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曾国藩既知湘勇不可复用，而与李鸿章相商，屡望淮军以济湘军之穷。淮军之得以不裁，固应曾国藩之需要，亦为李鸿章所希望。至淮军之意然能够不加遣散，乃至李鸿章自有运用经营之法。并非故违国家定制。
（7）因湘军有哥老会。曾国藩自言之：“一曰在营会聚之时，打仗则互相救护，有事则免受人欺。一曰出营离散之时，贫困而遇同会，可周衣食；孤行而遇同会，可免抢劫。因此同心入会。近年以来，各营相习成风，互为羽翼，抗官逼饷，皆由于此，实法禁遏之良法。”哥老会在军中活动，当系事实，孙中山讲演民族主义时，也曾言及左宗棠部下哥老会事，然而情形并未至十分严重。
总而言之，曾国藩毅然裁撤湘军，实际上是完全为应付那群反湘军派而起的。同治初年，曾国藩致李鸿章书：
“长江三千里，几无一船不张鄙人之旗帜，外间疑弊处兵权过重，权力过大，盖谓四省厘金，络绎输送，各处兵将，一呼百诺，其相疑者良非无因。”
这些外界的谣言，曾国藩早已知道。那些清军将领，自己不行，最忌才能，早已讨厌曾国藩这班书生，风头太健，常思有以惩之。清军中有一位高级将领，名叫胜保，每战必败，每败必保，时人称之为“败保”。他最讨厌曾国藩兄弟。蔡寿祺跟胜保最久，所以他首先弹劾曾国藩。曾国藩先裁湘军，以免授人以柄，就是这个关系。
还有一个比反湘军派力量更大的运动，就是湘军造反运动。反湘军派除弹劾外，又由军机处使命曾国藩，呈报历年经费开支帐目。这等于要湘军的命。打了十多年烂仗，你们不发军饷，由我募捐抽厘，七扯八凑，勉强开支过去。这一笔烂帐，请问如何报销？
湘军将领听到这一消息，无不义愤填膺，决心造反！曾国荃、左宗棠、彭玉麟、鲍超四人，乃有玄武湖的会议，决议一致反清，肃清君侧。此举虽被曾国藩压下，而湘军将领反清情绪，迄未消除。曾国藩乃以迅雷不及掩耳手段，毅然裁兵，这一可能性，自属有理。
在裁军上，曾国藩的计谋手法，自是超人一筹。他在战事尚未结束之前，即计划裁撤湘军。他在两江总督任内，便已拼命筹钱，两年之间，已筹到五百万两。钱筹好了，办法拟好了，战事一告结束，便即宣告裁军。不要朝廷一文，裁兵费早已筹妥了。
裁兵经费妥了，裁兵办法拟好了，只筹胜利的莅临。同治三年六月十六日攻下南京，取得胜利，七月初旬开始裁兵，一月之间，首先裁去二万五千人，随后亦略有裁遣。人说招兵容易裁兵难，以曾国藩看来，因为事事有计划、有准备、也就变成招兵容易裁兵更容易了。这也是强人毕生大事之一。
究竟湘军共有多少？我们无法明白。我们只知道：湘军初次出击的人数只有一万七千人。我们只知道，咸丰七八年时，湘军主力，依然只有一万多人。直到安庆之战发生，才增加一万多人，约计三万人左右。同治元年围攻南京的时候，连新招募的、新投诚的一起计算，最高估计，不会超过六万人。
裁去多少？曾国藩不是傻瓜，不会一次裁光。最高的估计大约裁去二分之一，约三万人左右，剩下来未裁的，还有三万人。这三万人，一部分由曾国荃统率。光绪十三年，我们还可见到曾国荃有关湘军的奏议。一部分由左宗棠带往西北去了。一部分水师由黄翼升统之。其他中下级军官，转入淮军去了。
实际上并未大裁特裁，清廷如果逼得太急了，曾国藩的手下有的是兵，要蛮干，大家蛮干，要曾国藩做年羹尧，他是不干的。
从另一角度看，曾国藩是一个读通经史之人，他素抱“花未全开月未圆”主义，万事不要做到尽头，适可而止。
曾国藩决心裁兵，实际是由其忠君的根本思想所导致的。
历代的儒家，很少推重庄子的，可是曾国藩把庄子捧为圣哲，列入圣哲三十二人之林。他九弟生日时，曾国藩作诗赠之：
左列钟铭右谤书，人间随外有乘除；
低头一拜屠羊说，万事浮云过太虚。
他知道人间随时随地，有乘有除；他敬佩屠羊说是一个功高而不争功的人，可谓读庄子有得。
古人云：“识时务者为俊杰。”所谓时务，也指时机，是客观形势和时代潮流，凡人要想成就事业，建立功勋，必须认清时务，因机而变，相时而动。曾国藩知道逆天行事的结果，退而求其次，至少获得忠心的美誉。实际上，他争面子是真，装面子是假。
○悟权实战：“忠”字重于心
忠人反遭黑白颠倒，这时一般人是难以平静的，而曾国藩却以“顺性命之理论”来安抚自己，教诲别人，来完成他的内经“忠疑”之法。
这就是忠疑的问题，“忠疑”之谓，危身奉上，险不辞难，却遭猜疑毁谤，黑白相昧。若何？群子之心，廓然大公。忍侮于大者，乃曰大挺，忍侮于小者，乃曰小挺。
在中国近百年的历史上，曾国藩是一个重要的人物。由于他出力平定太平天国，满清皇朝的命运，得以延存。也因为他善于识拔人才，引用贤能，更时时以转移社会风气及建立廉能政治为己任，所以满清皇朝才会在同治光绪之间，一度出现振衰起敝的中兴气象。同时他注意个人的道德文章修养，在立言、立德、立功上成就了“不朽”之业。
清政府称他是“学有本源，器成远大，忠诚体国，节劲凌霜”。清末的官宦和士人也对他是一片赞美声。“文正公盛烈伟绩冠一代”、“深造道德”，“仁爱备至，智勇兼全”。“器量恢宏，望而知其伟人”，“可称完全之真君子，而为清代第一流人物”等等善颂之词，汗牛充栋。
当时也有人骂他“好杀”、“虚伪”和“失德”。
骂他好杀，是因为曾国藩自己曾告诉他弟弟曾国荃、曾国葆说：“即已带兵，自以杀贼为志，何必以多杀人为悔！”
至于慢与伪，那是他的知己好友，刑部员外郎、专爱而折人短的那懿辰所指责于他的。还有知道曾国藩最深的左宗棠，也骂过他“专标一伪字”。
失德呢，抛开曾国藩在涟滨、岳麓两书院就读时期的好狎邪游，浪漫狂放，作什么赠伎春燕诗一类的少年风流罪过不算，曾国荃攻陷金陵、太平天国亡后，曾国藩踌躇满志，舞之蹈之，就中这种欢欣得意的兴头上，曾国藩有过在流鸳画舫公然过夜的纪录。还有，咸丰皇帝逝世，曾国藩在皇上大丧期间秘密娶了个妾，因此被人指责为“违制失德莫甚于此，实名教罪人之尤”。
章炳麟当时是一个激进的代表，他说。“曾国藩者，誉之则为圣相，谳之则为元凶。”……死三十年，其家人犹曰：“吾祖民贼。悲夫！虽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改也”
孙中山先生在《太平天国战史·序》中也斥曾为“不明春秋大义”“汉子孙不肖”。
还有人认为：曾国藩“得了错误的学问（伪儒学），本着错误的动机（好名之心），‘施用错误的手段’（“一意残忍”滥杀同胞），以达到错误的目的（扶满灭汉及维持传统的制度主义上非正宗的中国文化），而所谓修身、克己、涵养、刻苦、勤俭、刚毅、坚忍……等等德怀，与其知人善任，治兵用将……等长处，皆不过其所利用的工具，利用道德、善行、才能为工具以济其好，是“大盗亦有道”。
但既便如此，许多人还有从其他方面评价曾国藩，章太炎除民族大义一点外，也称赞曾国藩“行事足惬人心”，共治伸张民权，“史道为清”，是一个可以保存文化传统的人物。
梁启超以史学家的眼光，评论曾国藩说：
曾文正公，近日排满家所最唾骂者也。而吾则愈更事而愈崇拜其人。吾以为使曾文正公今日而犹壮年，则中国必由其手而挽救矣。彼惟以天性之极纯厚也，故虽行破坏焉可也；惟以修行之极谨严也，故虽用积变焉可也。彼其事业之成，有所以自养者在也，彼其能率厉群贤，以共图事业之成，有所以字于人且善导人者在也。吾党不欲澄清天下则已，苟有此志，则吾谓《曾文正集》不可不日三复也。
这些评价当然不限于曾国藩镇压了天平天国一事上，更主要的是说他居高位而不危，屡遭猜疑而忠心不贰上。
金陵攻克后，曾国藩的处境，恰似唐代的中兴名臣郭子仪一样。郭子仪晚年声色自娱，府中的奇花异木，不禁游人入内观赏，且用“府门大开”表明“无所隐讳”，藉此远祸。
曾国藩的忠心引起众多的猜疑，不理解，只好刊行家书，来表明心迹，剖白于慈接太后及朝中大臣之前，以示无隐，求取谅解，不但有韬光养晦，洁身自保的意思，也可以澄清朝臣的猜疑，这确实是煞费苦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