚这一代），到西南联60我的回顾与反思大的火把（从老师辈的冯友兰，到学生辈的王瑶）：这是一批“五四”传统最后的见证人、继承人和幸存者。
这是一次奇遇：先生们长期被视为“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现在第一次恢复了他们应有的历史地位，而给他们的时间已经不多，因此急切地希望将自己的学术传下去；而我们这一批学生，在“批判封资修”
的环境下长大，在一片精神废墟上成长，现在终于有了学习的机会，内心充满对知识和精神的渴求，迫切希望登上学术的殿堂。当时我们读书的劲头，用“发疯”来形容绝不过分，我们真像野牛闯进了菜园，吃不尽，嚼不够。老师忘我地教，学生疯狂地学，一方面想培养传人，一方面渴望接班，两代人的生命就这样相遇，相交，相融，这是一个历史的际遇，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最大幸运，而且不会重复，是后代人难以想象的。
我理解的王瑶传统“师朱法鲁”的学术渊源
而王瑶先生，因为他是研究现代文学的，他身上就有了更为强烈的“五四”传统意识，以及将这一传统传下去的自觉性。
记得王瑶先生去世的时候，我们这些弟子们曾经送了一副挽联，是陈平原起草的：“魏晋风度为人但有真性情，五四精神传世岂无好文章”。“魏晋风度”和“五四精神”正是对先生人格、精神、气质的一个高度概括。
王瑶先生对于“五四”可以说是情有独钟的，可以说他有一种永远摆脱不掉的“五四”情结。当我和陈平原、黄子平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个概念时，先生对我们最尖锐的批评，就是不管你们主观动机如何，你们把现代文学的起点上移到晚清，客观上会导致对“五四”意义的贬低和否定。所以他后来写了一篇文章，专门讨论现代文学的起点和终结，很大程度上就是针对我们来的。这样的师生之间的争论，是很有意思的。
而王先生对“五四”传统的继承，主要通过两个中介：一是他的研究生导师朱自清，一是鲁迅。他的研究生同班同学季镇淮先生曾说王瑶先生是“师朱法鲁”，就思想与学术的传承来说，这是很有道理的。
后来，新加坡有一个学者叫郑子渝，曾经描述过一个他以为的精神谱系，说“从周作人到俞平伯，到朱自清，再到王瑶”，有一条发展线索。
将朱自清、王瑶的思想、学术上溯到周作人，这可能不大准确，这涉及对朱自清、王瑶的理解，有讨论的必要。
我们先来看王瑶先生对朱自清先生的看法。这里我想向大家介绍孙玉石先生的一个回忆。孙玉石先生是王瑶先生的大弟子，是个有心人，有时把王瑶先生的话记在日记里，所以他的回忆就比较可靠，比较有根据。这是他记录的王瑶先生的话：“研究历史最重要的就是实事求是。闻一多先生受罗隆基的影响走上进步道路。罗隆基是搞政治的，皖南事变后他到昆明，同闻一多来往很多，拉闻一多加入民盟。
当时陈果夫到云南，来劝高级知识分子入国民党。冯友兰、雷海宗等人都加入了，闻先生也为之心动。他为此找朱自清先生，朱先生不同意，闻一多也就作罢了。闻一多牺牲后，许多文章都说朱自清先生受闻一多影响，朱自清先生看了以后很生气。朱先生一直是支持进步的，‘一二·九’时曾多次冒生命危险掩护进步学生。”王先生由此出一个结论：“闻一多热情外露，他是诗人、学者、民主斗士，几个阶段很分明。朱自清先生不同，他更内向一些。他一生皆是诗人，一生皆是学者，一生皆是战士。”孙玉石先生回忆说：“说这段话时，王瑶先生是很激动的。这番藏在心底的声音，说明王先生不是为朱自清先生而辩护，而是在为历史的真实所辩护，在为一种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辩护。”我看孙先生这段回忆，更感兴趣的是王先生对朱自清的评价，说他“一生皆是诗人，一生皆是学者，一生皆是战士”。这个看法和通常看法不一样。我们说闻一多是“诗人、学者、战士”，好像朱自清和“战士”是不沾边的，因为在一般人心目中朱自清是一个纯粹的学者，是学院派学者的一个典型代表。但是王瑶师作为学生，对朱自清自有更深的观察与了解，他认为朱自清将“诗人、学者、战士”统一为一身，贯彻于一生，这当然有他的道理与根据，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很独到的见解，对我们理解朱自清先生，以及王瑶先生对朱自清传统的继承，都非常重要。
王瑶先生晚年写过两篇文章悼念他的老师：《念朱自清先生》和《念闻一多先生》，可以说是姐妹篇，对两位恩师的为人与学问，都独有会心，很值得注意。其中有一个判断，就非常重要：他强调朱自清先生的新诗理论的核心是新诗的“现代化”问题。后来王瑶先生又主持他生前最后一个学术项目“中国文学研究的现代化进程”，并坚持要把朱自清先生加入进去，也就是说，在王瑶先生的心目中，朱自清先生是对中国学术的现代化及中国诗歌的现代化做出了杰出贡献的这样一个学者和诗人。从现代化这个角度来肯定朱自清，这显然跟王先生自己的学术思想与学术追求有密切关系。我们知道，朱自清先生是最早在大学里面开设新文学课程的，他三十年代在燕京大学的讲稿《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对王瑶先生后来写《新文学史稿》，在体例、结构与方法上都有直接的影响。
但是已经有研究者注意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王瑶先生在学术问题上经常提到朱自清和鲁迅，但“他提起鲁迅的次数大大超过朱自清；谈到前者时所用的词汇和语气的份量，也要明显重于后者。——比如一再指出鲁迅的著述及其方法，为我们研究工作提供了‘典范’、‘范例’等，谈到朱自清时，从未使用过这类词语”，结论是：在王瑶先生“自身的学术工作中，鲁迅也要比朱自清留下更多更深的印记”。这也是一个很值得重视的分析。
王瑶先生对鲁迅的特别重视，最集中地表现在他的一个基本观点，他始终坚持鲁迅的“方向”意义。也就是说，他理解的“五四”传统，主要是鲁迅的传统。鲁迅对王瑶先生的意义，我在一篇文章里有过这样的概括——“作为思想家、文学家的鲁迅是作为文学史家的王瑶的研究对象。”
王瑶先生尽管不是鲁迅研究的开创者，但却是1949年以来大陆鲁迅研究的一个重要代表。他在极‘左’思潮的严重干扰下，为维护鲁迅研究的科学性，促进鲁迅研究的学术化，作出了巨大的努力。
“作为学者的鲁迅对于王瑶先生更具有典范的意义。王瑶先生自己就多次指出，他是‘由于十分钦佩鲁迅关于魏晋文学的许多精辟的见解’才‘决定从汉魏六朝一段来开始对中国文学史的研究工作’；‘在现代文学研究方面’也‘仍然是以鲁迅的有关文章和言论作为自己的工作指针’。”
“作为人的鲁迅，现代知识分子的代表、精神界的战士的鲁迅，对于王瑶先生的影响可能是更为深远，也更为重要的。王瑶先生正是通过鲁迅的中介，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魏晋风骨’，以及作为中国现代文化的集中代表‘五四精神’，取得了内在的精神联系，或者说将鲁迅的精神化为自己的血肉，从而成为‘鲁迅式的知识分子’，在自己的学术工作中，实现了‘做人与作文（研究）的统一’，形成了一种精神的力量。”
“五四”精神、魏晋风骨：和鲁迅的深度精神感应这里所说的“魏晋风骨”和“五四精神”正好是构成王瑶先生的精神气质的两个侧面。大家知道，鲁迅曾经用“清峻”和“通脱”来概括魏晋风度，并且说他自己“有时很峻急，有时又很随便”，其实“峻急”
就是“清峻”，“随便”就是“通脱”。而王瑶先生正是在这两方面都有所继承，而且形成了自己的特点。作为王瑶的学生，我们永远不能忘怀的，是他那极有特色的“王瑶之笑”，以及锐利的、给人以威压的目光，把他内在的通脱与清峻，表现得淋漓尽致。在朋友、弟子圈里传诵一时的先生的名文：《自我介绍》，让我们最为倾心的，也是这一点：
“……迩来垂垂老矣，华发满颠，齿转黄黑，颇符‘颠倒黑白之讥’；而浓茗时啜，烟斗常衔，亦谙‘水深火热’之味。唯乡音未改，出语多谐，时乘单车横冲直撞，似犹未失故态耳。”这里，幽默和通达之中，暗含着辛酸和倔强，包含着多么丰厚的人生体验！此言此语，在当今学者中非王瑶莫为，却很容易使我们想起鲁迅。这就是说，王瑶之于鲁迅，不仅是精神上的契合，更有一种生命的遇合，这样一种深度的精神感应，这样的魏晋风度与“五四”精神的胶合，正是我们这些学生所达不到的，我们无法进入那样一种境界。
但也正是这样的境界，深深地吸引了我，给了我极其深刻的影响。
前面说过，我在文革前与文革中都在阅读鲁迅著作上下过很大的功夫；我也在很多场合都谈过正是在文革中所经历的绝望体验，使我接近了鲁迅，也就是说，在遇到王瑶先生以前，我已经有了自己的准备，但只有成为王瑶先生的学生以后，我才感悟到了鲁迅的精神气质，或者说，发现了那样一个我所达不到的境界：这样的发现，无论对我的鲁迅研究，还是我的精神发展，都是至关重要，可以说是决定性的。
无可弥补的知识与精神差距
于是，我在研究观察、接近王瑶先生的时候，在研究鲁迅的过程中，经常反省自己：我为什么进入不了那样的境界？差距在哪里？首先发现的是自己知识结构上的缺陷。在某种程度上，我真正是“五四”
所培养出来的一代，我没有读过私塾，从一开始接受的就是“五四”开创的“国语教育”，读的现代白话文的新课本，我就是这样成长起来的，先天地缺少传统文化的熏陶，“五四”新文化、新文学成了我的知识结构中的主体。我在中学阶段就已经把“五四”新文学的主要代表作，鲁迅的《呐喊》、《彷徨》，茅盾的《子夜》，巴金的《家》，曹禺的《雷雨》、《日出》，等等，都读过了。中学时期的另一个兴趣，是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大量的苏联作品，无论是经典的，还是流行的苏联作品差不多都读过。到了大学期间，再来读中国古典名著，读外国文学作品，主要是文艺复兴以来的西方文学，特别迷恋俄国的文学，后来我写《丰富的痛苦》，谈莎士比亚、歌德、海涅、屠格涅夫，就是依据大学里的那点底子。
大学毕业到了贵州，利用当地的图书馆，猛读了一批北欧、东欧，以及东方被压迫国家、民族的作品，同时也读了一点古典诗词，特别是读了《庄子》。这个时期的阅读，其实是以鲁迅为中心的，读被压迫民族的文学，是因为鲁迅的提倡，读《庄子》，也是因为鲁迅说他深受其影响。
当时我雄心勃勃地制订了一个很庞大的阅读计划，就是鲁迅作品中提到的书，我都要读，当时还真的根据《鲁迅全集》开列了一个长长的书单。也就是说，很自觉地要补课，以缩小自己跟鲁迅之间的知识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