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经秘语
凡与人交际，当求其诚信之素孚，求其协助，当量其力所能为。有人每每求人，好开大口，尚不脱官场陋习。余本不敢开大口，而人亦不能一一应合，便略亮我之诚实耳。
——引自曾国藩《权经》之六官场如战场，残酷无比，尽管如此每个人还是希望自己能有一个当官的机会。其实，如果某人不具备周旋官场的特殊本领，倒还不如平淡一生，因为官场的格斗极其残酷，尤其是近代官场。曾国藩作为清朝重臣，对官场上的周旋之术，有其自身绝有的玩权秘诀，以保平安。
■权经一：官大“势”大
——曾国藩对清廷的认识是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他以居高位挽救江河日下之王朝，不说不存在一种形如高度的历史般之责任。
客观地说，个人的作用，哪怕是那些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风云人物，他们的作用也终究是有限的。个人的成功有时又恰恰是时代的悲哀。个人的无奈有时又恰恰是历史的进步。曾国藩自从中进士后，就立志成为国家屏藩，即中流砥柱，以后他平太平天国、剿捻、办教案，几乎难以措办的事都由他经手。但他又感到十分无奈，即这个江河日下的王朝并非如他这样的几个人就能挽救的。回天虽无力，兴亡当有知。曾国藩对清廷的认识也是经历了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
○玩权实战：在黄河里洗澡
太平天国失败后，清朝不但没有出现“中兴”之势，反而形势一天比一天糟。这不能不引起曾国藩的深思，使他进而联想到清王朝未来的命运。一天他对赵烈文说：“今日有四川庶常来见，其言谈举止不类士夫。前日有同乡庶常送诗，排不成排，古不成古。国家所得人物如此，一代不如一代，文章与国运相关，天下事可知矣。”他一边说，一边不停地皱眉头。不过仅此而已。作为统治阶级最高层的一员，他没有也不可能再往深处去想。但是，地位较低的赵烈文却已经有了成熟的看法。
1867年6月20日晚，曾国藩和赵烈文像往常一样在一起闲聊。曾国藩说，京中来人云，“都门气象甚恶，明火执仗之案时出，而市肆乞丐成群，甚至妇女亦裸身无衤夸。民穷财尽，恐有异变，奈何？”赵烈文说：“天下治安一统久矣，势必驯至分剖。然主威素重，风气未开，若非抽心一烂，则土崩瓦解之局不成。以烈度之，异口之祸必先根本颠仆，而后方州无主，人自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意思是说，全国统一安定的局面已经很久了，势必渐渐走向分裂。但皇帝的权威一向很重，割据风气尚未形成，除非中央政府首先烂掉，否则不会出现国家土崩瓦解的局面。以我的揣测，将来的祸患必是中央政府首先垮台，而后天下无主，人自为政，这种情况的发生大概不会超出五十年了。曾国藩一听，立刻皱起眉头，过了好久才说：“然则当南迁乎？”赵烈文说：“恐遂陆沉，未必能效晋、宋也。”就是说，恐怕是彻底灭亡，不会再像晋、宋两代那样，出现政权南迁、南北分治的局面。曾国藩有些不服气，同赵烈文争辩说：“本朝君德正，或不至此。”赵烈文说：“君德正矣，而国势之隆，食报已不为不厚。国初创业太易，诛戮太重，所以有天下者太巧。天道难知，善恶不相掩，后君之德泽，未足恃也。”曾国藩无言以对，沉默良久方说：“吾日夜望死，忧见宗礻石之陨。”实际上多少默认了赵烈文之论。
从此，曾国藩开始反复考虑赵烈文提出的问题，尤其集中于清王朝会不会“抽心一烂”、“根本颠仆”这个问题上，各种想法不断闪现在他的脑海里，流于他的语言中。有时他同意赵烈文的看法：“京师水泉皆枯，御河断流，朝无君子，人事愤乱，恐非能久之道。”有时又不同意赵烈文的看法：奕讠斤为人“聪颖”，清朝“君德正，勤于政事”，那拉氏大权独揽，遇事“威断”，为前代所无。意思是，清朝大概不会发生像赵烈文所说的那种“抽心一烂”的事。为此，赵烈文同他争辩说，奕讠斤“聪明信有之，亦小智耳。”“身当姬旦之地，无卓然自立之心，位尊势极，虑不出庭户，恐不能无覆悚之虞，非浅智薄慧，涂饰耳目之技所能幸免也”。还说，“勤政”无补于兴亡，“威断”则易受蒙蔽。“中兴气象，第一贵政地有人，奄奄不改，欲以措施一二之偶当，默运天心，未必其然也”。曾国藩最后虽无言以对，但并未心服，对清朝的所谓“中兴”仍抱有幻想。不久，清廷发来上谕，依总理衙门奏请，令督、抚、将军就外交问题各抒己见，具折奏闻。据说，总理衙门在“折中开诚布公，于十年仓卒定约及历年办理情形，尽去虚文讳饰；于日后如何杜其要挟及条约应准应驳，殷殷下问，颇有中外一家之象”。曾国藩请赵烈文过目后非常兴奋地说：“此折所关甚大。枋国不能如此，中兴其有望乎？”接着又慷慨陈词地说“国运长短，不系强弱，惟在上者有立国之道，则虽困不亡”。并举南宋和金朝在强敌威逼下幸存一时的例子得出结论说：“其妙如此，圣人所以动称天命也。”意思是，清朝说不定能像宋晋两代那样，偏安一隅，苟延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他的这种侥幸心理一直保持到1869年赴任直隶总督之后。
自1869年1月1日至2月9日，曾国藩在北京住了一个多月，先住在金鱼胡同贤良寺，后移居宣武门外法源寺。在此期间，曾国藩除访亲问友会见各方要员外，还先后四次受到那拉氏的召见，两次参加国宴，并在宴会上以武英殿大学士排汉大臣班次第一。这是曾国藩一生中最感荣耀的活动。在此之前，曾国藩还没有见过拉氏、同治帝以及奕讠斤、文祥、宝均[]金等军机大臣，通过观察、谈话和访亲问友，他对清政府中的核心人物有了进一步的了解。2月9日，曾国藩从北京动身，沿途巡视永定河等水利设施，直至16日才到达保定，接任直隶总督。通过一个时期的了解，他发现清朝的实际情况比他原来预料的还糟，到处是一片混乱，从中央到地方没有可以依赖的人材，整个清王朝已经像一艘千孔百疮的破船，只好眼看着它一天天地沉没下去，再也没有浮起的希望。
5月28日，赵烈文到达保定的当天晚上，曾国藩就迫不及待地向他吐露了自己的悲观心情：直隶“吏治风俗颓坏已极，官则出息毫无，仰资于徭役；民则健讼成性，藐然于宪典。加以土瘠多灾，暂晴已旱，一雨辄潦”，使他深感诸事棘手，“一筹莫展”。但最使他失望的还是清政府领导核心中根本没有一个足以力挽狂澜，复兴大清之业的人。他分析清政府中的主要人物说，“两宫（指慈安、慈德两太后）才地平常，见面无一要语；皇上冲默，亦无从测之；时局尽在军机恭邸（奕讠斤）、文（义祥）、宝（宝均[]金）数人。恭邸极聪明而晃荡不能立足；文伯川（文祥）正派而规模狭隘，亦不知求人自辅；宝佩衡（宝均[]金）则不满人口。朝中有特立之操者尚推倭艮峰（倭仁），然才薄识短。众更碌碌，甚可忧耳”。
曾国藩的这段话，可以说是对他与赵烈文关于清朝能否中兴问题争论的一个总结。赵烈文早就认为，清朝将太平天国镇压下去之后，虽然不少大人肆渲染所谓“同治中兴”，但从上到下竞相腐败，根本没有复兴的希望。经过两年的争论和观察思考，曾国藩基本上同意了赵的论断，得出大体与赵烈文类似的看法：清王朝从上到下都腐败无能，再没有复兴的希望，它的灭亡不过是个时间和具体方式问题。
○玩权实战：吾法即国法
曾氏重视法制，主张法治的重要表现是，既不能任意赦免，又不可随便赎罚。他称赞西汉匡衡、东汉吴汉不愿赦，三国时期刘备、诸葛亮不谈赫。认为赦免会使子孙不肖，士兵傲慢。曾氏虽说赎有定数，不排“过失”、“老疾”，似乎特殊情况可以赎罚，但他又强调“于词讼罚捐，概行停止”，主张有罪必得罚。
这种不准赦免与赎罚，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法律面前的平等和一律依法办事的原则；但不免缺乏一定的灵活性和没有掌握好时宜，并反映了他严厉惩罚农民起义军的立场和态度。
曾氏重视执法人才的品格、才识，要求执法者既公又明，为民便民，否则立法再好，也会“全失本意”。他强调“任法不如任人”。这既是历史经验的总结，又对后来产生了深刻的启示和影响。如清光绪年间刑部尚书薛允升说：“有法治而无治人，法亦系虚设耳”。“有法治尤贵有治人。”清末修订法律大臣沈家本认为，执法人才之重要，不仅在立法，更在执法。他说：“有其法者，尤贵有其人矣。”
曾国藩主张认真执法，重视执法人才；而执法人才主要是中央和地方都各级官吏。官吏有维护政权，保证实行国家所定法律的责任。但因他们有权，也可破坏法律的执行，借用法律谋私利，毁法坏法。
曾国藩以法治吏有其特殊的手段，首先明确为官任职是为民，并将管理钱粮、狱讼视作为民的主要标尺。曾氏采取培养、甄别、选举、考察等方法选拔官吏。对于官吏的要求是平等待人，不贪污不受贿，用人唯公唯贤，不唯私唯亲。对于谋私、受贿、害民之吏，惩治严厉，立即斩首，“就地正法”。自《汉律》、《唐律》及以后历代法律，对贪污受贿、谋私害民的官吏，均有惩治规定。如《唐律》将“枉法”、“不枉法”、“受所监临财物”列为“六赃”之三。正如薛允升所说：《唐律》之受赃，俱指官吏而言，枉法为重，不枉法次之，所受监又次之，故载在职制律。”“职制律”是专门考察、检查官吏行为的法律，受贿、坐赃为其重要内容，并要求官吏廉洁，严惩贪污腐化。曾国藩关于选举、考察、培养官吏及以法处理谋私、受贿的思想和主张，继承了汉、唐以来任人唯贤和严惩贪官的优良传统，对于晚清政治特别是地方政权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对后世也具有积极意义。
曾国藩在对太平天国革命的军事镇压活动的同时，便对所辖地区的吏治进行了整顿。曾国藩认为地方是全国的行政机构的基础，整饬吏治也必须由州县做起。为此，曾国藩亲手制定了约束州县官吏的《劝诫浅语十六条》，作为各级地方官吏廉洁奉公的准则。从“十六条”的内容中反映了曾国藩对于整饬吏治的态度。“十六条”包括了劝诫州县、劝诫委员、劝诫绅士、劝诫营官等各四条：
劝诫州县四条
上而道府，下而佐杂，以此类推。
一曰治署内以端本
宅门内曰上房、曰官亲、曰幕友、曰家丁；头门以内曰书办、曰差役。此六项者，皆署内之人也。为官者欲治此六项人，须先自治其身。凡银钱一分一毫，一出一入，无不可对人言之外，则身边之人不敢妄取，而上房、官亲、幕友、家丁四者皆治矣。凡文书案牍，无一不躬亲检点，则承办之人不敢舞弊，而书办、差役二者皆治矣。
二曰明刑法以清讼
管子、荀子、文中子之书，皆以严刑为是，以赦宥为非。子产治郑，诸葛治蜀，王猛治秦，皆用严刑，以致×安。为州县者，苟尽心于民事，是非不得剖辨，谳结不得不迅速。既求迅结，不得不刑恶人，以伸善人之气；非虐也，除莠所以爱苗也，惩恶所以安良也。若一案到署，不讯不结，不分是非，不用刑法，名为宽和，实糊涂耳，懒惰耳，纵奸恶以害善良耳。
三曰重家事以厚生
军兴以来，士与工商，生计或未尽绝。惟农夫则无一人不苦，无一处不苦。农夫受苦太久，则必荒田不耕；军无粮，则必扰民；民无粮，则必从贼；贼无粮，则必交流贼，而大乱无了日矣！故今日之州县，以重农为第一要务。病商之钱可取，病农之钱不可取。薄敛以纡其力，减役以安其身；无牛之家，设法购买；有水之田，设法疏消。要使农夫稍有生聚之乐，庶不至迷徙一空。
四曰崇俭朴以养廉
近日州县廉俸入款，皆无着落，而出款仍未尽裁。是以艰窘异常。计惟有节用之一法，尚可公私两全。节用之道，莫先于人少。官亲少，则无需索酬应之繁；幕友家丁少，则减薪工杂支之费。官厨少一双之箸，民间宽一分之力。此外，衣服饮食，事事俭约；声色洋烟，一一禁绝；不献上司，不肥家产。用之于己者有节，则取之于民者有制矣。
其他还有劝诫营官四条，劝委员四条，劝绅士四条，这十六条，曾国藩命刻印成册，使州、县官人手一册，希望他们能将不贪财、不沽名当作座右铭。
曾国藩不辱圣命，峻法的刚挺之气令枉佞之徒胆战，为小贪官为之忐忑，这种作风一直到他任直隶总督时还如此。
我们来看曾国藩这份陈折便可略知一二：
直隶风气的败坏，竟是各省所未听说过的。我到任以后，不得不大力整顿，把清理积案，停止任意摊派作为头等大事。严明法纪，违者严惩。我自认自己不是铁腕人物，就在近期的江南之治也是很宽容的，但是如今在直隶却严厉起来。那些贪官污吏有的致信来保全自己，有的坦白所为希望得到宽恕，这些都在我意料之中。我随时亲自察问，找出问题的要害以图直隶之吏治得到整肃的成效。假使一年半载风气能够稍稍好转，也就不难达到民安世平的目的。我初任直隶，就认为这里如果不采取刚猛措施就不能惩除贪官，这也是应该预先说明的。
为了峻法，曾国藩敢于冒杀头死罪，犯颜上陈，这是众所周知的事。上面那道有关惩治贪官的折子，是在同治八年（1869）正月十七日上奏的，而后两个月整，曾国藩又上了这样的一折，参劾直隶劣等官吏：
一个多月来，我所见的官员有很多，从他们那里所听到还是令人鼓舞的。希望从此风气能有所好转。现在我把所察罪极的十一人列单呈上，恭请圣上一看。虽说不十分确实，但是臣确实多方察问，不敢轻信旁人，不敢稍带个人成见。另外还有十几个未曾察明，等两三个月后，详细察清再据实上奏圣上。严重的仍罢官斥责，不能犯同一罪过而惩罚有所不同，案轻的令其改过自新，对他们应该重在劝诫而不在严惩，藩臬两司所开贤官与我调查相符的，我也分作两次呈圣上一看。
峻法一度使曾国藩声名重创，受到朝野抨击，一时有“曾剃头”、“曾屠户”之浑号流传，无非是说他“滥杀无辜”而已。但是曾国藩没有退怯，他相信只有“挺”下去，坚持峻法，才能拯救垂危的清王朝。他在给弟弟的家信中也直书自己的看法：
吏治最忌讳的，是不分青红皂白，让有德行的人寒心，不贤能的人无所畏惧。如果犯了这个过失，那么百病丛生，不可救药。韫师近日来圣上对他也有些冷淡了，如果更是事事多迁就，那么这些人更加放肆。我近日对待属下改变不明事理的做法。马上派人到三省秘密查寻，也只是革去那些特别差的人。
曾国藩的廉矩之名朝野共仰，声名有加，而一些同僚却畏之如虎，敬而远之，原因是他对于那些贪官污吏，竭力主张查办：
严丽生在湘乡不理公事……，声名狼藉。如查有真实劣迹，或有上案，不妨抄录付京，因有御史在彼处查访他。但须机密。
至于贤良之士，曾国藩则力为推荐或挽留，他说：
朱明府之得民心，予已托人致书上游，属其久留我邑。若因办饷得手，而遂爱民勤政，除盗息讼，我邑之受赐多矣。
对于国家，曾国藩于咸丰元年（1851）三月初九日曾上一折，言兵饷事。四月二十六日进一疏《敬陈圣德三端》，其言激直，有人忧其会因此获皇上谴斥。其上疏之故，具见咸丰元年（1851）五月十四日写给弟弟的信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