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征是巨鹿县人，迁居到相州内黄县。高祖时，任太子洗马，辅佐太子建成。魏征看到秦王李世民与太于李建成暗中互相倾轧争夺，多次劝李建成早点下手。玄武门之变后，唐太宗把魏征召来质问说：“你为什么离间我们兄弟？”大家都为魏征感到恐惧。魏征却慷慨自若，从容不迫地回答说：“皇太子（指李建成）当初如果听从我的话，必定不会有今天的杀身之祸。”唐太宗怒意全消，肃然起敬，对魏征给以特别的礼遇，提拔为谏议大夫，还多次把魏征引入寝室，征求他对治国的意见。魏征很有治国的才能，性情又刚正不阿，一点也不屈节顺从。唐太宗每次与魏征谈话，总是很高兴。魏征也觉得遇到了了解自己的国君，要竭尽他的全力为唐太宗李世民所用。唐太宗又安慰魏征说：“你前后所进谏的二百多件事，都合我的心意，如果不是忠诚地奉献国家，怎么能做到如此地步呢？”公元629年，魏征晋迁为秘书监，参与朝政，他深谋远虑，对国家有许多建树。唐太宗曾对魏征说：“你的罪过比射中公子小白衣带钩的管仲还严重，我任用你却超过了齐桓公任用管仲，近代以来君臣相处这样好，哪里有像我和你这样呢？”公元632年，唐太宗巡幸到九成宫，设宴款待亲近的大臣，长孙无忌说：“魏征过去事奉李建成，我看到他们如同仇敌，不料今日又同在一起宴会。”唐太宗说：“魏征过去虽是我的仇敌，但他对事奉的主人竭尽全力，这一点值得嘉奖。我能从敌手中提拔他任用他，又有什么愧对于古代圣明的君主呢？魏征常常冒犯我的颜面，恳切地进行劝谏，不叫我干错误的事情，所以我很器重他。”魏征跪拜说：“陛下您引导我说话，因此我才敢说话。如果陛下您不接受我的意见，我又怎么敢冒犯您，触动您的忌讳呢？”唐太宗非常高兴，每人赐钱15万。公元632年，魏征当了传中，又加封为郑国公。不久，魏征因患病要求辞去他所任的职务，请求当一名散官。唐大宗说：“我从敌对的人群中把你选拔出来，任命你担任重要职务，你看到我的过失，无不进行规谏。你没看到金子埋在矿山里时，会觉得有什么值得宝贵呢？当优良的冶炼工匠把金子锻打成器具，它就被人们当成宝贝了。我正好自比为金子，把你当作优良的工匠。你虽然有病，还不算衰老，怎么能让你消闲不理政事呢？”魏征于是不再说了。公元638年，唐太宗因给皇孙做生日，宴请公卿，太宗非常高兴，对侍臣说：“贞观以前，跟随我平定天下，历尽艰险，房玄龄的功勋是别人无法比得上的。贞观之后，对我竭尽忠诚，奉献忠言，使国家得以安定，使百姓得到好处，成就我现在的功业，为天下人所称道的，只有魏征而已，古代的名臣，没有超过他的。”于是太宗亲自解下佩刀赐给魏征和房玄龄两人。太宗的长子承在东宫，不修养品行，不攻读学业。太宗的四子魏王泰一天比一天受宠爱，宫里宫外的人，都议论纷纷。太宗听到了十分讨厌，对待臣说：“当今的朝臣，忠诚正直都比不上魏征，我派遣他教育皇太子，以此来消除天下人的怨恨情绪。”于是在公元642年授予魏征以太子太师的职务，掌管门下省的事务，还同以前一样。魏征说自己有病，唐太宗对他说：“太子是国家的根本，必须有老师来教育，因此要选正直的人来辅佐太子。我知道你有病，你可以躺着教他。”魏征只好就任。不久魏征病了。魏征家的宅院内原来没有正堂，唐太宗当时正想建造一个小殿，于是就把工程停下来，用建小殿的材料给魏征建造正堂，只用了五天时间就把正堂建成了。唐太宗又派人赐给魏征布被子，白裤子，满足他的愿望。又过了几天，魏征去世了。唐太宗亲临魏家痛哭，赠送给他以司空的官衔，封号文贞。唐太宗亲自为魏征制作碑文，又亲启写在碑上。后来唐太宗曾对待臣们说：“以铜为镜，可以使人知道衣帽穿戴是否端正；以古代历史为镜，可以使人懂得国家兴旺与衰亡的道理；以有见识的人为镜子，可以使人明白得失的原因。我常常用这三面镜子，来防止自己的过失。现在魏征去世了，我就失去了一面镜子。”唐太宗想到这里，伤心流泪。于是唐太宗下诏称：“过去只有魏征常指出我的过失。我怎么单单过去有过失，而今天全都正确了呢？原因不过是臣属们苟且顺从我，难于冒犯我的旨意罢了！因此我虚怀若谷征求外面的意见，以便分辨是非解除疑惑，内心反省。过去你们提出的意见没有采纳，那是我有意的，现在我一心想采纳你们的意见。你们却不说，这是谁的过错呢？从今以后，每人都要详尽地陈述你们的真实想法。我如果有不对之处，你们要直说，不要隐瞒自己的观点。”
唐太宗之知人善用，还体现在一些很细微的地方。当时，唐太宗任用了一批名臣贤相，辅佐他治理国政。房玄龄和杜如晦相互配合，设置政府机构和官员，制定各种典章制度，同为贞观良相。大臣们有时在唐太宗面前议论政事，唐太宗说：非杜如晦无法筹划。”但等杜如晦到来之后，唐太宗最后还是采用房玄龄的谋略。这是因为杜如晦长于决断，房玄龄善于谋划。因此，唐太宗经常是采用房玄龄的谋略、杜如晦的决断。
唐玄宗早年也堪称一代明主，而这与他知人善任也有很大关系。
公元713年，唐玄宗和姚崇在渭水边游猎后，玄宗皇帝让姚崇就国家军政大事陈述意见。姚崇说：“臣愿以十事闻，陛下度不可行，臣敢辞。”玄宗说：“试为朕言之。”于是，姚崇便把要玄宗实行的十件事讲了出来：其一是政先仁恕；二是不幸边功；三是法行自近。四是宦竖不与政；五是租赋之外一切禁绝；六是戚属不任台省；七是接臣以礼；八是群臣得犯颜直谏；九是绝道佛营造；十是禁外戚干政。玄宗皇帝听完大喜；说：“朕能行之。”第二天，玄宗皇帝下诏拜姚崇为夏官待郎（即兵部传郎），同中书门下三品。姚崇拜相后，勤勉能干，深得玄宗皇帝的赏识，凡事都同他商议。有一次，姚崇染病不能入朝，凡军国大事，玄宗就令另一位宰相源乾曜去姚崇府邱咨询。源乾曜所上奏的事，如合玄宗心意，玄宗便说：“一定是姚崇谋划的。”如不合，则反问源乾曜：“为何不去问问姚崇？”直到原乾曜承认确实未问姚崇，玄宗皇帝才停止追问。玄宗皇帝为便于询问政事，命姚崇搬到四方馆居住。姚崇任相期间，对边疆的屯田地点、兵马器械的情况，都了如指掌，成为玄宗皇帝的得力助手，被誉为开元名相。
北宋的开国皇帝宋太祖赵匡胤也是个雄才大略的封建君主，他亲近贤士，疏远佞臣，特别是对陈桥兵变中的功臣赵普，更是视为肱股，委以丞相重任，并经常与他单独商议军机要事，共饮同榻，亲密无间。
一个风雪交加的夜里，操劳一天的赵普刚卸衣人睡，就听家奴通报：“圣上驾到！”赵普慌忙穿衣迎接。赵普把皇上接到客厅，并吩咐烧炭备酒，与宋太祖饮酒畅谈，无拘无束。
酒过三巡，赵普问道：“如此大雪纷飞之夜，陛下不辞劳苦，亲自下顾，不知有何教诲？”
太祖叹息说：“朕睡不能安枕啊！四境之外都是他邦啊！”赵普说：“陛下是忧心天下尚未统一。以愚臣之见，凭陛下之圣贤，荡平天下，指日可待。不知圣意如何？”
太祖沉吟片刻，说：“朕想发兵攻打北汉，尔后南征，卿意如何？”
当时，宋据黄河中下游地区，而南方的广大地区还有南唐、吴越、后蜀、荆、湖和闽等大小政权并立；东北则有强盛的辽国虎视眈眈；又有契丹贵族卵翼下的北汉政权，占据着太原。赵普对当时形势早已掌握，他稍停顿一下，便向太祖进言：“权衡利弊，北汉地当西北两边，不如暂时留下太原，先削平南方各国，然后挥师北上，这样北汉就成为弹丸之地，不攻自破。”
太祖听后，大加赞赏，说：“爱卿之计，正合朕的心意，刚才朕提出先打北汉，只是试探爱卿一下罢了。”
赵普被太祖的雪夜问计所感动，积极为太祖统一天下出谋划策。后来，太祖统一了南方。太祖死后，他的弟弟继承统一事业，到公元979年，中原与南方基本上统一，从而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崛起于布衣，更是知道要打天下，必须用天下之贤士。
朱元璋率军打下徽州后，大将邓愈向他推荐说：“附近有个人叫朱升，作守学政，饱览经书，在徽州一带很有名声，大帅何不访求？”
朱元璋听后大喜，立即和邓愈等人离开帅帐，前去拜访朱升。
来到朱升住处后，朱元璋亲自叩门，只见一老者走出来。朱元璋作揖问道：“请问，先生莫不是名士朱升？”
老者答道：“老朽正是朱升，不知将军尊姓大名？”
邓愈抢先答道：“这就是攻克徽州的红巾军主帅朱元璋。”
朱元璋谦逊地说：“我本布衣，为了推翻元朝的残暴统治，拯救百姓，举起义旗。听说先生是有学问之人，今日特来求教。”
朱升听到这儿，连忙下拜：“原来是朱元帅到了，久慕大名，十分钦佩。老朽乃村野农夫，何劳元帅屈尊！”说罢引朱元璋等人入屋叙谈起来。
俩人促膝畅谈，从衣食住行，风土人情，说到国家大事，百姓疾苦。
朱升谈吐不凡，鞭辟入里。朱元璋连连称是。朱升也觉得朱元璋平易近人，胸怀大志，颇具将帅气度。两个人一见倾心，互相敬慕。
言谈间，朱元璋问道：“以朱老先生之见，当今天下之势，我该如何是好？”朱升早已揣度出朱元璋有平定天下之心，沉思片刻，答道：“以老朽之见，大帅想成就大业，要遵循‘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三句话，如此，元帅大业可成。”
朱元璋听后，连声称赞：“先生立言警策，重如泰山！操练兵马，积蓄实力；奖励农耕，积有食粮；讳露锋芒，勿早树敌。当真是见识宏远！”
以后朱元璋按朱升的三策，大搞屯田，发展生产，整顿军队，势力不断扩大，终于打败张士戾、陈友谅，推翻元统治，做了明朝开国皇帝。
而那些不知如何运用人才的人，其受到的教训往往是十分惨痛的。
战国时期的魏国执政公叔痤患重病，魏惠王前来探视，对公叔座说：万一你故去，我如何安排国家的事务？”公叔痤回答：“有个叫公孙鞅的，可把国家大事委付与他。但是如不想用，就把他杀了。以免为别国所用。危害我们国家。”惠王在回归的路上不以为然地说：“公叔痤这样有才智的人，让我把军政大权交给公孙勒处理，未免太糊涂了。”惠王走后，公孙慧来服侍公叔痤，公叔痤把他对魏惠王说的话告诉了公孙鞅，公鞅敬未加理会。不久公叔痤死了，惠王并未重用公孙鞅。有人知道公叔痤曾向惠王建议如不重用即除去公孙鞅的事，劝公孙鞅快逃走，但公孙鞅仍专心致志地处理公叔痤的丧事。有人问他：“难道不怕惠王将你杀了吗！”他答道：“君王既然不听公叔痤的话重用我，又怎么能听他的话来杀我？”公孙敬后逃到秦国，为秦国所重用，变法图强，奠定了后来秦统一六国的基础，被秦孝公封在商的地方，称商鞅。
所以，曾国藩所说的“虽有贤才，苟不适于用，不逮庸流”，可谓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至理名言。