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教案发生于同治九年（1870）五月二十三日。起因是天津境内，常有小孩被迷拐的事情，并且传说失去的小孩，是法国天主教堂的洋人所拐，把他们挖眼剖心，取而制药，因此人民与教徒常有争斗。三口通商大臣崇厚，驻津办理外交已有十年，可说是外交老手，他约法国领事官到署，提犯人对质，民众愤怒，领事丰大业恐怕吃眼前亏，竟然开枪杀人。民众大怒，把丰大业活活打死，并放火烧教堂，使洋人和教民无辜受害者达数十人。曾国藩时为直隶总督，驻保定，奉朝命往天津会同崇厚办理此案。曾国藩未曾办过外交，而此案之发生双方皆有不是之处。曾国藩在此情况之下，万分为难，因为当时的“清议”是颇有力量的，而本人对外情未悉，不知如何做起，如果办理不善，引起战争，弄不好会像叶名琛那样，被洋人掳去。所以他在动身之前，先写下遗嘱，并作家书示其二子处理后事，又写下“遗教”一篇，教诫二子，有云：
余即日前赴天津，查办殴毙洋人，焚毁教堂一案。外人性情凶悍，津民习气浮嚣，俱复难和解，将来构怨兴兵，恐致激成大变。余此行反覆筹思，殊无善策。余自咸丰三年募勇以来，即自誓效命疆场，今老年病躯，危难之际，断不肯吝于一死，以自负其初心，恐邂逅及难，而尔等诸事无所禀承，兹示一二，以备不虞。
当时的中国是没有外交可言，洋人恃其兵船大炮，威胁中国，中国处处都居下风。天津教案既起，惧外的清廷生怕又再发生咸十年英法联军打入北京之事，便谕示曾国藩、崇厚，不可太过强硬，以免引起交涉破裂。崇厚为人媚外成性，对洋人极端畏惧恭顺，故交涉初开，事事逊让。曾国藩到天津后，见崇厚太软弱，而士大夫的清议又高呼攘夷，主张立刻开战，使得他左右为难，拿不定主意，只想在万不得已时一死以谢国人。
他在写给曾纪泽的信中，承认自己为崇厚所误，办理过柔：
天津事尚无头绪，余所办皆力求全和局者，必见讥于清议。但使果能遏兵，即招谤亦听之耳。余不多及。
天津洋案，罗公使十九日相见，虽无十分桀骜要挟之象，然推诿于提督，为兵船到后要挟地步。目下洋船到者已八九号，闻后来尚且不少，包藏祸心，竟不知作何究竟？崇帅事事图悦洋酋之意以顾和局，余观之殊不足恃。死生置之度外，徐俟其至而已。
余令道府拿犯已获十一人，或可以平洋人之气。如再要挟不已，余惟守死持之，断不再软一步。以前为崇公所误，失之太柔，以后当自主也。
杀国人谢罪洋人的方案一公布，朝野上下无不哗然，一时间舆论沸腾，人们骂曾国藩为“卖国贼”。朝廷中的“清议派”更是不遗余力地对其进行攻击，甚至有人主张严惩曾国藩以谢天下，更有人做对联讥讽他：
杀贼功高，百战余生真福将；
和戎罪大，三年早死是完人。
曾国藩声望一落千丈。
曾国藩在处理津案之前，津京地区的顽固派官僚和士大夫，对其在卫道中不惜以杀人为业、双手沾满太平天国农民鲜血的行为大为赞叹，希望他能够借助津民对洋人的愤懑，驱逐洋人，或调兵遣将，不惜孤注一掷，或请求联合英俄以达到“以夷制夷”的目的，或参劾崇厚的“柔弱”外交以伸民气。但曾国藩从保定动身前，就确立了“中国实力不足同外国抗衡，只有力保和局才不致于开仗”的外交路线。
基于以上的认识，曾国藩一到天津便发布文告，警告天津绅民不许滋事、扩大事态，即而又列数了“五疑”，为洋人“伸腰”。奏折在内阁抄发中披露以后，一时间舆论大哗，指责、谩骂纷至沓来。
朝廷中以醇亲王奕顺为首的顽固派，纷纷上书指责曾国藩只顾眼前利益，而放弃了民族的利益，以人心所向于不顾。曾国藩认为这些放言高论的官僚、士大夫，是“持攘夷之论，蓄雪耻之患谋，又多未能审理彼已，统筹全局，为一己之虚名，而使国家受无穷之累。”曾国藩这一席话，确实道出了当时的时弊。
自鸦片战争以来，正是这些放言高论的官僚士大夫，无视西方列强坚船利炮在国门外的威慑，依然用传统的夷夏观念来理解近代的国际关系，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倡导立国在于经典，不在西方的技艺，“师夷之技”，岂不是自甘贬谪？在列强以实力步步紧逼的危难时刻，宁为玉碎，也不可对敌人有任何的让步。以至于有条件的妥协与让步，与引狼入室无异。在议结津案的过程中，他们鲜有人主张用近代军事技术来抵抗侵略，更不能用近代的观念去理解帝国主义列强强加在中国头上的不平等条约的实质。他们的爱国激情，仅在于口头上，而提不出任何被时势认可的且又行之有效的救国方案。
清王朝的最高统治者不得不承认，除了曾国藩的议结方式，另无其它选择。但却在国人面前摆出一副强硬的态度，发出了“持平”，“不构衅”的模糊诣令，形成了一种和具体承办者在津案问题的见解上有异议的形式，这就不难理解，当全国舆论大哗，人言鼎沸的时候，由李鸿章代替曾国藩，实际上是起到了转移视线的作用。且看李鸿章接办的结果，仅将原判20名死刑改为16名，四名为缓期，其余一无更动。显而易见，“当时事势，舍曾国藩之所办，更无办法。”曾国藩已“尽天理人情之至。”
■权经四：婉言是佳肴，给他上一盘
——曾国藩的处世经中，有这样一条：在有所欲求于上时，要委婉而言。
在居官之败中，与领导、上司关系的处理不善是第一原因。曾国藩居丧期间伸手向清廷要官，几乎断送一生的前程，他晚年的日记对此痛加检讨。经历这件事后他就对与上相处之道有了把握了。
○控权实战：直肠子吃菜易拉肚
在曾国藩在处世经中，对于能决定他生杀予夺的最高统治者——也就是皇帝的态度大体有四：一、逆来顺受。二、以死孝忠。三、无奈的时候，“缓”和“拖”。四、有所欲求的时候，委婉而言。这几招能使得曾国藩在朝廷对他任用又怀疑、支持又削弱的夹缝中稳住脚跟，并能频得实惠，步步高升。
曾国藩从来以“理学大师”自居。他向朝廷有所请求，一般说来，尽量避免正面提出自己的要求，而是旁敲侧击，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样，既得到自己所要求的东西，又保住了自己的体面。1857年1月，曾国藩在九江劳师后所上的《附陈近日军情催各省协饷片》奏折就是这样的典型作品。奏折中的第一点，他反复强调了李续宾、杨岳斌所统率的湘军水陆师，本来是曾国藩的部队，是因急人之急，增援湖北而借调给胡林翼的。现在不但湖北省城武昌已经收复，即如湖北的蕲州、黄州沿江城市也已克复。言外之意，是要求清政府将李、杨统率的湘军水陆师拨还给曾国藩节制调遣。奏折中的第二点，旨在张扬他自己旧部李续宾、杨岳斌部水陆师的赫赫战功，为湘军涂脂抹粉，为自己贴金。奏折中第三个要点是，强调李、杨所部水陆师力量的强大，借此抬高自己的地位。奏折中第四个要点，是奏片中的要害。他不说自己是李续宾、杨岳斌所部水陆师的司令，但在奏片中却为李、杨所部湘军请饷、催饷，无异以李、杨所部指挥者自居。
曾国藩的请求自有其道理。自从1855年10月曾国藩派遣罗泽南从江西分军前往武昌外围增援胡林翼后，不久，翼王石达开用兵江西，开辟江西省根据地，曾国藩部湘军一再受到沉重打击。他承受了许多风浪，历尽艰险，以至退守南昌，日坐危城，日夕盼望骆秉章、胡林翼派兵前来，以纾江西之急，尤其希望胡林翼能指挥湘、楚军，及早攻占武昌，然后水陆东下，与自己会师于浔阳江上。现在胡林翼终于占领武昌，攻占武昌的主力是湘军水陆师，其中李续宾统率的湘军，是胡林翼奏调去的；杨岳斌统率的外江水师，是曾国藩派去武昌外围增援胡林翼的。所以，曾国藩认为：清政府应该将杨、李所部湘军水陆师拨还曾国藩。
胡林翼是聪明人，有意命李续宾、杨载福统率的湘军水陆师东下，自己却不随军指挥。胡林翼把这个球踢过来，曾国藩心领神会，立刻把球接了过来。1857年1月15日，他兴冲冲地从吴城镇迅速赶到九江劳师，会晤李续宾、杨岳斌。他们对曾国藩的尊重不减当年，这对曾国藩说来是最大的安慰，因为这标明着湘军中围绕着他的强固的凝聚力并未削弱。
曾国藩说，这次九江劳师，目睹湘军水陆师军容甚盛，兵力强大，感到不胜欣慰。他真正感到舒服的是胡林翼在湖北长期发展、扩编湘军水陆师，能够始终坚持沿用湘军营制，提拔重用的是曾国藩所“心许”的人物。
终观曾国藩以上四条，没有一处明确表示他还要朝廷归还李、杨所部等主张，而是绕来绕去，曲意示衷。
曾国藩就是这样向他的上司——皇帝和清政府表达他的愿望和要求的。这也是以柔克刚之一法，清廷果然准奏，杨、李所部仍旧归曾指挥。
○控权实战：“诡道”，鬼道也
历史上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晋楚城濮之战前，晋文公问谋臣狐偃：“楚国兵多，我国兵少，怎样才能取胜呢？”狐偃回答说：“繁礼君子不厌忠信，战阵之间不厌诈伪。君其诈之而已矣。”这意思就是说，爱好“礼”的人，忠信的言行再多他也不会满足，战阵之间诡诈的手段使用再多也不会过分，您就使用诡诈手段好了。这就是我国“兵不厌诈”使用的由来。韩非子在讲起这事时进一步明确指出应该分清“诡诈”成语的对象：狐偃讲的“不厌诈伪”，“不谓诈其民，谓诈其敌也。”诈伪的手段是只能用来对付敌人的，是不能用来对付自己的老百姓的。在韩非子的论断里已包含着对自己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应采取不同方法的思想萌芽了。
《老子》一书明确提出“治国”与“用兵”方法上的原则区别，说要“以正治国，以奇用兵”。所谓“以正治国，以奇用兵。”就是要用正规的正常的方法治理国家，用不正常的、出奇的方法指挥战争。它讲的是不正常的、出奇的方法，就是“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知其雄，守其雌”等等权术，也就是人们在战争中常用的“欲擒故纵”、“欲取故予”、“强则示弱”、“卑而骄之”等阴谋诡道。
《孙子兵法》说：“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攻之……”又说：“兵以诈立。”这两句话名异而实同，殊途而同归，都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诡诈在战争中举足轻重的关键作用。
上面这些论述，可谓深明用兵之道，体现了中国古代人们对于用兵制敌的智慧，只可惜都还只是把“诡道”局限于用兵，而古往今来的那些成功的政治家，无不把“诡道”用于战场之外。曾国藩深通传统文化和政治兴衰，自然也深知诡道不能仅仅用于战阵。
洪秀全败在曾国藩手中，就败在曾瓦解对手的“诡道”上，只不过，这“诡道”不仅仅表现在战场上罢了。
洪秀全围攻长沙时，左宗棠曾去见过他，劝他放弃基督教，仍标识孔教，以《春秋》攘夷之义来宣传，洪秀全没有听从。可见士大夫对于汉族的耻辱，并非不知道，谁愿意作民族的罪人呢？只是洪秀全学识一般，又不懂得社会心理装模作样，满嘴神话，弄得老百姓都看不惯，士大夫还能寄以同情吗？在这种情况下，他首先发布《讨粤匪檄》以表示他对于洪秀全的态度。
他的檄文煽动群情，本也是兵家一种心理战术的“诡道”，而文中关于种族君臣之义，绝不提及，只暴露洪秀全的“罪状”更是诡诈。（1）视我两湖三江被胁之人，曾犬豕牛马之不若！（2）窃上夷之绪，崇天主之教，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3）毁宣圣之木主，污关岳之宫室，无庙不焚，无像不灭，斯又鬼神所共愤怒。（4）农不能自耕以纳赋，商不能自贾以取息，人民无论贫富，一概抢掠罄尽，寸草不留。他自己的意思是：“慰孔孟人伦之隐痛，为百万生灵报在杀之仇，为上下神祀被辱之憾。“日月幽明，实鉴吾心！”这是多么动人的词句！湘军的分子，不外士子和农民，他们都是崇拜孔孟关岳的，无怪乎“人怀忠愤，如报私仇，千磨百折，有进不休”了。洪秀全虽不是纯粹的宗教革命，而曾国藩却是为宗教而战，好像欧洲的十字军。
太平军以上帝教相号召，曾国藩就搬出孔子、孟子、关帝、岳飞、城隍土地、和尚道士等一切的中国神来抵抗这一外来的的西洋神。因为上帝教要破坏中国的传统文化，曾国藩就搬出这些神以之抗争。尤其孔于、孟子、关帝、岳飞，对于中国读书人和农民，影响力极大。
凡是邻近湖南的各省州县，无不首先奉读，一致传诵。湖南的读书人，首先脱掉长衫，率领许多黑脚杆的农夫，都跑到湘军旗帜之下，从事抵抗太平天国的运动。
所以有人说曾国藩这一纸檄文，可抵得百万雄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