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哥哥进门来,也顺势蹲下拔草,和我间间断断说着家里无关紧要的话。我们兄弟向来就是这样,见面没有夸张的语言行为,也没有亲热的动作,平平淡淡里甚至会让生人产生其他猜想,其实大半生里连一句伤害的话从来都没有说过,更谈不到脸红脖子粗的事了。世间兄弟姊妹有种种相处的方式,我们却是于不自觉里形成这种习惯性的状态。
说话间不觉拔完了草,堆起偌大一堆。我用竹笼纳了五笼。倒在门前的场塄下,之后便坐在雨篷下说闲话。懒得烧水,幸好还有几瓶啤酒,当着茶饮,想到什么人什么事,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还有一位村子里的兄弟,也在一起喝着扯着闲话。
从雨篷下透过围墙上方往外望去,大门外场塄上的椿树直撑到天空。记不清谁先说到这棵树,是说这椿树当属村子里现存的少数几棵最大的树,却引发了我的记忆,当即脱口而出,这是咱伯栽的树。这话既是对哥说的,也是对那位弟说的。
按当地习俗,兄弟多的家族,同一辈分的老大,被下辈的儿女称伯,老二被称爸,老三老四等被称大。有的同一门族的人丁超常兴旺,竟有大伯二伯三伯大爸二爸三爸和六大七大八大的排列。这里的乡俗很不一般,对长辈的称呼只有一个字,伯、爸、大、叔、妈、娘、姨、舅、爷等,绝对没有伯伯、爸爸、大大、妈妈、娘娘、姨姨、爷爷、舅舅等的重复啰嗦……我至今也仍然按家乡习惯称父亲为伯。父亲在他那一辈本门三兄弟里为老大,我和同辈兄弟姐妹都叫一个字:伯。如此说来,这文章的标题该当是:伯的树。
我便说起这棵椿树的由来。大约是“三年困难”最困难的一九六零或是一九六一年,我正上高中,周日回到家,父亲在生产队出早工回来,肩上扛着镢头,手里攥着一株小树苗。我在门口看见,搭眼就认出是一株椿树苗子。坡地里这种野生的椿树苗子到处都有,那是椿树结的英角随风飘落,在有水分的土壤里萌芽生根,一年就可以长到半人高的树秧子。这种树秧如长在梯田塄坎的草丛中,又有幸不被砍去当柴烧,就可能长成一棵大椿树;如若生长在坡地梯田里,肯定会被连根挖除晒干当作好柴火,怕其占地影响麦子生长。
父亲手里攥着的这根椿树苗子是一个幸运者,它遇到父亲,不是被扔在门前的场地上晒干了当柴烧,而是要郑重地栽植,正经当作一棵望其成材的树了,进入郑重的保护禁区了;也自这一刻起,它虽是普通不过平凡不过的一种树,却已经有主了,就是父亲。
父亲给我吩咐,你去担水。他说着就在我家门前的场塄边上挖坑。树只是个秧儿,无需大坑,三镢头两铁锨就已告成。我也就没有要替父亲动手,而是按他的指令去担水。
那时候我们村里吃的是泉水,从村子背后的白鹿原北坡的东沟流下来,清凌凌的,干净无染。泉水在村子最东头,我家在村子顶西边。我挑一回水,最快也需半小时。
待我挑水回来,父亲早已挖好坑儿,坐在场塄边儿上抽旱烟。他把树苗置入一个在我看来过大的土坑里。我用铁锨铲土填进坑里,他把虚土踩踏一遍,让我再填,他再踩踏。他教我在土坑外,沿围一圈高出地面的土梁,再倒进水去。我遵嘱一一做好,看着土坑里的水一层一层低下去,渗入新填的新鲜土坑里,成活肯定是毫无一丝疑义。
父亲又指示我,用酸枣刺棵子顺着那个小坑围成一圈栽起来,再用铁丝围拢固定,恰如篱笆,保护小椿树秧子,防止猪拱牛抵羊啃娃娃掐折。我从场边的柴堆上挑选出一根一根较高的业已晒干的酸枣棵子(这是父亲平时挖坡顺手捡回来的),做着这项防护措施。
父亲坐在地上抽烟,看着我做。我却想到,现在属于父亲领地的,除了住房的庄基,就是这块附属于庄基地门前的这一小片场地了,充其量有二厘地。下了这个场塄,就是统归集体的土地了。父亲要在他可以自主掌控的二厘场地上,栽种一棵椿树。
我对父亲的一个尤为突出的记忆,就是他一生爱栽树。他是个农民,种玉米种麦子务弄棉花是他的本职主业,自不必说,而业余爱好就是载树。
我家在河川的几块水地,地头的水渠沿上都长着一排小叶杨树。水渠里大半年都流淌着从漏河里引来的自流水,杨树柳树得了沃土好水的滋养,迎着风如手提般长粗长高。随意从杨树或柳树上折一根枝条,插到渠沿的湿泥里,当年就长得冒过人头了,正如民间说的“三年一根椽,五年长成檩”的速度。
上世纪50年代中期以前,我的父亲就指靠着他在地头渠沿培植的这些杨树,供给先后考上高小和初中的哥和我的学杂费用。那时的小学高年级,我都是住宿搭灶的学生。父亲把杨树齐根砍下来,卖了椽子,大约七八毛钱一根,再把树根刨出来,剁成小块,晒干,用两只大老笼装了,挑过灞河,到对岸的油坊镇上去卖。每百斤可卖一块至一块两毛钱。我至死都不会忘记五十年代中期的这两项货物——椽子和木柴的市场价格。无需解释原因,它关涉我能否在高小和初中的课堂上继续坐下去。
父亲在砍了树干刨了树根的渠沿上,当即就会移栽或插下新的杨树秧或树枝,期待三年后砍下一根椽子卖钱。父亲卖椽卖柴供两个儿子念书的举动无意间传开,竟成为影响范围很宽的事。直到现在,我偶尔遇到一些同里乡党,见面还要感叹几句我父亲当年的这种劳动,甚至说“你伯总算没有白卖树卖柴”的话。
不久,农村实行合作化以后,土地归集体,父亲也无树根可刨了。我就是在那一年休了学,初中刚念了一个学期。不过,我那时并不以为休学有多么严重,不过晚一年毕业而已,比起班上有些结婚和得了儿女的同学,我是年龄最小的一个。这是解放后才获得念书机会的乡村学生的真实情况,结婚和生孩子做父母的初一学生每个班都有几个,不足为奇。
我在每个夏天的周日从学校回到家中,便要给父亲的那棵椿树秧子浇一桶水。这树秧长得很好。新发出的嫩枝竟然比原来的杆子还粗。肯定是水肥充足的缘由。
某一个周六下午我回家走到门口,一眼望见椿树苗新冒出的嫩枝折断了头,不禁一惊,有一种心疼的惋惜。猜想是被谁撞折了,或被哪个孩子掐折了。晚上父亲收工回来吃晚饭时,说是一个七八岁的骚娃(调皮捣蛋的娃)用弹弓打断的。父亲说,娃嘛!就是个骚娃喀。用弹弓耍哩瞄准哩,也不好说他哈。后来就在断折处,从东西两边发出两枝新芽来,渐渐长起来。
我曾建议父亲,小树不该过早分杈,应该去掉一枝,留下一枝才能长高长直。父亲说,先不急,都让长着,万一哪个骚娃再折掉一枝,还有一枝。父亲给骚娃们留下了再破坏的余地,我就不仅仅是听从了,还有某点感动。再说这椿树秧子刚冒出来便遭拦头折断的打击,似乎憋了气,硬是非要长出一番模样来,从侧旁发出的两根新芽更见茁壮,眼见着拔高,竞相比赛一般生机勃勃。
父亲怕那细杆负载不起茂盛的叶子,一旦刮风就可能折断,便给树干捆绑一根立杆,帮扶着它撑立不倒不折。这椿树便站立住了。
无意间几年过去,我高考名落孙山回乡当了民办教师,为生活为前程多经波折,似乎也不太在意它了,这椿树已长得小碗粗了。小碗粗的椿树已经在天空展开枝杈和伞状的树冠,却仍然是两根分枝,父亲竟没有除掉任何一根,他说越长越不忍心砍那多余的一根分枝了,就任其自由生长。这椿树得了父亲的宽容和心软,双枝分杈的形态就保持下来,直到现在都合抱不拢的大树,依然是对称平衡的双枝撑立在那儿,成为一道风景,甚至成为一种标志。有找我的人向村人问路,最明了的回答就是,门口场塄有一棵双杈椿树。
到八十年代初始,生活已发生巨大转机,吃饱穿暖已不再成为一个问题的好光景到来时,我已筹备拆掉老朽不堪的旧房换盖新房了,不料父亲得了绝症。他似乎在交待后事,对我说,场塄上那棵椿树,可以伐倒做门窗料。我知道椿树性硬却也质脆,不宜做椽当梁,做门窗或桌椅却是上好木材。父亲感慨说,我栽了一辈子树,一根椽子都没给自家房子用过,都卖给旁人盖房子了,把这椿树伐下来,给咱的新房用上一回。
我听了竟说不出话,喉头发哽。缓解一阵后,我对父亲说,门窗料我会想办法购买(那时木材属统购物资),让椿树长着。我说不出口的一句话是,父亲留给我的活物,就只剩下这一棵椿树了。不久,父亲去世了,椿树依然蓬勃在门外的场塄上。八十年代初,我随之获得专业写作的机会,索性回到原下老家图得清静,读书写作,还住在遇到阴雨便摆满盆盆罐罐接漏水的老屋里。还继续筹备盖房。某一天,有两三个生人到村子里来寻买合适的树,一眼便瞅中了我父亲的这棵椿树,向村人打听树的主人。村人告诉说,那主家自己准备盖房都舍不得伐它。你恐怕也难买到手。买家说可以多掏一些钱,随之找到我,说椿树做家具是好材料,盖房未必好,可以多给一些钱,让我去选购木这些上好的盖房材料,并说明他们是做家具卖的生意人。我自然谢绝了。这是绝无商议余地的事。我即使再不济,也不能把父亲留给我的最后一棵树砍了。
这椿树就一直长着,直到现在。每隔一段时日抽空回到老家,到门口第一眼看到的就是这棵椿树,父亲就站在我的眼前,树下或门口;我便没有任何孤独空虚,没有任何烦恼,没有任何腌臜的事能够把人腻死……
我和哥坐在雨篷下聊着这棵椿树的由来。他那时候在青海工作,尚不清楚我帮父亲栽树的过程。他在“大跃进”的头一年应招到青海去了,高中只学了一年就等不得毕业了,想参加工作挣钱了。其实,还是父亲在这时候供给着两个中学生,可以想见其艰难。我是依靠着每月八元的助学金在读书,成为我一生铭记国家恩情的事。
“大跃进”很快转变为灾难,青海兴建的厂矿和学校纷纷下马关门,哥和许多陕西青年一样无可选择又回到老家来,生产队新添一个社员。哥听了我的介绍,却纠正我说,这椿树还不是最老的树,父亲栽的最老的树要算上场里地角边的皂荚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