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卫东抓住勒珍的手说：“哈，你听，他说我会有钱的。我告诉你们，我是无产阶级！我不稀罕！”勒珍漂亮的脸涨红了，挣脱他的手跑了出去，人们友善地哄笑起来。几个姑娘在大家止住了笑声以后仍然笑个没完没了。也许是被这笑声感染的缘故吧，刘世清那张不露喜怒哀乐的脸上渐渐绽出了一点笑容。然后，他坐下来，打开厚重的账簿，从挂在胸口贴肉处的一个小小布套里拔出一枝黑色的钢笔，旋开笔帽，用舌头舔一下笔尖记一笔账，再舔一下笔尖，再记一笔账。那天，他似乎有记不完的账。同时他还瞟见程卫东越来越露出焦躁不安的样子。这个中学毕业生，这个孤儿摆一副见过世面的派头，说些谁也不懂的话，还说他不稀罕钱。这个偏僻村子里朴实的人们谁见过这样举止怪诞的人呢？
程卫东终于走了。
刘世清收好账本，见人们话多了起来，脸上神情也松动了许多，便叹口气，自言自语地说：“勒珍可真是个漂亮姑娘啊！”于是，大家都看见程卫东在广场中央和勒珍站在一起。勒珍顺从地站在那里听他手舞足蹈地说话。
觉巴的脸立即绷紧了。
只有歪嘴，心地简单善良的歪嘴笑了。口水也顺着嘴角流下来。
大表哥觉巴说：“关门！”
刘世清就关了店门。跟着天就黑下来了。不久，月亮又出来了。村子四周的山林把月光染成淡蓝色，幽深而宁静。程卫东就在那个月光如水的夜晚赢得了村里最漂亮的勒珍姑娘的心。这是他从中学回乡的第二个晚上。传说天黑他和姑娘在广场上分手的时候说：“我要为你吹奏笛子，你不会相信那只是笛子的声音，在月亮升起以后。”
他还说他有十二枝不同的笛子。
那天晚上，村子沐浴在皎洁的月光下，第一次被美妙动听的笛音震撼了。程卫东这个学校宣传队的笛手用遍了十二枝竹笛，吹破了好几张笛膜。有人感到月光被笛声像水一样震荡起来。勒珍感到笛声吹得像手抚摸遍了她身体的每一个地方。她哭了。
第二天，她就进了村子里最简陋的那所房子，要看那十二枝笛子。看了，又要再听一次这十二枝笛子吹出的美妙音乐。程卫东说笛膜破了，不能吹了。勒珍的眼圈又红了。程卫东说：“那我们上山采笛膜去吧。”她就随他上山。他们选取最美丽青碧的箭竹，带露伐下，剖开，就取到了笛膜，夹进书里。程卫东还告诉她，他回来要办的两件事情：一件是要揭穿刘世清的真正面目，捣毁他的黑店；一件是要改良村里的畜群，要搞杂交。
“杂交是什么？”
“牦牛配黄牛。”
勒珍有点脸红，同时又咯略地笑了。
“就是搞人工授精嘛。”
姑娘不懂，他就把夹笛膜的书打开，向她仔细讲解了其中几幅插图。于是，箭竹林中，厚厚的，湿润的，清芬的苔藓上就发生了男女之间的那种事情。那时，美丽少女勒珍十九岁，早熟的孤儿程卫东，以前的罗布十七岁。事后，像生活中和小说中都无数次搬演过的那样，勒珍整理好衣裙，望着那一点鲜红的血迹哭了。
程卫东用笛子能发出引人愉悦的声音和那些脆薄易破的笛膜打了一个比方。
勒珍的哭声反而高亢起来，婉转起来了，越劝越哭。程卫东叹息一声，不劝了。她也就跟着不哭了。
她说：“你会不要我的。”
“我要你的。”忧郁的神情雾气一样笼罩了程卫东的双眼，使他的眼睛空洞而茫然，他喃喃问道：“哪里会要我呢？能给我一个立锥之地呢？”
勒珍破涕为笑，说：“我们的村子呀！你不是我们村子的人呀。你……没有爹妈，我的爹妈就是你的爹妈了嘛。”
“村子”，他低下头，弄乱了自己一头整齐的黑发，“你知道村子多么原始落后吗？你知道刘世清怎样压榨人们的血汗吗？”
“我不知道，我爱你。”
勒珍脸上又漾起粉色桃花般的红润。程卫东眼中又跳荡出灼热的光亮，急促地说：“你太漂亮了，你是仙女，我爱你。”
程卫东的帽子就从这天戴到了美女勒珍的头上。
程卫东从山上吹着笛子下来。笛声刺痛了许多人的心房，就像那不是笛声，而是无法躲避的幽冷锋利的针芒一样。读者们记得，到现在为止，故事的背景还固定在夏天，绿色的、生意盎然的、沉静的、明亮的夏天，有森林哺育流水与清新湿润空气的夏天。那年夏天，风调雨顺，庄稼长势很好。这天，村里在小广场上召开社员大会评估收成，人们心情愉悦而又平静。以后的许多许多年头里，人们都回忆那些天气孕育出的丰收年成。人们围坐在小广场上。
生产队长觉巴向刘世清点点头，刘世清立即抱来一小坛酒，并给每个女人和小孩散发两枚棒糖，男人们两支经济牌香烟。觉巴看到每个人都露出满意的笑容，他的脸上也出现了志满意得的神情。刘世清记了账，把厚厚的、蒙着蓝布封面的账簿递到他面前。觉巴就着刘世清手里的印尼盒摁那么一两下，举到嘴前，长哈一口气，这才摁到账簿上面。这笔欠款秋收后将从公粮款中扣除。
都说世界越变越好，但我们为什么如此缅怀那些过去的日子？
就是这个时候，程卫东吹着笛子从山上的白桦林中下来。广场上的人们都看到了勒珍牵着他的衣角沿着溪边的草地蹦蹦跳跳，小鹿一样优美地行走。笛声明亮欢畅，却刺痛了许多人的心房。觉巴的脸绷紧了。平时，这张脸上有这个年纪的人少有的宽宏大量的平和表情。他的严厉的目光、指责的目光投向勒珍的父母。那两口子的头立即低下去了。更多的带着谴责的目光投向那两个低垂的无辜的脑袋。
只有刘世清冷静地倾听那笛声。
好像听懂了笛声。
他的脸上露出了会心的微笑。
后来，他对程卫东说：“你笛子的声音怎么那么高亢了。吹破那么多的笛膜，伤你的身伤你的气呀！人一生一世，啥子样的梦没做过，啥子样的事情没见过，哈子样强过自家的人物没见过啊。”
那一刻，说得程卫东微微颔首。
村子里，还只有刘世清向他讲过这样一番人生的道理啊。他暗暗希望老头能往下谈，一直谈到勒珍。他很想有人来分享一下自己得到一个漂亮姑娘的欢乐。
但刘世清却说：“听说你还会画画，给我的铺面画点革命的画吧。我给你钱，给你烟。”说完，就转身走开了。扔下心高气盛的程卫东愣在那里，一时间回不过神来。
第二天，程卫东去了。
他带去的是几张宣传画。他在画下衬了复写纸，把图案轮廓复写到光滑的云杉木铺板上，然后再分别涂抹一些颜料。这种画法是在农业中学的美术课上学来的。
刘世清给他一块钱，两盒烟，照例一包经济，一包飞马。程卫东接了烟，一块钱又回到刘世清手中。他这回亲自端出一碗酒来。
“用笔挣钱的人请乡亲们喝酒，来呀！”
大表哥觉巴觉得他这话说得含糊，因为刘世清也是用笔挣钱的人，就说：“以前的罗布，如今的程卫东用笔挣钱了，大家喝吧。”并喝了第一口，说：“好酒！”
程卫东喝了，问刘世清：“我的酒，你是不敢掺水吧？”
刘世清俯身擦拭柜台，并不搭话。
果然是好酒，七八个人喝酒，一碗干完，醉了三个。程卫东、觉巴、歪嘴。三个醉酒的人怒目而视。
程卫东嘻嘻一笑说：“歪嘴，你不要恨我，你弟弟比我有出息，他是红卫兵军团的参谋了”。歪嘴竟然乖乖地点头。程卫东又说：“觉巴队长，你不要恨我，我命苦，从小没爹没妈，在城里宣传队造反又犯了男女错误。勒珍也是可怜我。”觉巴血红着双眼慢慢点头。歪嘴歪着脑袋端详程卫东的图画上的人物，突然站起身来，指着刘世清说：“嘻嘻，这人像你。”
大家都来仔细端详，人群中一阵轰然的笑声。
刘世清并不气恼，端出三碗酒来，在三个醉汉面前一人一碗。三人喝完，倒又清醒过来。
程卫东说：“你们知道吗，供销站的李采购已经被抓了？”
“什么事情？”
“他贪污，还和各大队的一些购销员串通，压价收购。”
歪嘴问：“什么叫压价收购？”
“比如你那个麝香，按国家规定该四十元，他说是二十二元。当然，也不止是麝香了，别的东西也是一样。熊皮、熊胆、鹿茸、贝母，多了。”
李采购员也常来村里，把刘世清收购的东西运走。人们的目光一下子集中到刘世清身上。刘世清一如往常，给小钱柜落锁，给柜台落锁，给大门落锁。一大串有用无用的钥匙在他手中哗哗作响。
不久，村里就传遍了刘世清伙同国家采购员坑骗乡亲们的传言，虽然大多数人都是信疑参半。
二十三年后，也就是1990年8月的一天，家里的电话突然响了。是法院来的电话。电话里说：“你好，你是x村人吧？”“我是”，我说。“你认识觉巴吗？”“认识，他是我表兄，是生产队长。”“你知道生产队撤销了。他现在是犯人，盗伐木材，三个人共同盗伐。他说在城里只认识你，要你替他找一个律师。”“那两个呢？”“他们不请人，他们说听天由命，但我们还是给他们指派了。法律程序嘛。”
“谢谢”，我说。
那边用比我还客气的腔调说：“谢谢你。”然后，“咔嗒”一声，电话搁了。
找到律师，我们一起去监狱。
厚重的铁门开了。
隔着铁栏杆，我看到了大表哥，以前的生产队长，现在的盗伐木材犯觉巴。要不是他叫我，我是认不出他来了。
“表弟。”他叫我。
律师上中学时是我妻子的学生，对我说：“你们谈谈吧。”自己踱到一边抽烟去了。
算一算，大表哥已是五十一二岁的人了吧。过去那么刚毅自信的一个人，现在不但苍老，而且有些委琐。
大表哥说：“帮帮我，帮我判个有期徒刑的缓期。”
执行吧。妈妈七十多岁了，我被逮捕的事都还瞒着她，我真被判几年，她会气死的。我们家，没有坐过监狱的人啊。”
“我给你找了一个好律师。”
“你知道我一心一意想当好队长，婚结得晚，娃娃都还没有成人啊。明天开一个大会，我们还要出去游街啊。”
和律师谈完，大表哥又对我喊：“救我，就是救你的亲大娘啊！”
回来的道上，律师跟我谈了大致情况。当然是他们在案卷里交代的情况。现在，村子经过二十多年前那场森林大火，又经过国家、集体一年年无休止的采伐。剩下很少一点树林，分成国有林和集体林两部分。村民们盖房用料要申请，批准后〖先交纳每立方米三十元钱的育林费，然后才取得准伐证，到集体林中去采伐。采伐时，还应有护林员在场监督。护林员是林业部门在村民中指派的，每月领一小笔津贴。
村子的护林员是至今还是单身汉的程卫东，因为他没有什么太近的亲戚，无牵无挂，对人不大讲情面。
恰恰是这个护林员和觉巴以及后来娶得美女勒珍做妻子的歪嘴一起盗伐国有林上等云杉十六棵，四十一立方米。每人平均十三立方米还多。
我不止一次听说村子和周围的村子里有些人家，利用前几年经济形势的混乱，发了木头财。他们大量盗伐木材，以每立方米八十到一百二十元的价钱卖给过路的卡车司机。司机们拉到三四百公里外的省城及省城四周，那里正大兴土木、大造家具，能卖到六七百元钱一立方米。后来，这些人家也买了东风牌卡车，自己不再做那种犯法的事，只管运输，盗伐木材的事就交给村里那些想钱又缺钱用的人去做了。
我又看到这些变得干旱的河谷间的公路上，卡车奔驰，上面载满国家、集体、个人采伐下来的木头。合法采伐的木头，非法采伐的木头，采伐得合法不合理的木头，合理不合法的木头。卡车在碧蓝深远的宁静天空下掀起阵阵不绝的黄色的尘土。
我问律师，他们盗的木头卖了多少。
律师说：“你放心，他们口供里没说这个，只咬定是采伐盖房料的。说是穷，盗伐到国有林里是为了逃交育林税。”
“现在，人人都知道一点法律知识了。报纸上老说犯法是不懂法律的缘故，我看犯法的人倒未必是法盲。”
我点头。
他又说：“只怕那个护林员要判得重了。”
我也点头。
还是回到二十三年前吧。
那年夏末秋初，多年有规律的天气开始叫人把握不定了。
传说国家要开采这一地区的森林。在这之前，人们还传说那些已经开采森林多年的地区气候变坏了。刮风，每年下霜很早，减低了小麦和玉米的收成。许多溪流干涸，或者暴雨，或者干旱。连猎物因无处栖身也几乎绝迹了。现在，每天早晨一次，傍晚一次，村子里都能听到隆隆的开山炮声。已经有上千人在修筑公路。公路正一天天逼近我们的村子，炮声也越来越响亮了。
在那些阴雨的天气里，村子四周的森林聚集着雾气，空中停满积雨的云团。饱含雨水的云团并不把雨水全部洒在一个地方。它们缓缓飘动，还要把雨水带到好多需要雨水的地方。这些云团由山林间的雾气生成，从未经受过开山炮这样强大声浪的震动。现在，这种强劲的声浪冲击震动它们，云中的雨点在村子上空被全部震落。雨水仿佛被激怒了的神灵的鞭子，肆意抽打着村子、河床、庄稼、森林、岩石。
习惯了早上在晴朗天气里出门的人们，被暴雨堵在屋里，看玉米的红缨被雨水击落，牛羊在畜栏里哞咩叫唤，人们心情不好。
于是，觉巴把村民们召集到一起开会。由程卫东念一个星期以前的报纸上的社论。小学校的老师停了课进城造反去了，学校自然停了课。每次开会，大表哥都把我带上，去翻翻报纸，常常和认过的一点字见见面，将来或许比别人有出息一些。有时，程卫东念完报纸，向望着他发痴发呆的勒珍递去眼色，在人们聊天打趣的嘈杂声中教给我几个生字。这时，大表哥都要重重地拍打几下程卫东的肩膀。
那一天，程卫东带来一本他以前上学用的初级小学课本。他把书送给我。那里面有许多插图，比我们上课用的简装本《毛主席语录》漂亮多了。配上图案的生字也好认多了。课本中的一页上尽是人民币图案，不用教，我也把“圆”、“角”、“分”三个字猜出并牢记下来，以后从来没有念错过一次，也没有写错过一次。
散了会，一些人散去，一些人留下，看谁会掏钱买酒。刘世清已经不耐烦地拨弄得腰间那串钥匙哗啷啷响，仍然没人掏钱。
天放晴了，勒珍慢慢往去泉边的路口上挪动。许多双眼睛把热辣辣的目光投到她的背上。这些眼光可能蜇痛了她，她的背和腰肢都慢慢扭动起来。
程卫东拔脚要走，却被我拉住了。在我的示意下，他蹲下身子。我问他：“这些钱可以买到东西吗？”
他眼睛盯也不盯我手中的东西，说：“是钱都能。”说完他就追赶勒珍去了。
那些钱是我从课本上裁下来的，不是真钱，是画在书上的钱，用来教小学生知道钱的面额单位的“钱”。既然程卫东说了可以，我就要用它们买酒，给村里的男人们，给表哥觉巴，再给自己买一枝带彩色图案还带一块橡皮的铅笔，或许还有余钱买几支棒棒糖。平常我用的都是不带橡皮而且外表只有一个颜色的一分钱一枝的铅笔。
人们开始议论起勒珍的美貌来了。
歪嘴说：“她的脸腮，越来越像粉红色的桃花了。”
表哥的脸绷得很紧。
刘世清说：“我只怕她是过于地漂亮了哇。”
“是病？哪一种病？”
刘世清叹口气：“但愿我是错了。”
这时，我把钱塞到了他手上。他诧异地说：“这娃娃，塞些纸片在我手里做哈？”
我说：“不是纸，是钱。”
他把那些皱巴巴的纸打开，看了正面，又看背面。背面和真钱就不一样了，是一个炼钢工人的上半截身子和半截拼音字母。
他突然笑了。
“是钱”，他附在我耳边悄声说，“就是钱，娃娃。你买什么？有橡皮的铅笔，糖，还有酒”。
“当然，漂亮的铅笔，糖，棒糖，只要1个，不，给我十个。当然，十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