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进入中国之后，不仅直接吸引了一些中国文人，而且还从反面促使一些中国文人建构中国本土的宗教。因为佛教毕竟是一种外来宗教，它在中国的盛行以及对中国文化传统的冲击，显然极大地损伤了以文化悠久自居的中国文人的自尊心。于是，一些文人就在被儒家排斥在门外的文化上做文章，他们兼容并包了源自远古的巫鬼文化、方仙之说，拉上道家的老子、庄子等做教主、真人，再从佛教中偷取一些仪式、戒律，就建构了一种想与佛教抗衡的道教。
探讨中国文人的宗教心态，不可忽视道教。虽然道教不受“不语怪力乱神”的儒者所欢迎，也就是说，道教不为正统的中国文人容纳，而只为某些脱离常轨的文人和中国百姓所接受。但值得注意的是，许多最高统治者都相信道教，迷恋道士的金丹大药。大诗人李白就迷于仙道，流连忘返。而道教做为中国本土的注重现世今生的宗教，显示了与世界上所有宗教截然不同的特点。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尽管差异甚大，但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厌弃感性的尘世，然而道教不但不厌弃感性的肉体生命，而且惟恐这肉体生命不能长久，从而追求长生久视。基督教是折磨人的肉体而希冀灵魂得救的，而道教对于肉体之外的看不见摸不着的灵魂并不感兴趣，所以道教注重的是肉身的保全和长久，从而导致一种肉体化、物质化的文化倾向。
道教这种贵生保真的追求长生不老当神仙的心态，如果说是一种宗教心态，那么，这是一种与世界上所有宗教不同的世俗性心态。
近代以来许多人都非常重视道教对于中国社会和国民性的作用。鲁迅以为“中国根柢全在道教”，许地山说：“我们简直可以说支配中国一般人底理想的生活底乃是道教的思想。”不错，道教诸神不但体现出中国百姓的愿望、想像力，满足了人们的神话心理，而且真正成了中国百姓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每年春节，老百姓要先送走灶神，遣走玉皇大帝的耳目。大年五更要接回财神，以备在新的一年发财。正月初八，要张灯结彩到火神庙献猪献羊，以保新的一年平平安安，免受灾害。二月二，又要到土地庙给土地爷庆生日。
甚至小孩踩门槛都不行，生怕得罪了门神。遇到旱灾，就应到龙王庙给龙王说好话求情，或请道士念咒求雨。妇女不育，就去求拜送子娘娘张仙。想消灾去难避邪，道士有的是法术咒语。道士还会念念有词，仗剑作法，喊一声“疾”，立刻会乌云满天，雷声大作，狂风暴雨从某种意义上说，道教集中体现了中国人安于现世今生的文化理想，最高的生命欲求——长生久视，以及中国文化无所不包的包容性。从纵向的文化根柢来看，道教是中国远古的巫鬼文化的直接发展；从横向的根柢来看，道教与中国百姓的日常生活是密不可分的，并体现了其愿望、想像力以及神话心理等等。就此而言，说“中国根柢全在道教”是有道理的，因为就民与士相比，根柢在民。
但是，真正对佛教迎战并最终使佛教不再吸引中国一流文人的，却并不是道教。首先，是佛教的中国化，在上层文人那里，就是宗教的审美化，从而导致了禅宗的产生以及在文人阶层的广播流行。于是禅宗的和尚在向中国文人靠拢中，雅气十足地吟起诗来。“禅诗”就是佛教审美化的一个明证。当禅宗由否定世间法变为肯定世间法，并主张“担水砍柴，无非妙道”的时候，开放的新儒家——理学家就接上去说：“伦理纲常，无非妙道。”因此，不是道教而是儒家，最终战胜了外来的佛教。当然，战胜的过程也是向对方学习和吸收的过程，理学家对道统的追寻以及哲学表达的语录体等等，就是从禅宗那里学来的。然而，佛学一旦被理学吸收、消化之后，对中国文人也就失去了吸引力。
（第五节）中国文人的宗教信仰
研究中国文人的宗教心态，不能不探讨中国文人的宗教信仰。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文人的宗教信仰集中地显示了其宗教心态。
宗教与信仰是联系在一起的。在基督教中，信仰压倒一切，基督教为了其正信可以排斥异族，烧杀异端。然而，中国文人却很少执著地信仰某种宗教。即使是一些信从宗教的人，也往往是似信非信。而真正肯为自己的所信献身的人，就更少之又少。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文人是最少宗教情感和迷狂精神的。
儒家固然讲“文行忠信”，“仁义礼智信”，但这里的“信”指的并不是信仰，而是一种真诚而不诡诈的道德修养。与基督教的信仰压倒一切相比，儒家更推崇一种依靠经验处理人际关系的理智态度。而对于宗教的神鬼之类无法验证的东西，儒家宁肯存而不论。所以，孔子“不语怪力乱神”，并让人“敬鬼神而远之”。然而，由于从根本上不大相信鬼神、灵魂不灭以及来世等等，那么，人的现世存活就是首要的。因此，虽然儒家也推崇为了族类整体的殉道，讲“杀身以成仁”以及“朝闻道，夕死可矣”，但是，儒家更置重的是见机而动的灵活性，所以孔子讲“小不忍则乱大谋”，孟子讲“可以死，可以无死”。这种“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的人生哲学，成就了中国那些“能屈能伸”的大丈夫、“识时务”的俊杰，而极少数不识时务者就被讥笑为不会变通的笨人和腐儒。
老庄置重的是活身、保命、安生和长生，因而信仰在道家哲学中就更没有地位。因为一有执信，就不灵活，就不利于保身，就会增加生命的痛苦，所以老庄连儒家的“忠信”也抛弃了。特别是以审美为特征而吸引了中国文人的庄学，就更排斥信仰，因为信仰本身就意味着“是”，而庄子却要泯灭生与死、是与非的界限，在消除天地万物的差别而使一切归于混沌的游戏中，使人获得一种审美的陶醉。
道教做为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与其他宗教不同之处在于，道教是不以信仰为重的。葛洪说：“命属生星，则其人必好仙道，好仙道者，求之亦必得也；命属死星，则其人亦不信仙道，不信仙道，则亦不修其事也。”这就是说，你信不信仙道，能不能长生，早已命中注定：“苟无其命，终不肯信，亦安可强令信哉？”道教固然也有戒律，少者五戒，多而至于一千二百戒，但是，道教的戒律是仿照佛法而立的，道教的神明和戒律愈来愈多，就是反过来向佛教示威。因此，道教繁多的神明并不是供人坚执地信仰的，因为这些层出不穷而难以数清的神仙鬼怪，有的是道教本有的，有的是从佛教的万神殿里借来的，有的是民间制造出来又被道教接纳过去的，而且许多神仙来历不明，似乎道士们连查一查他们家谱的功夫也没有，或者是不想查，一查反而索然无味，令人觉得你不通世故。事实上，道教也是无法信仰的。《道藏》内不仅有炼养、符箓、斋醮、祝咒、经戒之类的书，而且包容了道家著作、注疏道家的著作、道士的仙学以及儒、墨、阴阳、名、法、兵、医、杂等各家各类的书籍。这目不暇接、无所不包的典籍，往往是相互对立、矛盾的，你叫人怎么去信仰？
从某种意义上说，孔子的“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是中国文人宗教信仰的语法规则。这一规则使中国文人对什么宗教都不会去迷狂地执信，也可以说，中国文人并不真正相信宗教中的神、鬼、仙、怪。这种对宗教的不执信态度，是基于这样一种心态：神、仙、鬼、怪看不见又摸不着，若真的相信，那么做了赔本的买卖怎么办？但是，无为而无不为，这种对宗教的不执信态度，又可以衍化成对多种宗教都不排斥的心态，因为你完全不相信，若某一宗教的神鬼真的存在怎么办？
这样，对宗教的似信非信就变成了“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或者“不可不信，不可全信”。
鲁迅先生对中国人的信仰特点曾有深刻的剖析：“中国人自然有迷信，也有‘信’，但好像很少‘坚信’。我们先前最尊皇帝，但一面想玩弄他，也尊后妃，但一面又有些想吊她的膀子；畏神明，又烧纸钱作贿赂，拜服豪杰，却不肯为他作牺牲。尊孔的名儒，一面拜佛，信甲的战士，明天信丁。宗教战争是向来没有的，从北魏到唐末的佛道二教的此仆彼起，是只靠几个人在皇帝耳朵边的甘言蜜语。”“中国人的确相信运命”，但是，“运命并不是中国人的事前的指导，乃是事后的一种不费心思的解释。”鲁迅还说，中国人“对于神，宗教，传统的权威，是‘信’和‘从’呢，还是‘怕’和‘利用’？只要看他们的善于变化，毫无特操，是什么也不信从的，但总是摆出和内心两样的架子来。”
有人提倡读经，鲁迅讽刺道，翻阅府县志书，“可惜男的孝子和忠臣也不多的，只有节烈的妇女的名册却大抵有一大卷以至几卷。孔子之徒的经，真不知读到那里去了；到是不识字的妇女们能实践。”鲁迅认为，中国文人虽挂孔子的招牌，其实是庄生的弟子：“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使得中国不但没有坚信和殉道精神，而且使文人们毫无特操，名实不副，趋炎附势。
中国文人“祭神如神在”的似信非信、亦信不信的信仰特点，使得信仰有时就像做买卖，像押宝。于是，一个人可以兼信几种相互对立的宗教。中国文人要入世做一点事、干一番事业的时候，似乎自己已成了儒家的信徒，“天之将降大任于斯人也”；但是一旦碰壁遇难受挫折，就会逃到道家的怀抱中，以为世事无一可为，不如到山水林木中，以闲适为格调，静静地在自然的真气中消融了己身，或者到山中烧炼金丹大药，追求长生久视，或者遁入空门，出家当和尚。事实上，中国文人除了信儒崇道之外，许多人在其一生中对各种宗教、学派都有所触及，包括道教和佛教等等，而且经常从一种转向另一种并将之混淆在一起。明末入华的传教士利玛窦对此感到惊讶和愤慨，他认为中国文人“本想信奉所有的教义，最终却导致无法信仰任何一种宗教了，因为没有任何一种是他们衷心信仰的。”从根本上说，这种信仰特点表明了中国文人将伦理实践看得高于宗教以及鬼神的存在等问题，此之谓“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
中国文人那种似信非信的信仰特点，是很“辩证”的，就是对任何宗教、学派不绝对肯定，也不绝对否定。他们反对盲从，对任何宗教狂热都表现出一种极大的不信任，但也反对绝对地抹煞，认为应该从无论哪种宗教、学派中吸取应该吸取的东西。这就造成了中国文人对相互矛盾、对立的学派和宗教进行兼容并包、折中调和的文化品格。中国的“愚民”与中国文人还有所不同，容易为“邪教”所迷惑而表现出一种宗教狂热和殉道精神。这最早可以追溯到墨家，“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秦汉以后，墨家失传，但一些游侠进入民间，其言必行，其行必果，勇于殉道和赴死。
此后，农民大规模的起义和造反大都具有一种宗教狂热，一些文人也借宗教去召集并凝聚“愚民”。章太炎就认为，黄巾道士，远出巫师，近法墨翟。一直到太平天国和义和团，农民还在借宗教和法术起事，并且表现出极大的宗教狂热和殉道精神。太平天国的英雄们“以人众为技，以敢死为技”；而义和团的拳民们则敢于以肉体去面对洋枪洋炮，因为他们自以为能降神附体，排刀排枪。中国文人虽然对“愚民”的这种狂热和殉道精神不信任，而且认为这种狂热会危害良好的伦理系统和社会秩序，但是，只要“愚民”的狂热受到限制，不危害社会秩序，而且还有利于家国的安定，那么，中国文人也会予以某种肯定。
“李明神父对于士大夫们前后不一的行为感到某种程度的惊讶。这些无神论者以‘新学’（理学）的名义批判了迷信，但却像平民百姓一样跪拜偶像。他们有时也确实会轻信自己在一般情况下要谴责的东西。但他们平时的行为则可以通过他们对严守仪礼以及他们不知道神鬼存在于哪里的犹豫不定的态度来解释。神鬼可能存在，但也可能不存在。在考虑之中，最好的办法是小心谨慎并按陈习行事。”
中国文人这种似信非信，似是而非的信仰态度，导致了他们对一切学派和宗教进行调和的折中精神。儒道虽有相通之处，但在先秦，二者却经常发生冲突。老庄攻击儒家的仁义礼智，孟子攻击“为我”的杨朱。西汉初年，“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然而到后来，名儒可以兼善老庄，隐士也不反对儒学。许多文人认为，儒道是可以融合而互补的，二者虽因时而不同，但其指归则同本于“大道”。孔子曾说，“攻乎异端，斯害也已。”汉代以后，几乎所有学说和教派在中国都已不成为“异端”了。不过，这须有一个前提，即其他教派必须不能以中国文人的传统所信为“异端”，否则就会成为中国文人群起而攻之的“异端”。因此，一种学派和宗教要想在中国存活，就必须不能太认真，更不能以坚执的信仰和殉道精神去排斥异己，而应该具有折中调和的精神。
墨家几乎是先秦诸家中惟一的执著信念、勇于殉道、认认真真的学派和宗教团体，然而，正是墨者那种不以取巧保身而“赴火蹈刃死不旋踵”的品格，以及踏实认真勇于为自己的所信献身殉道的精神，却因“反天下之心”（庄子评墨家语）而失传了。司马谈就认为“墨者俭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偏循”。尽管墨者非儒，孟子非墨，而且由于墨者的执信而导致失传，但是，后代善于调和折中的文人还是有兼信儒墨的，譬如韩愈就以为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二者是可以调和折中的。如果墨者有韩愈的调和精神，就不至于失传。佛教中那些严守师命的宗派如法相宗等，在中国也是昙花一现。在中国扎根并对中国文人具有极大吸引力的，是已经中国化了的佛学禅宗。
禅宗的中国化上文已提及，而其作用一如道家，是中国文人入世不能的退路。你在现实中碰得头破血流，不要紧，世界“本来无一物”，你又烦恼什么呢？禅宗与儒家的关系也很好，而且眉来眼去，秋波送情。当和尚作诗、理学家谈禅的时候，儒佛结合的大喜日子就到了。
于是中国文人不以信仰为重而善于折中调和的结果，在佛教产生了禅宗，在儒家产生了理学。有趣的是，明代的儒者竟以和尚、道士会不会作诗，去判别佛、道二教的高低。而道士不仅以“孔子适周”“问礼于老子”而说太上老君是孔子的老师，而且还考据出老君出函谷关西行到了印度，收佛祖释迦牟尼为徒。这样看来，三教是同源的。
中国文人折中调和的心态是一代胜于一代。在先秦，百家争鸣的方式是百家之间的攻击和斗争，在竞争中显示诸子百家的优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