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曾国藩如此残暴地屠杀会党群众，不仅为人民所切齿痛恨，也受到社会舆论的抨击，一时间“曾剃头”、“曾屠户”之类的浑号和各种诅咒传遍湖南，人们说他砍人头与给人剃头一样。从此这个骇人听闻的恶名便永远与曾国藩的形象联系在一起了。
当统治阶级用正常的法律手段无法镇原人民的反抗时，总是采用一种非常手段。所以，曾国藩的做法虽然遭到人民的痛恨和一部分士绅、官员的反对，但却得到清朝最高统治者咸丰皇帝的支持。
曾国藩上奏自己办理团练的政策说，对于“教匪”、“资匪”以及逃兵、溃勇、乞丐、游手等“游匪”，“尤认真查拿，遇有形迹可疑曾经抢掠结盟者，即用巡抚令旗，恭请王命，立行正法。”又说：“当此有事之秋，强弱相吞，大小相侵，不速锄其刁悍害民者，则善良终无聊生之日。”
曾国藩向皇帝表示：“臣之愚见，欲纯用重典以锄强暴。但愿良民有安生之日，即臣身得残忍严酷之名亦不敢辞；但愿通省无不破之案，即剿办有棘手万难之处亦不敢辞。奏折呈上之后，咸丰皇帝立即在上面朱批道：“办理土匪，必须从严，务期根除净尽。”当曾国藩在湖南官场中极为孤立的时候，得到咸丰皇帝的这个朱批，如获上方宝剑，再也不怕地方官员的反对和社会舆论的谴责。
湖南大吏对曾国藩的这套做法虽有反感，也不敢公开进行阻挠，只好听之任之。
这样，曾国藩就在近代史上开了最恶劣的先例，撇开一切法令条文和司法机关，不经任何法律手续，随意捕人、杀人。
因而，他受到其后所有统治阶级刽子手的崇拜和效法。早在清朝末年就有人指出：“就地正法之制倡于湘乡（批曾国藩），秦、隋之暴所未有也，不经法司而可以杀人，则刑部为虚设，而民命同于草芥。淫刑已逞，残酷已极，彼尚不肯奏改于贼平之日，而谓其不得已之苦衷可以靠天地，质鬼神，其谁信之？”应该说，这些话是很有道理的。
乱世带兵。没有不杀人的，但杀什么样的人。不杀什么样的人？怎样才算适度？标准往往是很难把握的。曾国藩杀人如麻，宁愿枉一千，不可漏掉一个的作风使他终成大功，成为许多人眼目中的“英雄”，也成为许多人眼目中的“曾屠夫”，千秋功过，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从这个事例可以看出，曾国藩虽然满口仁义道德，主张以礼治天下，但在关键时刻，也是不惜“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这就是所谓法无定法。
■权经三：持政务大体，方显卓然之功
——曾国藩认为，在政务大体上做文章，得来的功赏才最觉荣誉和激动，一切因贪功而速成之事，皆不可求。
为官不得罪巨室，曾国藩对这句古训终生恪守，不敢逾越。不但他自己这样做，也约束他的属下、亲友这样做。曾国藩对中国旧时代的官场十分精道，他清楚与权要过不去，就像以卵击石一样。因此，当他的弟弟曾国荃弹劾官文后，他吃不下睡不香，“一夜数惊”，生怕有什么大灾祸。后来还专门向官文致歉，为此惹得“老九”也对他不满。
到了直隶后，曾国藩就感到自己进入了荆棘之地，摸不得、碰不得，避之唯恐不及，但还会惹怒那些权贵们。同治八年（1869）初，因为练军一事，权贵们又横挑鼻子竖挑眼，以致曾国藩打算辞职回家。
○揉权实战：打蛇打七寸之处
本来，练军是朝廷的旨意，是慈福太后为加强京师防卫，担御虎视眈眈的外国军队而采取的对策，但选练六军，连捻军都不能平，更何谈“咱强之道”。当时负责此事的是官文，清延对他也有微词。早在清廷调任曾国藩为直隶总督时，就令他筹划此事。曾国藩谨遵办理，岂敢有误！
到保定总督署后没几天，曾国藩就前往大校场看将士演练队操。这也是对直隶军队的一次检阅。曾国藩吃过早饭后即正襟端坐，检阅军队。头一阵是中军所统的练军，号称直隶六军之一，共约千人。当时演练了急战阵、藤牌阵、连环阵三种阵图，每种阵图变化六七次，三阵演习下来，共有二十般变化。在西方用洋枪洋炮侵略中国的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曾国藩对这种用阵图变化抵御外人的传统技法表示十分忧虑，他认为这都是花架子，好看不中用，“皆花法也”。第二阵检阅的是用西方武器武装的洋枪队，由赵喜义所带，称为义胜后营。洋枪队武器虽说是西方化，但也吸收了中国的传统，即两军短距离作战所用的长矛也派上用场。第三阵是李德英所带的义胜前营，曾国藩对这一队更是失望，不但“队伍不甚整齐”，而且“末操杂技亦平平”，曾国藩用“无足观”三字表示他的不满。
经过一天的检阅，曾国藩因为“危坐太久”，搞得“骨节酸疼”，但这毕竟是小事。让他寝食难安的是：靠这部分军队抵御内外突发事变是根本不可能的。
直隶军队的文化素质也不高。四月间，他出题考试直隶六军，虽只是很简单的问题，但答非所问者居多。而且，京畿之地，纨绔子弟的作风在军队蔓延，吃喝嫖赌，比外地有过之而无所不及。
曾国藩感到问题严重，必须改革。但如何改呢？组建湘军式的部队容易招人耳目，用现有的练军也难符其实，曾国藩为此苦苦思索，他让幕僚搞一个初步的方案，阅后也不满意。曾国藩将他过去读过的《畿辅通志》找来，细细翻阅。他要得到点启发。但他仍然很失望，阅读兵制各卷后，“不甚了了”，他责怪说，“不知作者果未得要领乎？抑余不善阅乎？”他再阅一次，仍无所得。曾国藩清楚了，因为该书乃“雍正间所修之志，至今情形亦多不合矣。”
曾国藩只好亲自起草练军的折稿。但困难重重，一是过去的成例，传统不能因循，一因循又入故套，二是另起炉灶属于破例，这又会引起权贵们的不满。因为京畿不比其他地方，如果练成的军队不归朝延绝经对统辖，后患无穷，他将成为朝廷的罪了，他感到左右为难。
五月十四日，曾国藩再次拿起上给朝廷的草拟折稿，但沉思痕久，也写不下去，“以练军之事最经难筹办，心无成竹，故文不克就耳。”曾国藩号称晚清善写奏牍的三家之一，这下也难住了。他知道，这是体制的问题。
更困难的是，当时关于直隶练军之事，内外大臣发表了倾向性很强的意见，即不用勇兵。因为勇兵驻于近畿，剿也不能，防也不能，且与居民衅滋事，因多主张练兵，而反对养勇。
曾国藩的看法却与此相反，他从湘边、淮军的成功中受到启发，他认为东南募勇多年，良法美意，练军应当参考。五月二十一日，他上了《直隶练军事宜折》，讲了他关于练军的一些改革办法和主张。
不料，曾国藩的改革办法遭到京城权贵的普遍反对。七月二十七日，他的日记中写道：“因闻直隶练兵折为诸津要所不悦，痛加驳斥，心绪作恶。”
曾国藩感打破旧的成规之难，不在于当事者定志不坚，而在于旁加阻挠者实在太多。八月十十七日，他再上《练军事宜折》，先谈了一番用兵之道，不可一味拘泥成法的道理，又驳斥京中要员的种种责难，最后他请求慈禧允准，暂不争论，由他“先行试办”。这也是曾国藩的聪明之处。他避免与诸们权贵直接交锋，而是先做不说，只做不说。他在日记中写道：“天下事知得十分，不如行得七分，非阅历何由大明哉！”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曾国藩在直隶练军收到了一定成效。他调任两江总督后，由李鸿章接任此事。同治九年（1870）九月二十七日，曾国藩觐见慈禧，西太后问：“尔在直隶练兵若干？”曾国藩回答：“臣练新兵三千，前任督臣官文练旧章之兵四千，共为七千。拟再练三千，合成一万，已与李鸿章商明，照臣奏定章程办理。”慈禧问：“南边练兵也是最要紧的，洋人就很可虑，你们好好的办去。”曾国藩回答：“洋人实在可虑，现在海面上尚不能与之交战，惟尚设法防守。臣拟在江中要紧之处，修筑炮台，以防轮船。”
可见，无论是慈禧还是地方大员，都普遍认识到练兵对保卫国家的重要性，但限于体制、传统，只能进行小修小补而已。这也是曾国藩不愿在天子脚下为官的原因之一。
○揉权实战：高官择要地
历来做官有许多讲究。本来，根据各地差异，做官之地有“冲”、“繁”、“简”、“要”的区分。一般的官员，多选择‘繁”、“要”之地，因为繁要之地虽说责任大些，但权力大，利益多，容易出成绩。而“简”、“冲”之地要粮无粮，要钱无钱，而且，越是贫困，越是盗贼峰起，斗杀成风，官员不但升发无望，反而多以不称职降革。清朝康熙年间有名的清官于成龙，在广西一个县为官十余载，虽挣得清廉之名，而且生当康乾盛世，朝廷倡导清廉，但于成龙不几年即病死。一百多年后，胡林翼在贵州做官道台，后来宁愿当幕僚，也不愿在那里干下去。这是两个很典型的例子。
直隶属于另外一种情况，既属于天子脚下，又属于地方官。这种地方，达官显贵，多如牛毛，很多人都有通天的本事。因此，稍有疏忽，就出大问题。曾国藩非常精通为官之道。认为首要之地，为官更当勤苦耐劳。他赴京途中，在为高官“三不主义”基础上，又体晤出“六项原则”。这六项原则就是针对直隶而发。
直隶总督当时署衙设在保定。曾国藩于同治八年（1869）正月二十七日抵达保定。这时本省司道一级官员早已迎候在城外。第二天开始，曾国藩接见直隶地方官，直隶各州县，每十人为一班，共计十一班于二十八日接见完毕。二十九日，又接见提镇等武职官员，前日未能接见的州县以及教职官员也都安排在这一天。稍晚时分，他又接见佐杂十四起。每起十人，前四起坐见，佐杂立见，“至午正方毕，殊以为苦”。
有了感性认识，曾国藩随后开始清查各官履历。对于要提拔的以及要参劾掉的官员，曾国藩不但将其历年政绩查阅一番，而且还亲自微服私访。曾国藩有知人之名，他不能让自己的名声在直隶丢失。因此，对要参劾的劣员，他研讨再三，审之又慎，他说自己“连日为此事疲弊精力，恐有差失也。”
本着吏治为先的原则，曾国藩在审慎地参劾提拔一批以儆官方的同时，着重从劝导、训化上下功夫。他朝思暮想，三更不眠，在枕上作劝诫州县官厅联：
长吏多从耕田凿井而来，视民事须如家事；
吾曹同讲补过尽忠之道，凛心箴即是官箴。
作毕后，又想沉吟更改，以致久不成寐。三更二点乃入睡。
第二天，他对昨天所做联不甚满意，于是改作一联：
念三辅新离水旱兵戈，赖良支力谋休息；
愿群僚共学龚黄召杜，即长官藉免愆尤。
沉吟良久，至夜方定。曾国藩向来作联作诗，每每苦吟不辍，他虽然说“由才思迟钝之故，亦过于爱好也。”实际是求尽善尽美，起到警示的作用。睡后仍反复思之，缠绕不休，以致不得酣眠。次早初起，又作一联，云：
随时以法言巽语相规，为诸君导迎善气；
斯民当火热水深之后，赖良吏默挽天心。
第三次改定。
曾国藩对整饬吏治确实下了番苦心。二月初二日，他将官厅二幅对联写好后不胜疲倦，说自己“用心太过也”。
他还马不停蹄，巡访各州县。州县地方的条件自然比不上总督衙门，时常有臭虫、蚊子咬得他不能睡觉。这时，他又拿出恢谐的本领，将白香山的诗句略作改动，说：“独有臭虫忘势利，贵人头上不曾饶”。
○权谋经要：“中庸”非神药
国藩从宦有年，饱阅京洛风尘，达官贵人，优容养望，与在下者软熟和同之象，盖已稔知之。而惯常之积不能平，乃变而为慷慨激烈，斩爽肮脏之一途。思欲稍易三四十年来不白不黑、不痛不痒、牢不可破之习，而矫枉过正，或不免流于意气之偏，以是屡蹈愆尤，丛取讥戾。而仁人君子固不当责以中庸之道，且当怜其其有所激而矫之之苦衷也。
诸事棘手，焦灼之际，未尝不思遁入眼闭箱子之中，昂然甘寝，万事不视，或比今日人世差觉快乐。乃焦灼愈甚，公事愈烦，而长夜快乐之期杳无音信。且又晋阶端揆，责任愈重，指摘愈多。人以极品为荣，吾今实以为苦懊之境。然时势所处。万不能置事身外，亦惟有做一日和尚撞一天钟而已。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名家圈点：“中庸”之道，时势为主
曾国藩把明分为两种，一种是高明，一种是精明，总起来说，高明就是比别人看得远，精明就是比别人看得准。反映在具体事物中，就是要有知人之明，处事之能，要与人共享名利，如此等等，而一个人如果有高明和精明，就会举重若轻，处理任何棘手的问题都会得心应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